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3月份之后，来自境外的“输入型病例”，成为我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压力和风险。
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国家安全的，远不止一种新冠肺炎病毒。目前全球已发现传染病 1000 余种，我国有 360 余种。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公布的 100 种破坏力最强的外来入侵物种中，约有一半已入侵我国。突发重大与特大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等的全球化快速传播，已成人类生命健康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
在我国，城市群、都市圈聚集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经济活动，一旦“出事”，可能就是大事。
但到目前为止，相关部门还没有建立起生物安全全球监测与预警体系，不能系统性监测和预警境外突发重大传染病、农业生物安全、进出口生物安全、有害物种入侵、生物恐怖等风险。
本期对话邀请一直对此追踪研究的上海海事大学严伟教授、何军良副教授进行讨论。他们呼吁，要尽快建立生物安全的全球“雷达网”，并建立健全全国防控协同机制。这步防控生物安全风险的“先手棋”，早点落子，就早点安心。
对话嘉宾
吴亮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同济大学国家现代化研究院教授）
严伟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上海海事大学副校长、教授）
何军良 （上海海事大学中国（上海）自贸区供应链研究院副教授）
1
境外生物安全风险监测和预警体系缺失
吴亮：
2018年美国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明确提出“生物威胁是美国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威胁”，并认为生物威胁具有持久性、多样性、无边界性等特点。据了解，美、澳、德、法、英、俄等国目前已把防范境外生物安全风险输入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实时更新其全球风险监测和应急响应机制。在生物安全风险的监测预警方面，我国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严伟：
生物安全风险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来自自然界的生物安全危险主要包括：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有害物种、耐药微生物、因生态环境急剧变化而对生物多样性的侵害等；来自人类的生物安全风险主要包括：人工合成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漏洞、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生物恐怖行为、生物武器威胁等。
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并对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做出具体部署。
御生物安全威胁于国门之外，应是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先手棋。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对境外生物安全威胁进行监测的平台和体制机制，主要防控措施局限在国门一道关卡。
何军良：
对生物安全威胁的防控，我国“分类、分段”分散在不同部门职责内，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相关部门对生物安全风险的全球监测和预警体系还相对滞后。目前所在涉生物安全部门对境外风险的监测，基本以人工收集信息为主，且主要收集国外政府、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US-CDC）、欧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U-CDC）公开发布的疫情通告，还不能做到实时监测、预警。
2
全球生物安全风险“雷达网”怎么建？
吴亮：
我国城市群、都市圈正在聚集越来越多的人口，一旦发生生物安全风险，后果就不可估量。以长三角为例，人口和物品流动频繁，一旦有生物安全领域的风险，就可能会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构成重大威胁。我们了解，长三角一些“风险敏感型城市”已有所行动，如无锡市政府和无锡海关合作，正在建设境外生物安全监测体系，主要目的就是提前感知风险，更好实现“外防输入”，御风险于国门之外。
严伟：
生物安全风险在全球的分布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地域性较强，如对“埃博拉”病毒的监测重点区域是非洲地区。生物安全风险对我国的输入，也会因各地不同的生态环境、气候特征、饮食偏好、产业特点等不同而呈现不同特征。因此，不同城市、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各自建立生物安全风险监测和预警体系，有条件的先动起来，这个是应该鼓励的。但整体而言，我们建议要全国统筹，尽快建立国家层面的预警体系。
这个体系的建设并不难。首先是要建设全球生物安全风险的大数据库，建立风险追踪的靶向机制。其次就是要建立生物安全的国别法律库、国别标准库，其目的是要建立起自动比对和识别机制，实现对风险监测评估从定性向定量的转化。在对境外生物安全风险监测与数据挖掘方面，通俗来讲就是使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手段。对全网数据和信息进行多语种实时监测，并与标准、法规、专家知识及历史数据进行智能化比对、数据挖掘，实现生物安全风险智能分析、风险警示、热点跟踪和统计分析、疫情扩散预测、流行病学研判，形成生物安全风险的提前研判与预警。
何军良：
我们还要加强制度建设。可建立国家生物安全风险报告制度，设立统一的预警电话和邮箱等，鼓励通报海外疫情的苗头性信息情报，并实行重奖制度。再就是要构建生物安全风险数据的国际共享机制。在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及时交换一手情报和信息，共同抵御人类安全威胁。最近国内某些口岸已经出现了漏检新冠疫情高风险入境人员的情况，更加说明提前掌握入境人员入境前一段时间的链路信息的必要性，更需要生物安全数据的国际共享机制。
3
健全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协同机制
严伟：
相关监管主体之间信息不共享的问题也较为突出。首先是国内各部门对全球重大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的信息和数据，没有常态化共享机制。其次，一旦境外疫情到达国门口岸，口岸生物安全监管涉及到的海关、边检、机场、港口、航空公司、船公司等多个主体，相互之间信息和数据也不共享，造成掌握疫情信息的监管部门不掌握人员信息，掌握人员信息的部门不掌握疫情情况。尤其是对来自疫区并采用多次中转方式入境人员、或者更为隐匿的输入性疫情风险难以提前布控，形成风险漏洞。
到了国门口岸这一关，主要采用抽查模式，难以全覆盖、全过程精准监测人员和动植物、相关物品。来自疫区的人员和物品在抽检模式下难免有“漏网之鱼”。
何军良：
因此我们一直呼吁，除了加强监测和预警之外，还要尽快实现生物安全风险分口管理部门的信息与数据共享。信息不共享，难以协同已是制约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难题。
目前对生物安全风险负有职责的中央和国家部委办局包括卫健委、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科技部、交通部、工信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应尽快建立境外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信息共享机制。可指定一个部门牵头负责信息共享机制性平台建设，确保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应用于口岸检验检疫，御风险于国门之外。
在国家层面共享机制没有建立之前，鼓励重点经济区域，各省市区试点建设信息共享制度，根据区域生物安全防范重点进行信息共享、精准布控。
严伟：
建立健全口岸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协同机制也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彻底改变口岸对生物安全风险防控“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现状。
我们的建议，是由海关总署牵头，加强配备相关专业化科技手段，协同边检、市场管理、农业、卫生健康等监管主体，机场、港口、船公司、航空公司等企业主体、公众、媒体、检测机构等监督主体，国外相关政府部门等来源地管理主体，建立跨领域协同机制，及时整合防控与应急救援力量、资源，优化防控与应急救援流程，及时聚合相关疫情情报，推进口岸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多主体数据共享，推动多主体、多环节的监管协同。
只有建立起信息共享与协同机制，才能够更好防范人类传染病、动植物疫情安全风险，实现口岸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全链条无盲区监管。
吴亮：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移民管理局将入境旅客的信息与海关总署进行共享，协同进行疫情风险人群的精准监测，对来自疫区的人员逐人过检，全面覆盖，信息共享与协同机制已迈出了坚实一步，期待这些“应急措施”能够进一步常态化、体系化、制度化。
另外建议和提醒，可利用区域一体化机制，在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先行一步，建立“先行先试版”。以长三角为例，对生物安全的防范不仅涉及本区域，还是建立长江经济带生物安全屏障的重要关卡，可率先建设全球生物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全球生物安全风险大数据感知重点实验室（平台），建立和健全区域间、部门间协同防控体制机制，服务本区域，服务我国自贸区体系，进而服务全国和全球。
閱讀更多 贛州南康檢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