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郑国·小诸侯的高难度沟通法则


夹缝中的郑国·小诸侯的高难度沟通法则


笔者说:

沟通语言和沟通方式是人类掌握的众多高级智慧中的一个,它不但能帮助人们完成日常的信息交流,更能在关键时刻帮助人们力挽狂澜、出奇制胜。郑国在春秋中期已经不再是郑庄公称霸时的模样了,它生存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就像是在刀尖跳舞的舞者,一个不慎便葬身鱼腹。今天,我们要一起去左传故事中看一看郑国与晋国的外交实录,聊一聊小国与大国之间的那些高难度沟通法则,细品一下春秋下的急智奇谋。

鲁文公十七年春,晋荀林父、卫孔达、陈公孙宁、郑石楚因宋国内乱而攻打宋国,最后默认立了公子鲍为君,即:宋文公。随后晋灵公在黄父阅兵,再次在扈地会合诸侯,准备与宋国和解。其中,晋灵公为了立威,斥责郑穆公亲附于楚国,更是不肯会见。对于辛辛苦苦跟随晋国东征西讨的郑国来说,没有比大国的愤怒更加可怕的事情了,所以郑国君臣便想到了赵盾这一沟通突破口。只是该如何做呢?这里便体现了郑国君臣的沟通智慧。

春秋时期,大国求霸,小国求存,然适者生存的法则却没有变。郑国处理晋楚大国的刁难面临四个难题,一是小国与大国沟通不对等的难题,二是小国与大国君臣格局不对等的难题,三是小国与大国的主观诉求不对等的难题,四是小国与大国战略选择不对等的难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一封信中寻找郑国处理这四个难题的方法,看一看有哪些智慧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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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破口,郑国与晋国的高难度沟通难题。

在扈地会盟中,当郑穆公发现晋灵公要找他麻烦的时候,郑国与晋国的沟通渠道就已经被封闭了。那么,这一行为有多严重呢?如果能对沟通方式的效果有一个排名的话,当面沟通最好,其次是正式书信,然后是他人传话,所以国君不能当面沟通是很严重的政治行为。在郑国与晋国的矛盾中,不论一开始的原因是什么都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打招呼”以及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去打通沟通的渠道,这才是郑国的难题。既然国君当面沟通的渠道已经关闭,那么郑国便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通过书信的方式去沟通晋国的执政大臣—赵宣子赵盾了。

《左传》:当时晋灵公在扈地与宋、卫等诸侯国君会盟时,不肯会见郑穆公,认为他亲附于楚国。郑国子家派执讯之官去晋国,并给他一封信,以向赵宣子赵盾解释。

为何是赵盾?郑国君臣还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一是因为赵盾作为执政大臣,他更加需要功业来证明自己,这样的人理智;二是因为赵盾有“夏日之阳”的威名,他更加关注盟国的感受与需求;三是赵宣子赵盾执政风格更追求实际,他更了解晋灵公与郑穆公之间的来龙去脉。有了以上三点,郑国君臣选择赵盾为突破口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事急从权,他们等不了,也害怕时间拖久了会让郑国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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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绪病,郑国君臣与晋国君臣的非暴力沟通难题。

郑国君臣有很多不满的地方,这不言而喻。重点是作为小国,他们的诉求对晋灵公来说就是无病呻吟。那么,谁最有机会、有耐心能听进去郑国的诉求,又能包容郑国的情绪呢?这一定是一个有包容心的人,他必须有阅历以理智的理解他人,他必须关注积极情绪以换取更大的功业。

赵盾作为晋国的执政大臣,他的臣子身份与执政欲望使他成为了整个晋国最有“包容心”的人,这才是郑国的机会所在。

《左传》:寡君即位三年,就召请蔡侯约他一同事奉贵国国君。九月,蔡侯来到敝国,并且前往贵国。敝国因为侯宣多作乱,故而敝国国君无法与蔡侯同行。十一月,灭掉侯宣多后,就紧随蔡侯之后向贵国方面朝觐。十二年六月,公子归生辅佐敝国国君的太子夷,为陈侯朝晋一事向楚国请求。十四年七月,敝国国君又朝见贵国君,以促成陈侯朝晋一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国前往朝见贵国君。去年正月,烛之武为太子夷朝晋一事而前往贵国。八月,敝国国君又前去朝见。陈、蔡邻近于楚却不敢分心倾向于楚,这都是敝国影响的缘故。

说得再对,如果没有人听,那就是白搭。理智的倾听与理解是一种非暴力沟通,它需要高智商与高情商,这是一种 “智者的软肋”,而赵盾正是这样的一位智者。郑国子家送给赵盾的信件,第一便是诉苦和陈诉,它的目的是以合适的方式在恰当的情境下表达出郑国君臣的愤慨。针对赵盾这个倾听者,只有他这样的高智商、高情商的人才能理解郑国的需求和欲望,并理智的听下去,正常的发展晋国与郑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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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说话,郑国执政者向晋国执政者的精准表达难题。

