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奕詝（1831年7月17日—1861年8月22日），清朝第九位皇帝，定都北京後的第七位皇帝，清朝以及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有實際統治權的皇帝，也是清朝最後一位通過秘密立儲繼位的皇帝。年號咸豐。奕詝是清宣宗道光帝第四子（嫡子），生於北京圓明園，生母孝全成皇后鈕祜祿氏，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被立為儲君。
奕詝即位後便勤於政事，大手筆地對朝政改革。為了挽救統治危機，咸豐帝頗思除弊求治。他任賢去邪，企圖重振綱紀。重用漢族官僚曾國藩，依靠其訓練指揮的漢族地主武裝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提拔敢於任事的肅順，支持肅順等革除弊政。同時，罷斥了道光朝軍機大臣穆彰阿、耆英等。但此時的大清帝國內憂外患不斷，最後以簽定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收場。咸豐朝以後也因企圖重新扭轉對內交外困的局面而開啟洋務運動。
咸豐帝在位十一年，崩於承德避暑山莊，享年31歲。廟號文宗，諡號協天翊運執中垂謨懋德振武聖孝淵恭端仁寬敏莊儉顯皇帝，葬於定陵，死後由其子載淳繼位。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他一直糾結於外國公使常駐北京的問題。
以近代常識，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在對方首都設置使領館、安排常駐外交人員，乃是尋常之事。但是，咸豐帝完全不理解這一點，他所堅持的還是朝貢體系理念——外交事務由兩廣總督（後改為兩江總督）辦理，使節非朝貢不得進京。但是，英法等列強早就想在北京派駐使節，乾隆末期馬戛爾尼經爭取未成，第一次鴉片戰爭也錯過了機會。這一回，他們是鐵了心要實現使節常駐北京的初衷，不容清廷討價還價，動輒以堅船利炮威脅。
鑑於清軍在大沽口海戰中一敗塗地，咸豐帝被迫同意英法的要求，批准了1858年簽訂的《天津條約》中“外國公使常駐北京，可在北京租地賃屋，隨時往來”的條款。咸豐帝對此心有不甘，設法在後續談判中反悔。《天津條約》簽訂後不久，清廷將與英法等國商定進出口關稅稅則。他向參與談判的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以及兩江總督何桂清等授“一勞永逸之計”。咸豐帝的“一勞永逸之計”是什麼呢？就是以全免關稅作為交換，利誘列強放棄公使駐京、長江通商、外國人在內地自由遊歷等條款，其中以列強放棄公使駐京為“第一最要之事”。
關稅是國家主權的標誌之一，如果全免關稅，不僅造成主權受損、清廷減少一大筆財政收入，還使得國貨喪失價格優勢，外商將藉此傾向商品大獲其利。咸豐對此毫無認識，他的算盤是：“此時須將全免稅課一層，明白宣示，使知中國待以寬大之恩。此後該夷獲利無窮，無須再赴天津伸訴冤抑，所許各項，自可全行罷議。此為一勞永逸之計。”
他對此計成竹在胸，多次“由六百里”密諭各辦事大臣，要求“恪遵原議，妥為辦理”，以為“夷人”必定因在關稅上佔便宜而放棄其它索求。他把外交等同於外貿來處理了。不過，桂良、何桂清等大臣頗有憂慮，多次委婉勸諫道：“全免入口稅課一層，亦為夷人惟利是圖，給以便宜庶易令其就範。但設關抽稅，藉以稽查，若聽其自便，則利柄盡屬該夷，奸宄且有不可勝道者。
他們認為全免關稅無益於大局，反而後患無窮，還算比較清醒。但是，咸豐帝固執地要求他們用“一勞永逸之計”，必須達到取消公使駐京的目標。辦事大臣左右為難，他們一方面繼續遊說咸豐帝，極言關稅對國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談判中冒著抗旨的風險，並沒有將免稅之說向列強提出。
何桂清等人雖然費勁唇舌，列強沒有任何實質性讓步，所以咸豐帝孜孜以求的拒絕公使駐京等目標一個也沒有實現。
咸豐帝的愚蠢、幼稚、可笑，真是讓人長嘆。一個落後國家，面對氣勢洶洶的侵略者，除了富國強兵，哪有什麼“一勞永逸之計”？若是真的如咸豐帝所做，清朝勢必立馬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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