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瘟疫、經濟危機與範式革命

作者丨劉勝軍

· 全文共 7909 字，閱讀時長約 20 分鐘

· 本文來源：亞當斯密經濟學（劉勝軍微財經出品）

可以確定的是，COVID-19將被作為“世紀大瘟疫”寫入人類社會的歷史；尚不確定的是，它將對人類社會產生何等深遠的影響。

對於當代的知識分子而言，思考其經濟和金融影響固然重要，但更需要探究它將引發什麼樣的社會範式革命？

2008年金融危機後民粹主義的異軍突起，這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社會結構的變遷和人們觀念的演變，比起經濟和金融的維度更加具有根本性意義。這一點正是希拉里輸給特朗普的根本原因。

《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將“過去10000年間的主要歷史進程”概括為“擁有槍炮、病菌和鋼鐵，或是擁有較早的技術和軍事優勢的人類群體，以犧牲其他群體為代價進行擴張，直到後者被取代或者大家開始分享這些新優勢”。

01、未來未知

媒體和投資者最喜歡聽的就是預測，這其實反映了一種心理依賴，或者叫惰性。

巴菲特從不相信預測，他發自內心地敬畏市場。這是他成為世界首富的重要原因。

諾獎得主班納吉講了一個令人心酸的“經典預測”：

• 《華爾街日報》一直憑其智慧預測未來趨勢。1989 年他們想預測未來 50 年會有哪些輝煌無比的增長故事。自那之後 30 年過去了，《華爾街日報》都預測準了什麼呢？他們預測的第一個贏家是孟加拉國，第二個贏家是泰國。你或許知道，泰國有點兒像 B 級片演員，算不上輝煌的成功故事。最後一個會把你逗樂的預測是津巴布韋。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預測，津巴布韋將成為下一個偉大的非洲增長典範。然而，眾所周知，津巴布韋已經幾近崩潰。《華爾街日報》預測哪個國家不能成功實現增長呢？答案是中國。中國被預測為落後國家之一。鑑於《華爾街日報》的這些預測記錄，我不想因為預測而讓自己尷尬，所以我不打算做預測。

面對世紀疫情，我們要學會敬畏未來。

02、最難的一次預測

隨著 COVID-19 蔓延成為“全球大流行病”，一再超越市場的預期，導致美股暴跌，失業率暴漲，各國開啟“戰時經濟模式”、“不惜一切代價”：美聯儲 all in（0 利率+無限量QE），美國全民派發現金救急。

與此同時，學術界和各國決策層對於危機嚴重程度的判斷也出現分歧，引發一場空前的大辯論。

“戰神”達利歐在此次疫情中幾乎折戟，他承認：

• 最近我犯了一個痛苦的錯誤，沒有一個經過深思熟慮應對流行病的策略。當我深入研究歷史的時候，我發現傳染病和其他自然現象（如干旱和洪水）對經濟和市場的影響比其他其他事物(包括戰爭和革命)對經濟和市場的影響都要大。我怎麼會忽略流行病呢？我發現，我在市場上犯下的最大、最痛苦的錯誤，都是因為我沒有研究那些發生在我有生之年的時間段。

為何此次疫情的影響很難預測？核心在於：

• 疫情持續時間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 疫情持續時間長短直接決定“次生災害”的大小；

• 黑天鵝事件：沙特石油價格戰並非疫情的次生災害，但同步引爆，導致“共振效應”。繼英國首相約翰遜確診後，最近以色列衛生部長確診導致以色列內閣被悉數隔離。究竟還有多少黑天鵝？

• 更重要的是：疫情會不會引起“範式的改變”？這並非不可能。一旦疫情引發強烈的政治經濟互動，世界秩序和規則為之逆轉，那結果更加難以預料。達利歐感嘆：“我相信接下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將會經歷一個與過往 “完全不同”（radically different）的特殊時期：這個時期將會顛覆我們過往對世界的認知。”

