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京，上班高峰期，穿著西裝擠在火車上的領薪水的男人是主要的場景。
直到幾周前，52歲的德智英彥（Hideya Tokiyoshi）也在其中，他每天都從鄰近的琦玉縣趕來首都工作。
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稱，這位英語老師在學生們對冠狀病毒大流行（coronavirus）越來越焦慮之後，開始上網絡課。冠狀病毒已經在全球造成46800多人死亡。
然而，Tokiyoshi是一個罕見的案例。
儘管東京都知事小池惠子（Yuriko Koike）敦促該市1350萬居民在4月12日前儘可能進行遠程辦公，本田（Honda）、豐田（Toyota）和日產（Nissan）等日本大公司也要求員工在家辦公，但許多員工仍在上下班途中前往首都，地鐵高峰時段都很繁忙。
日本各地也有類似的情況，根據2019年政府數據，約80%的企業沒有能力讓員工遠程工作。
由於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本週拒絕宣佈進入緊急狀態，這將給企業施加壓力，迫使它們與社會保持距離，因此企業仍然可以合法地在辦公室辦公。
2020年4月2日，星期四，東京，人們戴著防護面罩在人行橫道上等候。
支撐這一點的是日本臭名昭著的勤勞文化。2016年的一項政府研究發現，五分之一的員工有自殺的風險。這個國家甚至有自己的說法：“過勞死”，也就是過度工作導致的死亡，這被定義為員工工作非常努力，以至於死於與壓力有關的疾病，或者變得非常沮喪以至於自殺。
“冠狀病毒的信息就在我們的腦海裡，我們比你想象的還要害怕，”Tokiyoshi最近在推特上說但對於普通日本人來說，工作永遠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藉口。
“除非（政府）通過一些豁免關閉所有企業，否則沒有人會留在家裡。我們是工作的奴隸。”
一、暴露出的舊習慣
現在推遲舉行的2020年東京奧運會旨在展示日本是一個高科技國家，有機器人向來賓展示座位，還有天空中的人造隕石。
在現實中，人們往往會拘泥於更傳統的經商方式。
例如，傳真機在許多辦公室仍然是固定裝置，人們仍然使用公司印章給正式文件蓋上批准印章。在日本，個人和公司印章經常被用來代替電子或手寫簽名。
在大流行期間，許多跨國公司已轉向Slack（WORK）、Webex和Zoom（ZM）等消息和視頻會議軟件來與同事保持聯繫。
日本跨文化諮詢公司（Japan Intercultural Consulting）的商業顧問科普（ut Rochelle Kopp）在日本和美國之間工作了30多年，他說，日本公司沒有做出足夠的IT投資來做到這一點。
科普說，許多員工沒有可以帶回家的筆記本電腦，公司也沒有vpn或遠程訪問服務器，這意味著只有在辦公室才能親自訪問。
日本遠程工作協會發言人Misaki Togoshi說，隨著冠狀病毒危機的持續，日本勞動省將提供高達7.7萬美元的贈款，幫助中小企業為遠程工作做準備。
然而，障礙依然存在。”自3月9日以來，我們已經開始每天收到25份來自希望採用遠程辦公方式的公司的申請，但資金有限，因此並非所有人都能收到。
另一個障礙是，日本四分之一的人口年齡在65歲以上。許多人仍然擔任高級職務，並不以精通技術而聞名。例如，2018年，當時68歲的中國網絡安全部長承認，他在職業生涯中從未使用過電腦。
東京明治大學（Meiji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加藤（Hisakazu Kato）說：“即使硬件可用，老年人也可能沒有快速適應的經驗或知識。”日本存在明顯的數字鴻溝。”
二、面對面工作文化
不願意關閉辦公室和遠程辦公，這說明日本的工作文化非常濃厚，預計員工將在那裡工作很長時間。
日本經濟學家兼金融策略師傑斯帕•科爾（Jesper Koll）說：“一些員工下班後會留在辦公室，因為他們認為老闆可能會在與同事共進晚餐後回來。”所有這些都是日本企業文化中非常真實的一部分。”
日本強調集體決策的文化也會讓人們感到不願意在家工作，因為在家裡他們不會被同事們身體上包圍。
“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的情況有點特殊，在這些國家，人們的工作方式更為個人主義。加藤說：“他們更容易過渡到遠程工作。”在日本，一個人不能獨自在家裡做一個重要的決定——人們必須團結起來做決定。”
在許多地方，政府以身作則。例如，在香港，政府宣佈公務員將在家工作，因為它要求私營企業允許僱員遠程工作。
日本沒有這樣做。當一些政府僱員在遠程辦公時，許多人仍在辦公室工作。
東京厚生勞動省人力資源官員中田聰一（Nakane Tsuyoshi）將要上班，不過厚生勞動省已經錯開了工作人員的到達時間，有的從上午8點開始，有的從上午10點開始……”如果在家工作，我們會擔心幫不上人，不能把工作做好。”。
東京都政府的一位發言人說，處理冠狀病毒大流行、奧運會延期以及接聽公眾電話的工作人員仍將前往辦公室。
三、服務業
日本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9年，日本70%以上的勞動力也在服務業就業。加藤說，對這些工人中的許多人來說，遠程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東京一家商場做按摩治療師的哈魯，仍然搭公交車上班。但現在很多顧客都取消了預訂，特別是自從週二在首都有78人的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以來，這是該國單日最高漲幅。
“我很焦慮，因為東京的病例不斷增加，我想呆在家裡。但我感到矛盾，”哈魯說。
“即使老闆叫我們關店待在家裡，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依靠的。到目前為止，政府只告訴人們避免公眾集會，這意味著我們的顧客減少了。但政府尚未明確表示，他們將如何支持搖搖欲墜的邊緣企業。”
石川貝貝（Bebe Ishikawa）在東京經營一家向蛋糕店、酒店和婚禮場地供應水果的企業。她在辦公室裡管理著五名員工，他們都來上班。
她說：“如果他們坐火車，我告訴他們晚點或早點來，以避開交通高峰時間，或者乘火車往返於家中。”。
石川說，她明白最終可能需要徹底封鎖，以遏制冠狀病毒的傳播，但她警告說，許多企業將破產。
她說：“如果我們停止交付產品，那就意味著我們的客戶無法銷售他們的商品，因此供應鏈中的每個環節都會受到影響。”。
四、虛假的安全感
到目前為止，擁有1.27億人口的日本已經有2300多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其中57例死亡。共有472人康復。
不過，日本只檢測了約34508人，而韓國有5100萬人口，檢測人數超過431700人。
相對較低的記錄感染率在日本創造了一種安全感，這可能鼓勵工人進入他們的辦公室。
加藤說：“日本政府應該像歐洲一樣更加嚴格。”政府對公眾自己做正確的事情有太多的信心，但他們應該發出一個更明確、更果斷的信息，告訴人們，這種（冠狀病毒）情況確實很嚴重。”
回到了崎嶇，德吉奧希接受了他的遠程工作生活方式，併為激情項目找到了更多的時間。他和他的學生們已經克服了偶爾的延遲聯繫，他希望這種工作方式能夠在長期內得到更多的接受。
“以前，人們認為人們不可能在家工作，因為員工可能無法專注於自己的工作。但現在人們已經意識到，他們可以在家裡做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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