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司馬炎換成曹操，能避免五胡之亂嗎？也許可推遲，仍不能避免!
西晉永嘉年間，匈奴漢國不斷髮展壯大，派兵攻打中原威脅著西晉的統治，史稱永嘉之亂。永嘉五年（311年），晉都洛陽被匈奴漢國攻破，皇帝司馬熾被俘。
一國之主尚不能倖免，遑論其他人。諸多士族豪強紛紛南逃，避亂江左，史稱衣冠南渡。而這一切也標誌著剛剛統一20來年的天下，再次陷入混亂中，一亂就是數百年。
有人說，司馬炎無能，選個白痴兒子，從而導致五胡之亂。那如果我們將曹操放到司馬炎的位置，是否能避免西晉的悲劇呢？
其實，類似的問題只有一個關鍵——個人的能力究竟對歷史究竟能起到的作用。但這個就是個難解的問題，畢竟我們找不出參照物。
我們無可否認的是，一個再高明的人，總有他的歷史侷限性。周武王、周公旦的分封制，保障新生周朝的穩定，也埋下滅亡的隱患。
漢武帝的察舉制，打破地方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卻又誕生新的問題，而這問題甚至延綿到東漢魏晉。歷史似乎總是在對與錯交替中前進。
漢武帝舉國之力討伐匈奴，將匈奴逐出漠北，解決自劉邦起的邊患。但這只是不會有大的戰爭，仍不能避免小的衝突。
匈奴也不是鐵板一塊，最後分為南北二部。南部失利後，便投靠漢朝，希望有個落腳地。漢室認為，可以利用南部來對抗北部的騷擾，又不用派自己的人，何樂而不為。
匈奴自此便在北方紮了根。匈奴在東漢還是比較老實的，但涼州一帶的羌氐可從沒有安穩過。東漢掌權的外戚竇氏、鄧氏都領兵平過羌亂。漢室甚至一度有放棄涼州的打算。
羌族也好，氐族也罷，亂的只是一部分，而當權者便收買拉攏另一部分，一如當年利用南部匈奴對付北部匈奴。
羌、氐、烏桓等的兵好用啊，於是一些邊地的豪強們紛紛招募為兵，成為自己爭霸天下的資本。遼東公孫瓚，他的白馬義從中不少便是烏桓騎兵。
董卓本是涼州豪強，正因為他拉起一支戰鬥力驚人的西涼鐵騎，成為漢末第一大諸侯。韓遂、馬騰也是依賴涼州的羌氐部落，敢同曹操掰腕子。
三國的主戰場是中原，作為“僱傭兵”存在的羌氐等，也逐步內遷，離中原也越來越近。曹操置匈奴五部，分佈於幷州。而隨著蜀漢諸葛亮、姜維北伐，曹魏不斷將羌氐遷往三輔附近。
魏帝曹奐詔書曾寫道：鹹浮海來享，鼓舞王德，前後至者八百七十餘萬口。這裡的八百七十餘萬口指的便是羌、氐、匈奴等異族，當然，數量不可能有這麼多罷了（五胡加起來差不多500萬）。
西晉的江充早已認識到五胡隱患，他說：“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徙戎論》）。關中一半人口都是異族，這太危險了。
這麼多人口，哪裡能輕而易舉地將人家攆出去，若真的幹了，只會引起羌氐的強烈反彈。西晉也只能照著曹操處置匈奴五部的做法，將匈奴的“王子”扣在洛陽當人質。
這些內遷的異族，逐步演化成具有本族特色的地方豪強，只是地位低一些。西晉看似風平浪靜，其實早已經坐在炸藥桶上，隨時可能爆發。
若將司馬炎換成曹操，或者司馬衷是個英明神武的明君，會推遲五胡的爆發，不可能避免——因為矛盾沒有消失。
除了雙方矛盾外，還有彼此實力的變化。西晉人口差不多3000萬左右，五胡總體差不多有500萬。但不要忘了，西晉的漢人不是一個整體。
只有千日做賊，沒有千日防賊，更何況“賊”早已滲入這個家族各個地方。西晉也不弱的，否則也不會滅蜀吞吳。早年也是打得羌氐鮮卑哭爹喊娘。只是它腐朽得更快罷了。
西晉的八王之亂，使得晉朝實力迅速消耗於內鬥中，防護力大大降低。不僅如此，西晉的門閥政治，使得普通漢人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或逃亡，或反抗。西晉的對手不僅有五胡，還有底層百姓。
五胡不同於遼金蒙，他們不是在塞外崛起，南下攻伐中原，而是崛起於中原內部。五胡一邊吸收漢文化，一邊聚攏一起，積攢實力，靜靜等著，等身邊老虎打盹的時候。
這一亂就亂了數百年，各種矛盾不斷爆發，又通過戰爭的方式不斷融合，一次次改變。融合後，我們看到的是隋唐盛世，但我們常常無視融合過程中森森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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