03、時間長短是最最最重要變量

時間維度是關鍵：如果將其看成意外一次性衝擊，其影響在時間和規模上將是“可控的”。但如果發展成為中長期的問題，則後果不堪設想。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這次不一樣——八百年金融荒唐史》合著者肯尼斯·S·羅格夫（Kenneth S. Rogoff）精闢地指出：

• 我覺得 2008 年的金融危機只是這一次的演習，這已成為 100 多年來全球經濟有記錄以來最嚴重的下跌。一切都取決於它會持續多久，如果持續很長時間，它肯定會成為所有金融危機的根源。

時間長短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

1. 短時間或許尚可忍耐，時間長了，很多企業、金融機構甚至主權國家恐“缺氧窒息”，引發二次衝擊。

隨著時間的推移，新興市場國家可能成為下一波風險策源地。

聯合國貿易機構預警，從現在到明年年底，發展中國家將不得不償還約 2.7 萬億美元的債務。這一債務如今面臨多重壓力：1）以往他們有能力將大部分債務轉為新貸款，如今將非常困難，即使支付更高利率；2）發展中國家經濟已經受到疫情破壞，資本外逃，而且大宗商品價格暴跌使許多國家遭受困擾，其中包括墨西哥、智利和尼日利亞。

2. 習慣成自然，危機的長期化會改變人們的“行為範式”。

《紐約時報》文章描述了這樣一種“新常態”：

•以前正常的事情現在可能不再正常了。即使在病毒得到控制之後，人們也不太願意擠進人頭攢動的餐館和音樂廳。家庭可能會持續焦慮並厭惡風險，傾向於節儉行事。一些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可能會無限期存在。如果焦慮持續，人們會不願花錢，擴張將是有限的——特別是在需要多年持續警惕冠狀病毒的情況下。

倫敦投資研究公司 TS Lombard 的首席經濟學家（Charles Dumas）表示：

•人們的心理不會就這麼反彈。人們受到了真正的衝擊。恢復將是緩慢的，某些行為模式將會改變，即使不是永遠，至少也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

疫情會否長期化，目前有兩個關鍵：

• 一是歐美國家能否壯士斷腕，果斷止損。

• 二是無症狀疫情的發展態勢。在一些進行大規模檢測的國家，無症狀感染者的比例高達 50%。也有一些研究推測，或有 30%-60% 的感染者無症狀或症狀輕微，但無症狀感染者的傳染力和群體傳播效率低。

△全球疫情突破百萬關口

04、疫情出現的糟糕時機

大家都知道“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根稻草本身並無特殊之處，只是它出現的時機很不尋常。

應該說，此次疫情發生在一個世界經濟相當脆弱的時刻。

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經濟學家羅奇（Stephen Roach）指出：

• 我們的經濟事實上在疫情發生以前就已經十分脆弱。IMF 將 2019 年全球 GDP 增速定為 2.9% 。這是一個非常低的水平。只比我們通常認為的 2.5% 的全球經濟衰退閾值高出 0.4%。新冠病毒的衝擊發生在全球經濟已經相當脆弱的時候，而此時如果經濟中沒有緩衝，必將遭受巨大打擊。這就是我們已經經歷的事實。

• 美國的財政赤字正呈爆炸式增長。目前可能最令人擔憂的風險是企業信貸市場，美國公司特別是在過去 10 年中借了大量資金的公司，通過低利率大舉加槓桿。面對經濟活動的急劇下滑，以及企業收入的巨大缺口，企業高槓杆問題變得非常棘手。

達利歐認為：

• 我認為 1930 年至 1945 年是現在最近的類似時期，因為那時，就像現在一樣，利率觸及 0% 的底線，貨幣政策無效，債臺高築，全球經濟疲軟，存在巨大的財富和政治差距，一個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國正在挑戰現有的世界大國。作為對這些事情的回應，大量的財政支出產生了大量的政府債務，需要在沒有足夠的自由市場需求購買時出售，因此中央銀行需要以某種方式將這些債務貨幣化。美國政府現在的財政赤字將超過 GDP 的 20% ，美聯儲印鈔票和購買債券的數量將使其債務佔 GDP 的 30% 左右，比二戰時期的峰值還要高。

