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原名“朱重八”，直至參加了紅巾軍起義，投入郭子興帳下，方才更名為後世皆知、而又霸氣十足的“朱元璋”。郭子興為其取此名也是寓意明顯：“朱”與“誅”諧音，“元”代表元朝，“璋”是一種利器，合起來便是“誅滅元朝的利器”。可見郭子興很有先見之明，第一眼就瞅出朱元璋的遠大前程，而從他兒子身上怎麼也瞅不出，故給兒子取了一寓意不清的“郭天敘”。
翻開朱元璋的族譜便會發現，這簡直就是數字的海洋。朱元璋五世祖名為“仲八”，高祖名為“百六”，曾祖為“四九”，祖父為“初一”，父親為“五四”，到了朱元璋這一輩，朱五四生有四子，分別取名為“重四”、“重六”、“重七”、“重八”。老四“重八”自然也就是赫赫有名的朱元璋了。
除了朱元璋這一系，其祖宗其他系均將“數字編號”發揚光大，如曾祖那一輩，除了生出朱元璋祖父“初一”以外，還生有“初二”、“初五”、“初十”四子。到了朱元璋父親一輩，共有兄弟二人，朱元璋伯伯名為“五一”，也生有四子，名為“重一”、“重二”、“重三”、“重五”。
為何朱元璋的祖祖輩輩均以數字編號呢？這在清代俞樾著作《春在堂隨筆》中可以找到答案：“元制，庶人無職者不許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齒合計為名。”父母生子的時間之和是取名“編號”的依據，朱元璋原名“重八”，這就意味著父母生他時合計年齡是八十八，也即“重八”。如此看來，這是“萬惡”的元王朝搞“種族歧視”結下的“惡果”。
不過仔細研究也有問題，他父母所生四子分別是“重四”、“重六”、“重七”、“重八”，也即他父母有個愛好——擇雙生子，專門揀合起來年歲數字為雙的日子生孩子。不僅他父母有這愛好，他的伯伯也是如此，而且他伯伯跟他父親約定好了，得先讓他伯伯先生，才能輪到他父親生，這還真“長幼有序”。
另外，假如元朝因為“南人”地位低，加以歧視，不準正常取名只能編號，那為何同屬一類人群的劉伯溫、李善長卻能正常取名？雖然劉伯溫和李善長自幼家境尚可，但其父輩也沒什麼官職，而且劉伯溫父親還是個算命先生。既然同屬一類人，為何劉伯溫、李善長可取名，而朱元璋只能編號？這未免也太不公平了。
由此可見，清人俞樾所說的“元制”，漏洞百出、嫌疑很大，而且古人均有自我臆斷、崇尚誇張之風，結合事實可知：俞樾所論不足採信，或者說即使存在姓名編號，也只存在極個別地區，斷然不能以偏概全，上升到“元制”的層面。
那為何朱元璋祖祖輩輩均在“編號”，而劉伯溫、李善長卻能正常取名？由他們家庭背景便可知曉：李善長、劉伯溫的父輩均為讀書人，而朱元璋祖祖輩輩均是窮苦農民。生活門第的差異導致後輩取名的迥異，這在現代也不稀奇。
筆者的故鄉之人多為老實巴交的農民，日常生活所見均為貓、狗、牛等動物，於是見某個小孩出生體弱，便將其取名為“大狗”、“水牛”，雖然俗不可耐，但寓意清晰：希望其像狗一樣活潑，像牛一樣任勞任怨。
現代如此，古代自然也不能免其俗。由於朱元璋祖輩沒什麼文化，給後輩取名時只好按數字來編號，而家境尚可、書香世家出身的劉伯溫、李善長父親則憑藉所學知識，給兒子取出高雅的名字。如此說來，朱元璋父母也不強迫症患者——“擇雙生子”，四子編號為重四、重六、重七、重八隻是文化淺薄下的無奈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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