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爆發的初期，被比喻成SARS，這和國人記憶有關，而在國外，卻被比喻成流感，由此可見每個國家歷史上經歷過什麼。
到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新冠與SARS完全不同，就傳染病中最重要的指標，致死率來說，SARS病人都有重症，致死率約為10%，而新冠存在無症狀、症狀較輕的情況，所以確診數量失真，致死率也不準，但一定是遠小於10%的。
最近行情波動劇烈，在和一位非常博學的朋友交流時，他提議不如介紹和比較下歷史上的大流行病，學習一些歷史經驗，可以幫助我們判斷新冠未來可能的走勢及影響。
今天這篇文章是我這位好朋友資深基金經理李振，寫的關於西班牙大流感的文章。
前言
這次疫情的陰影下我一直在思考，除了幫忙捐點口罩方便麵，我這個一直在與不確定性打交道的人能做什麼，於是和瑪瑙數據（公眾號ID：agatedata）一起收集數據先分析當時比較急迫的回城返工問題。
在當下國內疫情暫告一段落，而全球大流行（pandemic）的開始，只有追溯歷史案例去了解未來最差的情景才能安心。於是研究了1918和2009年兩次全球pandemic。傳播和死亡數據上1918大流感更像本次新冠，但社會背景和傳播條件來說2009相似度更高，時間有限先總結前者。成文倉促，但至少能解決兩個奇怪的問題：
- 1、天氣變暖病毒就會消失嗎？
- 2、印度人的免疫力可以抗病毒嗎？
被後世稱為西班牙流感的1918大流感，1年之內的死亡人數已經和在14世紀滅絕了歐洲30%-60%的黑死病處於同一量級。而最麻煩的情況是，1918年大流感的R0值估計在1.4~2.8之間（BMC Medicine），全球平均致死率為2.5%-5%。新冠病毒目前的R0值估計在 2.06–2.52之間，我國當前數據的死亡率為3.9%。如果想著“不慌，就是嚴重一點的流感”，就好比簽下生死狀去挑戰一位演動作喜劇演員，卻不知道對手是李連杰還是憨豆。
“這場瘟疫傳播範圍達到了幾乎全球的每一個角落，許多愛斯基摩部落是一村一村的死絕，亞馬遜河口的馬拉若島是當時世界上唯一沒有感染報告的人類聚集地。”。
即使被波及的當時的中國，也留下了非常慘烈的記錄。“疫情嚴重時，浙江紹興死亡人數高達10%，當時報載：“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貧苦之戶最居多數，哭聲相應，慘不忍聞。”棺木所售一空，“枕屍待裝不知其數”。河南的情況也相當駭人，報上稱之為 “疫鬼正在高興的時代”。由於死人太多太快，棺材變得奇貨可居，價格不斷上漲，而且需預約訂做，排隊等候。辦理喪事用的白布被一掃而空，鄉間常見“白布滿村”的悽慘景象。由於白布供不應求，有時只能以“麻紙”代替。”（1918年，大流感在中國，人民網）
1918大流感可以簡單分為三波，第一波發生於1918年春季，基本上只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第二波發生於1918年秋季，是死亡率最高的一波；第三波發生於1919年冬季至1920年年春季，死亡率介於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間。
第一波有記錄的流感發生於1918年3月4日一處位於美國堪薩斯州的軍營(Camp Funston, Kansas），但當時的症狀只有頭痛、高燒、肌肉痠痛和食慾不振而已。4月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也傳出流感，3月中國、5月西班牙、6月英國，也相繼發生病情，但都不嚴重。
1918年8月剛離開西非國家塞拉利昂的英國船上發生了致命的流感，在該船抵達英國之前，75%的船員被感染，7%的船員死亡，另外多艘船隻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8月27日，流感傳入美國，並在波士頓的碼頭工人間傳播，而法國的佈雷斯特也在幾乎同一時間爆發了流感；9月開始在歐洲和美國普遍傳播，並在數星期內傳到世界各地。