05、悲觀者說

• 安聯保險公司的首席經濟顧問穆罕默德·埃裡安：這是決定一代人命運的時刻。我從未見過如此規模的經濟停滯，當然也從未見過一些大國突然陷入這種經濟停滯。

• 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這次疫情的衝擊我認為會遠遠超過 2008 年，可能會比 1929 年 - 1933 年大蕭條時還糟。因為：

1）大蕭條的中心是西方，當時全球化的程度遠沒有現在這麼高。當前，世界已經成了“地球村”，造成的傷害會遠遠大於當年。

2）危機當前大家往往不能“有難同當”，不少國家民族主義戰勝了國際主義，國家利益戰勝了全球利益，甚至出現了不少“趁火打劫”行為。

3）大蕭條時美國處於“青壯年”時期，但現在它已步入“中老年”，國際領導能力和意願都在下降。這意味著危機當前沒有有力的協調者，這很糟糕。

不僅如此，鄭永年還預言會出現“範式的變化”：

•我認為可能會回到上世紀 80 年代以前的狀態，是一種“有限的全球化”，各國會把和自己國家安全和基本民生非常緊密的生產部門掌握在自己手裡，回到經濟主權時代。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抱有類似的憂慮：

• 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全球危機，可能引發世界各地的衝突。

最近，美國被指責“強搶口罩”。德國柏林州內政部部長Andreas Geisel憤怒地指控美國人是“當代海盜”。柏林市長Michael Mueller）斥責美國政府的行為“不負責任”、“不人道”和“無法令人接受”。加拿大總理特魯稱美國的做法是“錯誤”的，並提醒說美國也在從加拿大進口醫療用品。

倫敦政經學院終身教授金刻羽：

• 目前，世界正面臨著類似 1930 年代經濟蕭條的前景，或許是 2009 年經濟大衰退的幾倍。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可能是我們一生中經歷的最大的經濟事件。這場流行病可與 1918 年襲擊西班牙的大流感相提並論，那場流感當時感染了西班牙 1/4 的人口，並且有 5000 萬人死亡。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中，美國一些大銀行瀕臨違約，政府當時出手拯救了銀行。如今，政府需要出面拯救一切——包括她的人民、中小企業、銀行和金融機構。如果世界主要經濟體出現 12-18 個月的經濟停滯，我們將面臨的是比大蕭條更嚴重的挑戰。

06、樂觀者言

樂觀者成為少數派。

日內瓦的東方匯理財富管理公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Marie Owens Thomsen 打了個比方說：

• 你按下了暫停鍵，然後又按下開始鍵，機器又重新運轉起來。

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陳志武稱：

• 我倒是比較樂觀。人的社會屬性就是越是恐慌、悲觀到極致的時候，越應該心懷希望。流行病毒的感染類似於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當流行病來臨時，相關性強、互動性高的人群染病的風險就大，醫院會出現“擠兌”情況，死亡率也會比平時大大上升。在政府和社會終於高度警惕，大家都產生恐慌後，產生共振的可能性就降低了。目前股市不能說完全探底，但是也接近谷底水平了。

• 美國經濟在疫情之前總體來說是健康的，沒有這次疫情的話經濟衰退的概率還是很低的。因為很重要的一點：美國經濟 71% 取決於民間消費，民間消費指標的最關鍵決定性因素就是就業情況，老百姓有收入就有消費保障。我研究美國經濟 40 多年，哪怕是最欣欣向榮的時候都有很多人批評，美國媒體以批評為主。但實際上美國經濟基礎還是非常強的，特別是川普 3 年前的減稅政策對企業的幫助。

