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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京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演员，他以《流浪地球》、《战狼》等几部影片而名声大噪，然而吴京在《战狼》以前，他是一个活在功夫片式微的年代，没有多少戏拍的武打明星，就拿吴京自己说，成龙大哥有《警察故事》，李连杰有《黄飞鸿》，到我这儿，什么代表作都没有。
然而吴京硬是凭着自己的努力，造就了好几个大片，并逆袭成为一个大牌明星，所以有人评价说：大多数普通人身上的王牌，就是他拥有多强的逆袭力。一个人的逆袭力越强，其所取得的成就也就会越大。而在我军的历史上，李达上将就是一个逆袭力很强的代表之一，他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而他的直接领导被授予中将军衔。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成第八路军，9月，又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18集团军，但是后来人们习惯上仍称八路军。八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和第129师。
其中第129师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在改编成立之初，八路军第129师总兵力约有1.3万人，师长为刘伯承、副师长为徐向前，首任参谋长为倪志亮，参谋处长为李达。李达的直接领导就是倪志亮，在18年后的1955年，当年的参谋长倪志亮被授予中将军衔，参谋处长李达却被授予上将军衔。
倪志亮，于1900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普通人家，但是家庭并不富裕，早年读过4年私塾，后进入高小读书，15岁毕业后做杂货店学徒，这也是因为家里没有什么背景和财富，否则可以进入大学读书，或者谋求一份好的工作。
北京是当时中国最为混乱的地方之一，他觉在乱世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得拿枪杆子，抱着这种朴素的想法，他1917年春入皖系军队当兵，然后直到1924年春他在陕军第一混成旅炮兵营仍然只当个文书。正常情况下受过教育的倪志亮应该会很快提升，然而5年的时间仍然只是一个兵，这主要是由于旧军队的黑暗。
但是这段经历也使倪志亮明白一个道理，要有想有所作为，必须要进军校学习，一方面可以学到军事知识，另一方面可以拿个文凭，如果有个军校毕业生的金字招牌，对自己的从军之路会有莫大的帮助，于是他报考黄埔军校，并顺利进行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和林彪、李运昌等人是同学。
在军校，倪志亮开阔了视野，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他更加认同共产主义，并于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倪志亮在广州被国民党拘禁，尽管国民党怎么说，他就是不屈服，1927年底广州起义时被起义部队救出，遂参加了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辗转之下到达鄂豫边根据地，他从游击队队长一直提升到红四方面军军长，由此可见他的军事指挥才能非常出众，而且他还比较低调，虽然张国焘对科班出身的人非常排斥，比如黄埔军校毕业的许继慎、曾中生等人都被杀害，但是对倪志亮却并不排斥。
在抗日战争初期，他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的参谋长，1939年秋任晋冀豫军区司令员。如果正常发展下去，开国时至少上将甚至大将，但是在司令员的岗位被安排到延安学习，先后在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一线部，任辽北军区司令员，1950年7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大使，后又任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教育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65年12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李达，原名李德三，于1905年4月19日生于陕西省郿县（今眉县）横渠区崖下村，5岁时就给地主打短工，虽然家庭贫困，但是他的父母非常有眼光，在李达11岁时，他家里借债供他读了5年私塾，他于1922年初考入西安私立东道中学，后转入省立师范学校，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毕业返乡，在横渠区当小学教员。
李达不甘心只当个小学老师，于是在1926年考入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1927年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任排长、连长、旅部参谋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所部被编入第26路军，参加了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宁都起义，1936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1937年初任援西军参谋长，组织接应突围的西路军人员，而援西军的司令员为刘伯承。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达任八路军第129师参谋处处长，1938年12月任第129师参谋长，1945年8月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9月兼任太行纵队司令员，1948年5月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参谋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3年 7月12日，李达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李达为什么能够超过好多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呢？有几个原因：
一是化劣势为优势。因为李达出身西北军，是宁都起义过来的将领，与其他将领相比，从出身上相比是劣势，但是在统战工作中这反而成了优势，比如在争取新八军军长高树勋起义的过程中，李达和高树勋都出身于西北军，另一方面和高树勋又是旧识，在争取高树勋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邯郸战役发起时，曾冒险越过火线，与国民党军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协商该部起义事宜。在我军统战国民党军的过程中，李达利用自身的优势做了许多贡献。
二是化信念为行动。李达参加宁都起义后成为我军将领，他深切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付诸实际行动。1945年12月14日，李达认识20多天的李达与张乃一在涉县举行了婚礼。当张乃一问李达选这一天的原因时，李达说：
“1931年12月14日，我加入了红军，这一天是我从旧军队军人变成红军战士的日子，也是我新生的日子，有纪念意义。”
所以说李达的婚礼也是宣言书，事实证明李达的眼光非常好，在文革中，李达被投入监狱。张乃一开始了“营救”丈夫的行动。1972年4月初，上级决定解除对李达的监护。3天后，李达被释放出狱。当天晚上，李达说：“为了我，这些年你受苦了……”。张乃一说：“别那么说，我们是风雨同舟的夫妻，如果我被平白无故地送进监狱，你也会为我承受一切的。”
三是以身作则。李达参加我军后，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李达教育子女说：“农民要以农为本，自力更生，不要靠别人，听党和政府的话，安心务农。”
李达的儿子李如龙住的房子破烂不堪，有一间房屋倒塌，李如龙写信给爸爸想要点钱盖座新房，李达回信说：“你已长大成人，这件事不能靠我，不能盖，修一修就行了。”有一次李如龙去北京看望父亲，临走时父亲对他说：“家乡劳动工具紧缺，把这个东西带上，回家好好务农，在田里劳动就是你的工作。”
李达对儿子如此，对孙子亦如此。李未平在新疆服役表现突出而提干，组织决定准备再提升一级，表都填了，恰好李达来新疆考察，他告诉部队领导对李未平要严格要求。李未平转业后要求回陕西，也被李达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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