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一詞，成為2020年開年來被人提及最多的話題。自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爆發後，這是一個多世紀以來最大的全球流行疾病。此前，大多數媒體都將目光投向威脅公共衛生方面。但是隨著疫情的惡化，許多國家紛紛開始封城、禁足，令經濟、社會活動逐漸停擺，有關其經濟影響的擔憂也日益增加。
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突顯了世界各地相互依存的緊密性，以及高度的相關性風險。即使在疫情被遏制之後，全球經濟狀況也會被其改變，澳大利亞也無法獨善其身。
那麼，像新冠這樣的世界大流行疾病會給我們的世界帶來怎樣的變化呢？到目前為止，我們又會學到什麼呢？澳洲廣播公司日前撰文，從八個維度分析了對我們未來生活的影響。
1. 全球化會被終結嗎？
全球化不會一直不變，而這次全球範圍的疫情將會使全球化經歷一次重置。
這場新冠疫情與SARS，甚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存在一定區別，主要經濟體幾乎都受到了嚴重的打擊。此次疫情不僅損害了全球製造業的供應鏈，還損害了以人為本的很多行業，例如教育、旅遊業和其他基於出口的服務業。
當疫情得以緩解時，各國將致力於經濟的重建工作，以實現自給自足型的經濟，其目的是避免像新冠導致的緊急情況下物資進口的脆弱性。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醫療資源，當前，中國在全球醫療設備供應鏈中占主導地位，而中國也已經逐漸恢復生產。儘管中國已經接受了法國接近20億隻口罩的訂單，以及全球數以千計的呼吸機訂單，但面對全球對醫療資源的天量需求，恐怕也無法全部滿足。
美國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
紐約州州長科莫上週四表示，美國依賴中國提供的醫療用品是“最殘酷的諷刺”，總統特朗普則再次動用了《國防生產法》，以加快生產呼吸機。法國總統馬克龍則要求在年底前，法國必須完成口罩完全自主的生產。
2. 民族國家的呼聲再次出現
儘管今年也有關於討論了超國家的治理，但公民主要希望其本國政府可以應對危機。
歐盟成員國都已封鎖了本國的邊界，甚至國內城市之間也進行了封鎖。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日本和挪威等國家也採取了相同的措施。
4月5日23:59，西澳宣佈關閉州界，當地媒體報道時配發了此圖
同時，重要行業的國有化將重新回到議程上。我們將看到部分關鍵公司的國有化，在英國、歐洲和亞洲等國，已經提出了將出現嚴重財務困難的主要航空公司收歸國有的想法。
就當前而言，這些舉措可能會體現在港口和機場，而銀行的國有化暫時可能不會發生。
用澳大利亞人的話來說就是，我們會看到更多本·奇弗利（Ben Chifley，澳大利亞）的經濟“品味”，而不是保羅·基廷（Paul Keating）的。
本·奇弗利作為澳大利亞前總理，主張國家干預主義的經濟政治；然而同樣作為前總理，保羅·基廷則提倡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兩者的鮮明對比，成為了澳大利亞人民口口相傳的故事。
3. 外資真的會枯竭嗎？
隨著海外的“國有企業”不斷地購買澳大利亞的不良資產，過去完全的流動資本的日子已經一起不復返了。
財政部部長喬什·弗萊登伯格（Josh Frydenberg）宣佈，將對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的指導方針進行全面修改。這意味著將廢除當前的門檻，所有外國直接投資投標行為都會被審查。
最初，據說該舉措將僅適用於自由貿易協定合作伙伴，但很快就被澄清為適用於所有人。其原因不言而喻，財長並不擔心來自智利或泰國的大量投資，這顯然是針對希望收購不良資產的中國國有企業。
從歷史來看，澳大利亞是海洋貿易國家；從現代來看，澳大利亞長期以來一直依靠外國投資，並且這種狀況還會繼續下去。但是，澳大利亞在未來或將更加謹慎，以確保外國投資的所有權不是由一個國家控制，從而減少戰略資產和地緣政治風險。