• 美國經濟進入長期衰退的概率是很低的，因為利息低，流動性供應充足，疫情過去之後，美國企業恢復運轉，會有更多的供應鏈和產業鏈搬回美國，因為他們看到了中美貿易戰和中國疫情對他們的巨大影響，一旦他們在中國的供應鏈中斷，會直接影響到企業生產和銷售。所以我認為疫情穩定後，更多的美國企業和產業鏈會搬回美國，這對美國經濟的恢復和提振也是有幫助的。

07、相對謹慎者

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說：

• 比起 1930 年代的大蕭條，當前的危機更像是一場暴風雪或自然災害。這次不會達到大蕭條那樣的嚴重程度。大蕭條源於人們的認知原因、貨幣政策和金融市場動盪混亂。那一次持續了 12 年。現在不會出現上一次那樣的典型的通縮狀況。與 2008 年的金融危機相比，現在的情形差不多與那時相反。2008 年是金融體系的問題感染到了整個經濟。而這次，是由疫情帶來的經濟問題正在感染銀行體系。

經濟學家許小年：

• 現在美國金融體系比 2008 年健康很多，表現在資本充足率 11%（2008 8%）；家庭資產負債表完好無損（對比 2008 就是家庭資產負債表失衡），金融體系流動性不缺。唯一不好是企業部門負債和政府負債高。短期來看，流動性風險緩解，1929 式的危機概率不大。風險在於疫情反覆長期衝擊，影響實體。只要美國金融不出事情，就不會有大的影響。但是，衰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衰退時間會比較長。中國的疫情大為緩解，但復工沒有訂單，工廠還是轉不起來。

耶魯大學羅奇（Stephen Roach）：

• 毫無疑問已經進入全球經濟衰退期。衰退的深度僅次於 1930 年代的大危機，影響範圍之廣，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倖免。與大蕭條時期相比，現在經濟結構已經非常不同，安全網也不同。導致 1930 年代大蕭條的諸多因素在今天都已經不存在。大蕭條中，股市泡沫破裂，銀行體系脆弱，高關稅引發全球貿易戰，但缺乏一個真正的政策框架進行應對，全球貨幣政策也犯了嚴重錯誤。這次危機的不同之處在於，一種強大的外生性衝擊，給經濟造成了大規模的混亂與中斷。這是美國經濟的一個突然停滯。這至少是自二戰結束以來我們看到的跌幅最大的兩個季度。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最終將得到解決，但經濟反彈將不會自熱而然發生。這不是你的花園品種商業週期，在急劇下滑之後，會出現同樣急劇的反彈。我們可以重新開始生產，但在人們仍然害怕和不願意出去社交和消費的情況下，我們真的可以重新開始消費嗎？因此，

08、應對危機之策

與疫情防控的手足無措相比，美國在財政和貨幣政策方面的應對堪稱“神勇”，原因在於：

• 有 2008 年次貸危機成功救市的經驗；

• 來自特朗普的政治壓力；

• 2020 大選的選前備戰導致共和黨、民主黨都不願“做惡人”。

然而，專家們對於美國的“神勇救市”評價並不高。

首要的問題是本末倒置。

• 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說：政策產生作用的提前是疫情能得到控制。如果不能優先解決好這場公共衛生危機，不能有效對付病毒及其傳染，那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將難以發揮作用。

• 羅奇指出：這場危機首先是公共衛生危機，解決的途徑是科學、公共衛生以及遏制疫情的措施，而美國在這些方面做得還遠遠不足

其次是驚慌之下的過度反應。

• 陳志武認為：美聯儲上之前出臺貨幣政策的“核武器”，降息到 0 並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我認為這個反應是有點過激了，過度恐慌的結果就導致了市場和社會人士更加恐慌。我認為美聯儲這一步操作有點過於離譜了。如果情況再惡化，只能是更大規模的 QE（量化寬鬆政策）。如果疫情穩定後金融資產價格反彈，基準利率又這麼低，那些擁有金融資產和股票的企業股東會從中獲利，很可能會加大貧富差距。

