唐朝国力强大，唐朝的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许多外国人如西域、中亚、新罗、日本等国的人，纷纷来到这里经商、游历、生活、学习。
当时长安城中有100多万人，其中外国侨民大约2万人（大多数是西域中亚人）。这些外国人来到长安后，也带来了他们的特色美食。
奉行“拿来主义”的唐朝人很快对这些外来食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些外来食物在长安大受欢迎。《旧唐书》记载:“开元来，贵人御馔,尽供胡食。”
就和我们今天追捧澳洲龙虾、智利车厘子、挪威三文鱼、神户牛肉、泰国香米一样，这些外来食物改变了唐朝人的饮食方式。
“胡食”就是指西域中亚一带胡人带到长安的风味美食。我国古人习惯上把外国传入中原之物前面加上个“胡”字，如核桃称为“胡桃”，芝麻叫“胡麻”，黄瓜叫“胡瓜”，香菜唐人称为“胡荽”等等。
唐朝长安流行哪些“胡食”呢？
据唐朝名僧慧琳的《一切经音义》记载：“胡食者，即饆饠、烧饼、胡饼、搭纳等是”。下面我们详细说说这些胡食。
1. 饆饠
又写作“毕罗”，为了表示它是一种食物，后来又加上了“饣”字旁，写成“饣毕 饣罗”。波斯文为pilaw，维吾尔语称为“朴劳”，可见“毕罗”是一个音译词。
它是用大米、肉类、水果蔬菜等食料拌在一起蒸闷而成。出锅后，人们用手抓着吃。给人的感觉类似于新疆手抓饭。
毕罗按照食料的不同，又分为“天花毕罗”、“樱桃毕罗”、“蟹黄毕罗”、“苦荬毕罗”等。
“天花毕罗”和“樱桃毕罗”是毕罗中的顶级美食，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吃得起。
《清异录》记载：唐朝大臣韦巨源升官，当上了上书仆射，在家里举行“烧尾宴”（唐朝官场的一种习俗，士人升官后招待前来祝贺者的宴会。）来招待唐中宗等人。筵席的主食就是“天花毕罗”。
能招待皇帝的食物，当然是顶级美食。可见天花毕罗在当时饮食界的地位。
至于樱桃毕罗，唐朝段成式《酉阳杂俎.酒食》：“（唐朝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能作樱桃饆饠，其色不变。
《格致镜原》记载： 唐宰相有樱笋厨，食之精者有樱桃饆饠。今北人呼为波波，南人讹为磨磨。”
樱桃毕罗能受到宰相和大将军的青睐，可见也是当时昂贵的美食。
吃货们总是会大力创新。唐人刘恂《岭表录异》中记载了“蟹黄毕罗”：即用蟹肉和蟹黄混合大米做成的毕罗，十分美味：“赤母蟹，壳内黄赤膏如鸡鸭子共同，肉白如豕膏，实其壳中。淋以五味，蒙以细面，为蟹黄饆饠，珍美可尚。”
至于苦荬毕罗，那就是大众食品了……
苦荬，就是一种野菜：苦菜，长得像小野菊，略带苦味，是当时穷人采摘的食物。用野菜作为食料烹制毕罗，当然档次就低了。
一次，唐朝官员刘崇龟请同僚吃饭。为了标榜自己清廉，他居然请众人吃苦荬毕罗。同僚早就怀疑刘崇龟沽名钓誉，标榜清俭。一个官员就偷偷问刘的小厮：“刘仆射早餐吃的是啥？”小厮说：“吃的泼生。”
所谓“泼生”就是“缕切如丝的鱼生，将初生嫩芽的殷红、叶子的翠绿和鱼丝的银白配合，相映缤纷。” 类似于今天的极品鱼片刺身。
同僚们纷纷嘲笑刘崇龟沽名钓誉，对他嗤之以鼻。
《水浒传》中有个词叫“喽啰”，意思是小山贼、小跟班，这也是毕罗转化而来。相传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天下士子们纷纷来到长安参加科举。因为这些士子都出身贫寒，囊中羞涩，只能吃酒楼里最便宜的苦荬毕罗，被长安人讥笑为“楼罗”，后来演变为“喽啰”。
2.胡饼
胡饼，又称胡麻饼，是西域传到中原的食物。 胡饼的主要食料为面粉、洋葱、芝麻等，先做成饼坯，撒上一层芝麻，再放入炉中烤制，出炉之后，香气四溢，咬一口外脆里嫩，口感极佳。
做胡饼生意的,既有固定店铺,以辅兴坊“胡麻饼店”最负盛名,也有流动的摊贩，叫“鬻饼胡”。经营者多为西域胡人。