第二波流感和過去的流行性感冒不同，在20~35歲的青壯年族群中死亡率特別高，其症狀除了高燒、頭痛之外，還有臉色發青和咳血等；流感往往引發併發症而導致死亡，以肺炎最多。許多城市限制市民前往公共場所，電影院、舞廳、運動場所等都被關閉長達超過一年。同年10月是美國曆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月，20萬美國人在這段時間死去，1918年美國的平均壽命因此比平常減少了12年。
第三波流感在大約1919年冬季開始在許多地方出現，至1920年春季起便逐漸神秘地消失。在澳大利亞，流感延續到了1919年8月 （南半球的冬季）；至於在夏威夷，則是延續到了1920年3月。此流感漫延全球，從阿拉斯加的愛斯基摩部落到太平洋中央的薩摩亞島，無一倖免；許多愛斯基摩部落是一村一村的死絕，在薩摩亞死亡率更高達25%。亞馬遜河口的馬拉若島是當時世界上唯一沒有感染報告的人類聚集地。
西班牙流感奪去的人命最早的估計是2000萬人，但後來重新統計結果，將其重定上修為 5000萬人，但上限可能到9000萬人，但不管哪個數字都比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總死亡人數還多。”
郵船、關店這些事情看著眼熟，再做一些雲考古能發現很多重複的場景，滿街口罩、崩潰的醫生，方艙、帳篷病房、投毒謠言、甚至趁亂賣假藥的。
方艙
含一片就能夠可以起到假口罩一樣的效果，
25美分一瓶。
到這小結一下，值得警惕的事情是阻擊戰成為持久戰：
1、在全球蔓延後疫情發展了3波，流行病專家Dr. Dena Grayson也提示這次新冠病毒可能會類似。所以對未來的判斷不能完全參照我們記憶中的SARS一波流。
2、春秋季是高發期，但季節變化並沒有終止疫情的延續。
3、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尤其是零售業，可能不只是個把月。
人得捂多久才能給口罩發展出時尚功能？
在疫情之外，我們必須去考慮傳播動力學的因子結合當時一戰前後的社會背景和技術背景去考慮全球傳染的情況，畢竟已經可以看到中國的情況與全球其他地方差異還是比較大。
社會背景
這部分了解的人很多，不詳述了。
1915年，W．德西特（W. de Sitter）收到了一份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論文副本。
1918年，魯登道夫攻勢，德軍最後一次反撲；魯迅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狂人日記》的短篇小說。
1919年1月巴黎和會，6月德國簽署《凡爾賽和約》。
戰爭傷亡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士兵和平民傷亡超過3500萬。其中大約1500萬死亡，2000萬受傷。以慘烈聞名於世的索姆河戰役英、法聯軍傷亡79萬人 德軍則損失54萬人，帕斯尚爾戰役協約國32.5萬人傷亡，德軍26萬人傷亡。
保羅·福塞爾在《現代記憶中的大戰》中指出，英國軍隊入伍標準的身高下限從1914年8月的1.73米迅速放寬到了10月11日的1.65米。到了11月5日，在10月高達3萬的傷亡數字面前，身高只需1.6米就能入伍了。到了1916年年初，已經沒有足夠的志願兵來補充和替換死去或受傷的士兵了，於是英國首批強制徵召入伍的士兵應運而生。
交通通信
那個時代還沒有商用客機,以倫敦為中心去各地的旅行時間見下圖1914與2016對照（紅色部分在1914年代表5天以內、在2016年代表0.5天以內）。一戰開始後，英國和德國之間所有的直接聯繫都被切斷。俄羅斯與歐洲的聯繫也不復之前的便利。但各國軍隊的集中和流動又促進了病毒的傳播。雖然當時電話和電報已經成為軍民主要的通信手段，但戰時的通信管制也使得人們無法有效瞭解病情，中立國西班牙也因為公開報道而不幸冠名本次疫情。而收音機廣播普及還要在戰爭結束之後再過幾年。
醫療衛生
1914年是荷蘭微生物學家馬丁烏斯·貝傑林克命名病毒Virus後的第15年，因濃度0.2%的檸檬酸鈉溶液可以充當有效的抗凝劑解決凝血的問題，輸血逐漸成為常規治療手段。