• 羅奇指出：貨幣政策無法應對疫情。提供流動性可以確保市場正常運作，但無法刺激由疫情導致的經濟停滯。在利率為零、資產負債表比現在大得多的情況下，央行將失去調控金融市場和資產價值的能力。

再次是缺乏系統性和國際協調，一些政策過頭，而另一些政策卻受制於政治體系而難以充分發力。

• 諾獎得主菲爾普斯：我們需要的是政府幹預，然而當前許多政策提案似乎都被誤導了，有些甚至令人感到可悲。儘管政府對現代經濟的干預存在多種形式，但關於國家與市場之間均衡狀態的根深蒂固觀念仍然在阻礙著對當前危機的充分回應。特別是在歷史以來一直嚴格限制政府直接干預生產活動的美國。迄今為止，特朗普總統和一眾美國政策制定者一直偏愛那些零敲碎打的措施，尤其是在涉及國家指導——實際上是重組——私營部門的時候。縱使情況已是如此危急，他們對市場和私人行為動機優越性的本能堅信卻使其不願實施足以挽救我們生命和生計所需的政府幹預。

最困難的是短期與長期的平衡。在政治週期驅使下，短期的衝動往往會壓倒長期理性。

•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所有宏觀經濟政策，不管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無法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因此，宏觀政策首先要考慮在自然災害傷害經濟社會的時候，儘量減輕這些傷害，讓受到傷害的部門、群體、行業能夠得到支持。如果說宏觀政策本身導致了經濟社會結構性問題進一步惡化，那麼這種宏觀政策顯然是非常不可取的。疫情本身沒有長期的影響力，但是應對疫情的經濟政策卻可能產生長期的影響。

對於短期與長期的平衡，中國在 2009-2010 年的“四萬億”刺激提供了寶貴的鏡鑑：強有力的刺激，不僅難以扭轉大的趨勢，而且很可能導致結構性問題雪上加霜，埋下後來債務堆積等一些隱患，其影響延宕至今，十年不絕。

09、非典型危機

COVID-19 是一場“非典型危機”。之所以說“非典型”，是因為當代沒有任何可比的危機：

• 它是相對短暫而強烈的外部衝擊，並非典型的泡沫經濟破滅（90 年日本危機、2008 年次貸危機）。

• 它的衝擊力度之大、時間之長，遠非 9.11 可以比擬。

• 埃博拉、非典雖然性質類似，但侷限於非洲、中國，而非全球性大流行。

• 西班牙流感雖然更加強烈，但已經是 100 年之前的遙遠歷史，與今天的經濟社會（如全球化程度）缺乏可比性。

達利歐堪稱“金融危機”研究的大師，對於債務週期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但他這次意外失手，只因遇到了一個“非典型危機”。真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更大的問題在於各國應對能力的差異。假如所有國家都像中國一樣果斷，那麼可預測性會大大增強。遺憾的是，西方國家受制於領導力、文化價值觀、政治週期等因素牽制，而拖延不決，放大了預測難度。（參見：《世紀瘟疫與文化革命》）

筆者幾點總結性論斷如下：

1. 此次危機程度雖遠大於 9.11，但與大蕭條的嚴重程度不可同日而語。大蕭條是嚴重的泡沫經濟崩潰與當時缺乏現代央行體系所導致的“自由落體式意外悲劇”，當代社會已經有能力避免這種最糟情形。

2. 至暗時刻仍未到來：截至4月3日，地球上一半的人口（近40億）因受到封鎖令限制不得不留在家中。這一數字佔到了人類總人口的一半。全球確診病例目前已接近110萬，但專家們懷疑，由於無症狀病例和檢測的大幅延遲，真實的感染人數還要更大得多。澳大利亞首席醫療官估計，真實數字在500萬至1000萬例之間。