因为美味可口，胡饼很快就成为长安广受欢迎的大众美食，甚至一些达官贵人也非常喜欢吃。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长安“时行胡饼,俗家皆然”。
《资治通鉴》记载：安史之乱后，玄宗逃蜀，“日向中，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
唐朝宰相刘晏，在上朝的路上闻到了街道边胡饼店飘出来的香味，于是“使人买之”。刚刚出烤炉的胡饼，非常烫手，他就用袖子包起来拿着吃，还对一起去上朝的同僚们说：“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诗人白居易16岁起就在长安居住，吃遍了长安的美食。后来他去忠州做刺史，想念长安的美食胡饼，就亲自下厨做了一些胡饼送给老友万州刺史杨敬之，还写了首诗：《寄胡饼与杨万州》“胡麻饼样学京师,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予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更有吃货制作了豪华版胡饼。
《唐语林》卷6记载: “时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为‘古楼子’。”这就是一个超级汉堡王！
还有更震撼的。
《北梦琐言》记载，在唐朝灭亡后不久五代前蜀国，有个叫赵雄武的官员，是个美食家，尤其擅长做大饼，人送外号赵大饼。他每次做大饼，每张饼需要三斗面粉做料，做好之后饼发酵竟然有好几间房那么大，“大于数间屋”。据说当时前蜀皇宫举行宴会，达官贵人举办宴席，都要买他的大饼。把一个比房间还大的超级饼摆在宴会上，宾客们分而食之，赞不绝口。
要是在现在，赵雄武的大饼肯定能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北梦琐言》王蜀时，有赵雄武者，众号赵大饼。累典名郡，为一时之富豪。严洁奉身，精于饮馔。居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中有二婢执役，常厨者十五余辈，皆着窄袖鲜洁衣装。事一餐，邀一客，必水陆俱备。虽王侯之家，不得相仿焉。有能造大饼，每三斗面擀一枚，大于数间屋。或大内宴聚，或豪家有广筵，多于众宾内献一枚。裁剖用之，皆有余矣。虽亲密懿分，莫知擀造之法，以此得大饼之号。
3.烧饼
需要说明的是唐朝的烧饼和现在的烧饼不一样，唐朝的烧饼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馅饼。
据北魏《齐民要术》记载： “作烧饼说：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盐熬令热，炙之，面当令起。”意思是说：面要先发酵，肉、葱、豉汁、盐炒熟成馅，包在里烤熟。
这种烧饼也是唐朝长安人喜欢吃的美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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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吃的，咱们再说喝的。
在唐朝长安，人民喜欢吃胡食之外，还喜欢喝西域的各种酒，比如葡萄酒，三勒酒，龙膏酒。
“有唐一代，西域酒在长安亦甚流行。唐初有高昌之葡萄酒，其后有波斯之三勒浆，又有龙膏酒，大约亦出于波斯，俱为时人所称美。……依高昌法制之葡萄酒及波斯法之三勒浆，当俱曾流行于长安市上。”（敦煌学家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葡萄酒
葡萄酒原产于西域小国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东南）。
贞观十四年（640年），高昌国与西突厥结盟，与唐朝为敌，唐太宗派侯君集、薛万均将其灭亡，置高昌县。