4. 財政刺激：儘早，盡力，讓政策走進每家每戶
在此前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澳大利亞財政部長肯·亨利（Ken Henry）是“儘早，盡力，讓政策走進挨家挨戶”政策的策劃者，這一舉措幫助澳大利亞避免了經濟衰退。
現在，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正在推出總金額為3200億澳元的一系列經濟救助和刺激計劃，為家庭和中小型企業紓困，以及受到新冠影響的行業，例如，藝術，體育，旅遊和航空業等。
不過，現在與此前2008年金融危機的區別是，當年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社會疏離和封鎖，只是純粹的金融危機，而不是公共衛生和經濟危機的結合。
由於全球供應鏈陷入困境，採取巨大的財政措施刺激經濟可能無法帶來有效的結果。聯邦政府可以選擇等到疫苗研製出來之後，再採取相對於的刺激措施，以幫助經濟恢復健康。
目前，澳聯儲已將利率降至0.25%的歷史新低，並回購了大量債券，以向本國經濟注入大量現金。
5. 勞工的哀嘆：工資補貼會成功嗎？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引入了工資補貼，該補貼緩解了許多工薪階層人士的財務壓力，讓他們得以度日，並通過工資的補貼緩解了許多中小型公司僱主的負擔。
像丹麥這樣的國家，已經實施了類似的舉措，並取得了一些成功。這可以幫助本國緩解勞動力市場的焦慮，並使僱員與僱主繼續保持聯繫，而公司也不會因此而破產。此外，這也有助於降低介乎和重新僱傭之間的成本。
當前狀況下並沒有有效的策略來處理新冠病毒，所以該措施是必要的。同時，工會與勞資關係部長之間的建設性關係，對這場疫情引起的危機產生了積極影響。
6.社會距離的障礙
澳大利亞著名的經濟歷史學家傑弗裡·布萊尼（Geoffrey Blainey）撰寫了《距離的障礙（The Tyranny of Distance）》，該書描述了澳大利亞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該國境內和境外之間的遙遠距離。
現在，半個世紀過去了，澳大利亞正在努力應對另一種社會距離的“障礙”，這種障礙阻止人們聚集在一起。
雖然，這些物理隔離措施可能是暫時的，但可能會對經濟產生巨大影響，甚至可能改變我們在新冠之後的工作方式。
我們是否對當前在家工作，而無需去公司開會而感到慶幸？道路交通得以緩解和碳排放量的減少是否會給我們對未來的生活帶來啟示？
這種大流行病可能會提供一個關於人類應如何在必要時適應變化的真實實例。
7. 疫情下的體育經濟學
不得否認的是，“社會距離的障礙”對涉及人群的一切活動都產生了不利影響，從體育到藝術和文化，甚至宗教。
這也體現了體育的經濟價值，因為澳大利亞的兩個主要足球賽事AFL和NRL，都不情願地推遲各自的賽季。日本也花了一段時間將東京奧運會移至2021年7月舉辦。
全球疫情解除後，所有涉及體育和藝術的機構都將大相徑庭，戶外活動的追求可能會徹底改變體育休閒活動（甚至是極其普通的活動，例如，與您的孩子在公園玩耍）。
8. 疫情過後，21世紀的重建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約翰·科廷（John Curtin）和本·奇弗利為首的澳大利亞工黨政府在太平洋地區進行作戰，為可能的入侵做準備；同時建立了一個戰後工業發展迅速，充分就業和大規模移民的國家。
這被稱為戰後重建，是澳大利亞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和經濟計劃之一。該計劃的策劃者在戰爭時期考慮了戰時經濟的變化，以及戰後和平時期和其他擴張工作。例如，在軍火工廠工作的婦女在戰後應何去何從？
同樣，現在的澳大利亞為了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也可能是其發展新產業，創造新工作、學習以及生活方式來重塑自身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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