3. 此次危機衝擊的首先是消費者和企業（而非金融機構），與次貸危機之類的金融危機性質上不同。

4. 與非典、埃博拉相比，此次是全球性危機，各國之間的“共振效應”要嚴重許多。

5. 此次危機發生於世界經濟脆弱的時刻，應高度警惕黑天鵝和次生災害的疊加效應。

6. 中國是最先受難的國家，但因為措施到位而成為最先擺脫“至暗時刻”的國家，再加上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獨特地位，中國的率先復甦將增加中國經濟的競爭優勢。

7. 美國作為疫情最嚴重的中心，預計死亡 10 萬～24萬，是二戰後最嚴重死亡事件，預計美國經濟將遭遇嚴重的短期衰退。由於美聯儲的 all in，暫時沒有發生金融危機的危險，但疫情仍未觸底，經濟和股市仍將有一輪下跌。

8. 鑑於印度人口高達13.53億，社會治理能力孱弱，醫療水平低下，有理由相信印度會成為美國之後的下一個風暴眼。

9. 由於疫情導致供給、需求的雙重衝擊，靠貨幣和財政政策難以解決問題，控制疫情才是前提。

10. 總體而言，全球對此次疫情的應對“不及格”，導致公共衛生危機蔓延成經濟危機。

11. 在“逆全球化”暗流湧動的當下，疫情可能加劇全球供應鏈的格局調整。即使開明的法國總統馬克龍最近也承諾，將在年底前實現法國防護性口罩生產的“全面獨立”：“這場危機教會了我們，對某些產品和物資來說，它們的戰略屬性要求我們具有歐洲主權。”

12. 最大的危險：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氾濫的當下，疫情衝擊有可能加劇“範式轉變”甚至引發國家間的衝突，這是比疫情本身更可怕的災難。

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不好的徵兆：一些國家開始禁止糧食出口。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發表公開信稱，太多的歐盟國家一開始都只關心自己的問題，“他們沒有意識到，作為一個聯盟，我們只能一起戰勝這種大流行病。這是有害的，並且原本可以避免。如今，歐洲正在團結到意大利一方。”

疫情也在悄悄地改變一些國家的政治生態，一些政治家開始以“戰時總統”名義來擴大權力。3 月 30 日，匈牙利議會通過“新冠病毒法案”，在新法案下，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在疫情期間可以依照行政命令執政，不用經議會批准便可自行修改法律。議會也強制休會。這一特別授權狀態將維持多久，該法案並未明確。《紐約時報》文章憂心忡忡地寫道：

• 在匈牙利，總理已經可以實施政令統治。在英國，大臣們掌握了一種在批評者看來“令人震驚的”權力，可以拘捕和關閉邊境。以色列總理關閉了法院，並開始對公民進行侵入式監視。玻利維亞推遲了選舉。

• 在美國，司法部要求國會賦予其更多權力，包括取消對尋求庇護者的法律保護，以及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無限期拘禁人民。在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阻撓下，司法部做出了讓步，提交了一份較緩和的提案。這些“非常之舉”很可能常態化：9·11 襲擊後的《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在它本來要應對的危機結束後仍然存在著。

13. 對中國而言，在成功控制疫情的基礎上，應重點關注消費者和中小企業，避免消費失速和大量失業導致的“二次衝擊”，貨幣刺激和“新基建”均非上策之選。消費券、對中小微企業的稅收減免和金融支持更為有效。

10、歡迎來到新世界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裡德曼大膽預言：

這將會是兩個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與新冠之後（After Corona）的世界。新冠之後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我們目前甚至壓根沒有開始去思考。

沒有人懷揣現成的答案。但是我們可以開始嘗試思考一些宏大的問題：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對1960年以來所有流行病數據的分析發現，“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條件下，民主國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於非民主國家。” 這一次會不一樣嗎？

東方社會（中、日、韓、新等）應對疫情的有效性總體上顯著高於西方，這會不會在日後引發西方文化與觀念的“向東看”抑或“文明的衝突”？

疫情將以什麼樣的方式引發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洗牌？疫情與民粹主義的共振，會否引發世界新的危險？

疫情過後，人類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又將發生哪些微妙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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