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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2月財政收入569.32億元，同比微降1.28%，下降幅度非常小。
有市場經濟的意識，有精明能幹的謀略，再加上一點勇敢，浙江經濟遂有今天的格局與氣象。
浙江的行政體系就是以這樣一種心態呵護數字經濟，最終得以在數字經濟這個領域收穫碩果。
面對疫情，各地的財政收入受影響是可以想見的。
從財政部的數據來看：有的受影響非常大，比如湖北2月份財政收入幾乎“歸零”；有的受影響比較大，比如山西同比降幅近40%，河南下降30%，山東下降20.6%；但是居然也有省份不受影響，優秀者如浙江。
浙江的“秘密”是什麼？這對其他省份有什麼借鑑作用？
市場經濟是浙江底色
浙江2月財政收入569.32億元，同比微降1.28%，下降幅度非常小，附近的富裕省市如上海、江蘇降幅都達到兩位數。浙江的錢從哪裡來？為什麼如此抗打擊？
仔細分析浙江的財政收入佔比就知道了：1~2月，企業所得稅（40%部分）290.96億元，增長13.6%。增收主要來自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長311.3%，對企業所得稅的增收貢獻率為113.2%。
也就是說，疫情越厲害，人們越是需要宅家辦公、學習、生活，越需要藉助數字管道和外界溝通，越需要藉助互聯網來娛樂，浙江就越受益。浙江已經在數字經濟的賽道上佔到了領先的位置，我們來看看以下企業的名字：阿里巴巴、網易、海康威視、恆生電子、大華、三維通信……
當然，浙江的這些企業不是一夜之間冒出來的，而是經歷過市場經濟的篩選，大浪淘沙，自己殺出來的。
浙江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精明頭腦，上海在近現代的崛起也有浙江人尤其是寧波人的貢獻。清末民初，寧波人就在上海執掌金融資源，開辦眾多實業公司、工廠。改開以來，
溫州人以其生猛機敏，從輕工製造業切入，溫州模式一時風頭無兩。市場風雲變幻後，浙江人又早早把目光聚焦到數字經濟上。1999年3月，馬雲回到杭州，湊夠50萬元人民幣，創辦阿里巴巴。同年，騰訊、百度、攜程、噹噹創立。此後，浙江人就開始在數字經濟的海洋裡撲騰，剛開始被人認為是“騙子”，後來又遭遇種種政策變動，總之也是一路波折一路艱難成長。
我們今天看到的浙江成功的數字經濟領域的企業，沒有一個是容易的，即使今日牛氣如馬雲者，當年如果沒有拿到風險投資，估計結局也難言樂觀。市場經濟就是這麼殘酷，它折磨你，它鍛鍊你，它摔打你，淘汰絕大部分進場者，只要你能活下來，它就饋贈你，加持你，幫助你。
浙江的數字經濟一路走來，並不容易，歷經坎坷，但終結碩果，與浙江人的打拼精神、堅韌毅力和危機感也有莫大的關係。
歷史上的多次動亂，導致北方人口湧入浙江。浙江人多地少，從商、讀書都是提高人生高附加值的渠道。浙商因此逐漸崛起，浙江人讀書的天分也因此被大大激活，與江蘇共執科舉考試之牛耳，歷朝歷代狀元、進士數量之多令人瞠目。
浙江的經濟是在這樣的人文環境和社會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加之地方文化的潤澤，只要稍有機遇，浙江人就敢於嘗試，而且百折不撓。
世人皆以為浙江人溫文爾雅，這固然不假，但浙江人的骨子裡還有“勇敢、團結、彪悍”的基因，戚繼光當年為何用義烏兵？因為義烏兵“一旅可當三軍”。
浙江其實一直是個自己謀生的苦孩子，有市場經濟的意識，有精明能幹的謀略，再加上一點勇敢，浙江經濟遂有今天的格局與氣象。
行政效能加持數字經濟
除了以上因素，浙江的行政體系效能當然也是浙江數字經濟的重要推動力。
2018年的10月11日，杭州提出全面推進“三化融合”行動，打造全國數字經濟第一城。杭州在全國內是比較早喊出“數字經濟”的城市，彼時，浙江、杭州數字經濟已經成燎原之勢。