对于不同的人需要采用不同的说话方式,这才是沟通的核心所在。对于晋灵公这样的情绪化国君,情绪化成为了最难以琢磨的问题,因为它不能被有目标的“精准表达”。而赵盾就不同了,他可以接受正常的外交辞令,他可以接受直接的、理智的建议,他愿意相信和尊重能“精准表达”的郑国使者。

《左传》:郑国解释道,即便敝国如此事奉贵国君,可为何还是不能免于灾祸呢?敝国国君在位期间,一次朝见贵国先君襄公,两次朝见现今贵国君。太子夷和敝国国君的一些臣子都相继到过绛都。虽然我们是小国,但事晋之诚心没有一国能超过。现在大国说:‘你们还没有满足我们的意愿。’这样,敝国只有等待灭亡了,无法再增加什么来事奉贵国了。贵国的命令没有准则,我们也知道就要亡国了。我们将出动敝国的所有军队,在偹地等待,就等贵国的办事人员下命令。

委屈、发火、威胁,这些语言中的含义都明白无误的体现在了郑国子家的信件之中。类似吵架式的沟通方式对于晋国赵盾来说反而最有效果,他感受到的是亲密的关系,因为只有关系越亲密才越会如此容易的表达矛盾与摩擦。更重要的是赵盾成为了帮助郑国、晋国和好的第三方,因为与人为善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和谐。

良性争吵是郑国通过讲真话的方式去有限制的宣泄负面情绪,结果是进一步让郑国与晋国有了互相解释、互相调整、互相改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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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国拒绝大国,郑国如何对晋国说“不”的难题。

小国能力有限,对于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如果承诺了,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大国的埋怨和所有人的憎恨。晋灵公平宋失败,白白动用了那么多的资源却没有取得霸主的名声,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晋国只能找一个理由去利用其它小国来立威,那么没有比郑国更合适的了,因为他们在晋国与楚国之间摇摆不定。只是晋灵公没有想到,生死存亡可比面子重要多了,“里通他国”这个罪名郑国绝不敢认,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有这个能力。

《左传》:郑国子家解释道,古人曾说:‘畏首畏尾,身上还剩多少是不怕的?’又说:‘鹿将死时是不会选择庇护地的好坏的。’小国事奉大国,大国待之以德,小国就会像人一样恭顺;不以德待之,小国就会像鹿一样,狂奔赴险,情况危急,还谈什么选择。文公于二年六月二十日,到齐国朝见齐国君。四年二月壬戌日,为齐国攻打蔡国,但也和楚国达成和解。小国夹于大国之间,要屈从于强国的命令,难道这是小国的罪过吗?大国若不考虑小国的处境,那么小国也就无法逃避大国的命令了。”

郑国已经没有退路了,它勇敢的对晋国在会盟中的压榨说“不”,因为晋国这次不是为了压榨利益、不是为了结盟发展,而是为了吞并郑国。郑国君臣选择了去游说赵盾,因为类似“先肯定,在否定,后安抚”的迂回策略只有赵盾能接受。郑国子家更是摆出了郑国被齐楚压服(原因)、小国处境艰难(事实)、晋国需要以德服人(积极态度)的“拒绝”话术,进一步避免了晋国与郑国的矛盾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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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郑国屹立不倒的秘密—小国的沟通法则。

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压抑一个念头就会产生另一个念头来证明它,比如:不喜欢苹果,就不会吃它,还会解释因为苹果酸才不吃的。这种行为的背后是免罪理论,即:人们有逃脱责罚、趋吉避凶、维护形象的本能,而这也正是郑国屡屡从晋国、楚国、齐国等大国手中溜走的原因。类似朝秦暮楚式的“欺骗”可以说是春秋时期小国的沟通法则,这是因为他们为了弥补能力不足且为了避免受到责罚、甚至是灭国的无奈选择。

《左传》:会盟后,晋国的巩朔前往郑国讲和,赵穿、公壻池留在郑国做人质。冬十月,郑国的太子夷、石楚到晋国做人质。

虽然春秋时期已经礼崩乐坏,但周礼仍是一种规则,也是一种心理认知,更是一种道德。郑国不去试图说法晋灵公,因为他有智商没智慧;郑国去沟通赵宣子赵盾,因为他既有智商也有智慧。高难度沟通的核心是认识到“智者就是善者”的逻辑,有原则、有底线的智者具有善良的愿望和自我反省的高层次社会意识,只有他们才能明白“短暂成功”与“最终失败”的关系。凡是幸存的小国,无不是都认知到了这样的沟通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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