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在明朝天启年间，东林党由于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然而此时，东林党人与阉党集团之间因朝政争论相互攻击达到公开不可调和地步。
天启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魏忠贤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他借熊廷弼事件，诬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后来这5人加上自杀的顾大章被称为 “前6君子”)有贪赃之罪，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7人，(史称“后七君子”)东林书院被限期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明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同时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不久，到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内阁。
之后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之后，安徽以南尚在明朝手中。谁来继承大统就成了首要问题。当时可以继承皇位的不过三人，：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三位藩王与崇祯同属一脉，都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祖父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所出。还有一个万历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其中惠王，桂王，潞王都比崇祯大一辈，潞王还是万历的侄子，不能算万历一脉。只有福王朱由菘是万历的孙子，崇祯的堂兄。而且他的父亲老福王要比惠王桂王都长。显然不论血统亲疏和长嫡，即所谓的伦序纲常，福王朱由崧是当然的不二人选。当年嘉靖朝的“大礼议”和万历朝的“争国本”事件中，朝廷官员孜孜以命抗争的就是这份血统亲疏和长嫡。那么这次东林党他们应该拥立福王了吧?可这次他们自扇耳光起来，说什么“立贤”。拥立潞王朱常淓——这个血缘辈分都不着边的王爷。他们不说什么“万事法”了。但潞王怎么贤呢?谁都知道明朝后期藩王也就大地主一个，能有什么作为从哪能看出贤来?而且这人在大名将士与清军奋战的时候，他却酒肉犒劳清军，这种忘恩负义，数典忘祖，一心投降的主贤在哪?福王怎么说也是在与清军作战中，被叛徒出卖活捉的，两人差距可见一斑。
那么东林党一开始为什么坚决不立福王呢?原因很简单，老福王是因为东林党当不了皇帝的，他们害怕福王报复他们，宁可冒着国家动乱也要阻止福王即位。明史写道：伦序当属福王。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梃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续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
东林党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史可法则看出立福王是唯一正确选择，选其他人尤其是哪方面都不沾的潞王必然国家动乱，但他又害怕福王报复，于是找马士英商量。之所以找马士英是因为他手下有三镇总兵，另外福王潞王都停留在他的治下，因此立谁都必须和他商量。从这方面看他对形势的认识远比钱谦益等高得多。马士英当时非常想和东林党亲近，于是与史可法商量一个两面都不得罪之法，舍弃二人拥立桂王。史可法于是写信给南京方面提出拥立桂王，潞王为兵马大元帅的方案。这时那些所谓“立贤”的东林党也不立贤了，立马准备仪仗去广西迎接桂王了。可见这伙人的品性了，为了一己私利竟拿立国君这样大事当儿戏。这只是个人观点有不同意见的欢迎交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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