面對這樣的大好局面，是出政策加以各種限制，還是在這個基礎上，身體力行，躬身為數字經濟服務，切實推出一系列舉措，只幫忙不干預，務實不務虛，浙江選擇了後者。
近年來，浙江先後出臺了《浙江省“互聯網+”行動計劃》、《浙江省促進大數據發展實施計劃》等一系列文件，全力打造全國信息經濟新高地。浙江數字經濟規模已連續多年超萬億元。早在2017年，浙江信息經濟核心產業主營業務收入達到13958.5億元，同比增長22.8%，居全省八大萬億產業之首。
時至今日，浙江已經有學者提出數字經濟“升級版”：以消費與商業模式數字化轉型培育數字經濟新產業新業態，以數字治理水平提升推動省域治理能力現代化。相信這背後是企業、政府、學界的良性互動，而且該觀點是在當地最高級別的黨報刊出，說明這些至少是可探索的方向。
浙江的官員隊伍出了頗多能吏，這也與他們長期在高度市場化的環境中工作生活有密切關係。
一方面，深植於浙江的中國傳統文化對他們影響至深，相當一部分官員頗具“士大夫精神”，有想法有方法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另一方面，浙江處於競爭激烈的長三角地區，與上海、江蘇為鄰，前者是中國經濟總量第一城、國際大都市，後者是中國經濟總量亞軍省，華南還有10萬億GDP大省廣東正在全力奔跑。
與這些競爭對手相比，浙江可堪調用的資源、人力、技術、資金並不佔優，唯有在地少人多的狹窄通道中尊重市場、服務市場，戰戰兢兢，一刻不敢懈怠，浙江方有機會殺出一條血路。
浙江的行政體系就是以這樣一種心態呵護數字經濟，最終得以在數字經濟這個領域收穫碩果。疫情衝擊，使得數字經濟的作用尤為突出，算是意外收穫。
浙江的貢獻在“道”的層面
那麼，浙江的經驗對於其他省份有什麼借鑑作用？未來，各省份、各城市可能要考慮在一種新的環境下尋找更多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經濟增長方向，當然，並不是所有省份都適合發展數字經濟。
在新的環境下，有條件的省份、城市要全力去拼的方向之一是高新科技方向，現在速度還是不夠快，當然這也有外界因素干擾的原因。這是未來複雜環境下國家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既有拓展外貿品種、數量的考慮，也有應對各種變化的考慮。
而類似湖北、湖南這樣的省份，其經濟生產更多的是滿足內需，比如湖北70%的產業鏈其實在省內。那麼，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疫情的影響，在特殊情況下也能最大程度地保證財政收入和經濟總量不要過度下滑，如何對沖特殊情況對服務業尤其是餐飲、旅遊的影響，這是一個新的命題。
但浙江經驗的最大貢獻不是在這樣“術”的層面，而是在“道”的層面：給市場、民營企業足夠的空間去闖去試，讓它們自己去把握風險和收益，同時積極為成長起來的企業儘量創造一個科學的服務體系。
至於最後孵化出來的是“數字經濟”，還是“文化創意”，又或者是“新能源”，其實並不重要，因為這與時機、資源、企業創始人有密切的關係，無法預先設定，即使當時有設定，也會隨著條件變化而變化。
杭州去年吸引55萬人投奔，人口過千萬，足以佐證浙江經驗杭州模式是得到人心認可的，沿著這個方向大步走下去，大有希望。
白居易曾吟唱“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堤白踏晴沙”，這自然是杭州，這自然是浙江。
不過，浙江與杭州的未來當不止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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