戰時維也納的咖啡都是由大麥製成的，而麵包則可能會引發痢疾。
根據當時的資料看口罩作為防護設備在歐美等城市普及，甚至在美國某些州有過立法要求公眾場合必須帶。
由於戰爭膠著，大量醫療資源被配置於軍隊，流感大爆發時，75%的費城醫生及更多護士遠在軍營之中。1917年，法、德、英三國醫務人員和平民人數的比例分別降至：1：7500，1：5777，1：2344，而現在美國中國的比例在 1:333和1:400。
人口密度
1918年全球人口18億，2019年超過77億。1910年，倫敦、紐約人口分別為725.6萬、476萬，2018年分別是890萬、862萬。
西班牙型流感在爆發的這2年後便完全神袐消失，由於信息和數據的缺失，導致很多問題至今沒有確切答案，比如是由何種動物引發，比如軍營戰壕的病毒傳播容易理解，但難以解釋病毒是如何傳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感興趣的同學可以找書《致命流感：百年治療史》講了學者如何在過去5-60年裡試圖尋找和重建當時的病毒。
題外話，有奇怪的說法說某國人民進化出了比較強的免疫力，其實面對病毒人種差異可以忽略，而醫療衛生條件是決定性的。普利策獎記者Laurie Garrett提到：如果利用英國人在印度所建立的資料來看，印度人的死亡率是其他地區的31倍。
與1918流感的客觀條件對比：
不利於控制疫情的地方：
- 全球人口是當時的4.3倍；
- 人員流動速度超過過去20倍；
- 城市人口密度也有一定上升；
- 當前政府控制力弱於戰時狀態(或有)，輿論壓力遠大於當時。
有利於控制疫情的地方：
- 醫療技術，包括檢測手段，疫苗研發、抗病毒藥物、治療及輔助手段
- 醫生數量人均醫生數量是1918年的17倍左右（加上其他醫護人員更高）
- 信息技術提升的溝通效率難以量化，比如學術交流，病例追蹤都是過去沒有的
總結
僅結合如上信息，我的主觀判斷：
如果不考慮維持封鎖，預計疫情影響的持續時間等於疫苗或特效藥問世時間(專家說1年左右)，短於1918流感的2年。雖然醫療實力進步巨大，但真正能夠對抗病毒的手段依然有限，我們沒有想象的那麼先進。（比如相對成熟的流感疫苗有效性也就5成，中招了還是得靠自身免疫力治癒）
群體將通過社交媒體等通信方式傳播的情緒會在當前時刻被迅速放大、傳染、go viral,就像病毒一樣。而通過此前的情況看，除了拔網線並沒有其他方法處理。隨著肉身隔離而信息鏈接更加緊密，這個挑戰大概率會加劇。
民粹加劇的情況很難得到緩解。 結合勒內吉拉爾和埃裡克霍弗的觀點，人群會尋找行動而不會考慮自發性原因，而民族主義又是群體激情最豐富而持久的源泉，世界很可能不會再像過去一樣友好。對待這無限博弈的世界，更應去雪中送碳，而非落井下石。
對於金融市場，歷史背景不同，疫情的影響將完全不一樣。
一戰前世界已經開始動盪，在戰爭結束後毫髮無傷的美國走向了強大的道路；以國聯（League of Nations）為代表的新的秩序開始建立，有學者甚至認為下一次世界級災難可以通過外交溝通來避免；至於凱恩斯所遇見的《凡爾賽合約》導致的德國國內對和約的廣泛怨恨情緒在彼時還不是主流。
而今年這次疫情疊加大選年很可能使人們對未來經濟的預期分歧加大，而在過去全球化分工合作正受到疫情疊加反全球化的衝擊，表現出各種利益爭端和動盪在所難免(比如沙特和俄羅斯的石油戰)。全球範圍經濟活動受疫情抑制的情況下，高槓杆的脆弱行業和複雜產業鏈的行業都有巨大的洗牌壓力。而這種收縮可能觸發的若干種惡性循環（ETF、企業債等）目前還是潛在風險，預測其對市場造成怎樣的影響有循環論證的嫌疑，而且即使發生，也有很大可能會有干預措施打破這種循環。
最後得給自己澄清一下，即使說了這麼多“風險提示”，只是因為我反對對現實的無知和逃避。認識我的都知道本人作為一個偏好成長股的基金經理，其實始終對長期的未來抱有接近盲目的樂觀。對比100多年前的歷史，作為一個理性的人即使覺得現在不順心也不會願意穿越回去吧。在過去這不斷加速的100多年裡，人們認清現實、直面現實、最終超越了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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