凯旋的唐军将高昌王公贵族和府库的财物带回长安，唐太宗李世民大喜。
唐太宗从高昌战利品中发现了马奶葡萄，便种在宫中。后来听说葡萄可以酿酒，就命酒匠将葡萄酿成葡萄酒。据《册府元龟》记载，“及破高昌收马乳蒲桃（葡萄）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
唐太宗将酿出的葡萄酒赏赐给大臣，从此葡萄酒开始在长安乃至整个唐朝流传起来，成为人民喜欢的大众饮品之一。
许多唐朝诗人也将葡萄酒写入诗中，如：
唐朝刘禹锡的《葡萄歌》：
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高。移来碧墀下，张王日日高。……
……
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
王翰的《凉州词》最有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三勒酒
三勒酒原产波斯，后传入长安。加热之后称三勒汤，冰镇的称三勒浆。热饮为汤，冷饮为浆。
据《国史补》记载：“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三者均为植物名）。”
至于酿造之法，唐末五代初，韩鄂《四时纂要》记载：“造三勒浆：诃梨勒、毗梨勒、菴摩勒，已上并和核用，各三大两。捣如麻豆大，不用细。以白蜜一斗，新汲水二斗，熟 调，投干净五斗瓮中，即下三勒末，搅和匀。数重纸密封。三四日开，更搅。以干净帛拭去汗。候发定，即止。但密封。此月一日合，满三十日即成。
三勒酒酿成之后是怎样的呢？
王恽《三勒浆歌》序云：“其光色晔晔，如蒲萄桂醑，味则温馨甘滑，浑涵妙理。”
因为三勒酒由境外运来或者三种主要原料都从域外输入,所以长安城中数量很少。因此在唐朝时期三勒酒是名品佳酿，是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资格饮用的奢侈品，这也是一种身份与社会地位的象征。
白居易《寄献北都留守裴令公并序》：“为穆先陈醴(居易每十斋日在会,常蒙以三勒汤代酒也),招刘共藉糟(刘梦得也)。 ”
白居易家境殷实，但他也只是在宰相裴度宴请宾客时，才饮到裴度家中珍藏的名贵饮品三勒汤，可见三勒酒在当时属于的顶级饮品。
但也有一些幸运儿，品尝到这种顶级饮品。
王恽《三勒浆歌》有：“唐代宗大历间幸太学，以三勒浆赐诸生,其光色灼灼,如蒲桃桂醑,味则温馨甘滑。”这些太学生非常有口福，能饮到皇帝御赐的名酒。
除了太学生，还有那些进士们。《山堂肆考》有：“唐宴进士有三勒浆，谓诃梨勒、庵摩勒、乌榄勒也。”
龙膏酒
出自西域，一说波斯。
唐苏鹗《杜阳杂编》：“顺宗时，处士伊祈元召入宫，饮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此本乌弋山离国所献。”
乌弋山离国为西域三十六国中最西的一国,地址不详。
这种酒在当时很有名，与高昌的葡萄酒齐名，成为长安人饮宴酒之一。
唐宪宗，一位西域 藩属国使者进贡了8坛龙膏酒，“酒色幽黑如纯漆”。
藩属国贡使介绍说，这是用当地一种鳄鱼（湾鳄）经特殊工艺泡制的。龙膏酒不仅补气血，滋心养肺，壮筋骨、驱湿邪，还可以“轻身延年”。
唐宪宗品尝后，顿觉神清气爽，飘飘欲仙，大喜之下，重赏了使者。唐宪宗从此将龙膏酒视为奇珍，定为酒中上品，收藏于金瓶之中，金瓶上面还要盖一块明黄的黄帕做标记，不许任何人乱动。
只有在宴请尊贵宾客时，唐宪宗才“处九华之室，设紫茭席，饮龙膏酒”待之。而且每次饮用时，必须要用白玉盏盛酒。
西域胡人不远万里来到大唐长安，将他们的美食奉献给了大唐吃货。
这些从异域传来的“胡食”经过千年的演变和改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美食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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