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经济学前些年炒得挺火，现在仍有讨论的空间。
五常君，经济学著作等身，有《佃农理论》、《中国的经济制度》、《五常经济学》、《新卖桔者言》、《货币战争论：从价格理论看中国经验》，尤其是《经济解释》，有五卷本，为其生平大作。还有一些类似散文传记性作品，如《五十年忆生平》等，洋洋洒洒，俨然有大观之象。
著作装帧精美，每每书皮介绍其人曰："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之一"，"殿堂级经济大师"，是"阿尔钦及赫舒拉发的入室弟子。科斯学者学说的御用阐师。弗里德曼主持其婚礼的人"，"他少用数学，喜欢赤手空拳，凭自己改进的基础价格理论纵横天下。"（参见张五常各个著作，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似乎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仅一步之遥。
我无暇考证这些名头的真假虚实。但科斯因产权界定、交易费用理论获得诺奖货真价实。张五常除由著作获得声誉外，也因科斯而托红实是不虚。
近期阅读张五常的部分著作，有一些观点可以反转来看，试着论证其真伪。此为经济学理论的可证伪性。通过反观分析，认为一些经济理论仍有可疑之处，现举两例说明之。
1、 经济学的三个公理问题
张五常在《五十年忆平生》中说：
最简单地看，经济科学只有三个公理。一是需求定律，二是成本概念，三是竞争含意。七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国提出的钞票例子今天在西方成了名。一纸百元钞票在人行路上会失踪，经济学的推断万无一失。这个现象在所有科学中只有经济学可以在事前推断和事后解释。考虑如下三点吧，一、需求定律说，如果没有公安在场，该钞票失踪的机会较大，因为行人拾取的代价下降。二、如果一个男子有佳人之约，急不及待，他拾取该钞票的意图下降，因为机会成本上升了。三、如果路上行人较多，该钞票出现争夺的情况会上升----这是竞争的含意。
至此，张五常还补充说：
上述的三项公理基础，骤眼看来是小题大做，但经济学的公理基础就是这么多----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的理论基础也只是那么多。
与经济学者而言，我是外行，不懂得许多深刻经济理论。与殿堂级经济大师张五常言，我更是无知加行外耳。但即使如此，观此公用一张失落的街道钞票之简单小事，概括了三个经济公理，从而断言中国经济改革的基础理论也仅如此，仍不免让人大吃一惊。若真如此，不要说现在夸夸其谈的诸多经济学家可以歇业睡觉，也会让诸多政治家、改革家、其他社会学家等停业休息了。难道事情真的会如此简单吗？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反向角度来考察张五常所说的三个公理的可靠性。
（一）、需求定律问题。
张五常首先提出一个假设说，"如果没有公安在场"，结论是，"该钞票失踪的机会较大，因为行人拾取的代价下降。"
五常的结论貌似有一种因果关系，因为行人拾取的代价下降，故该钞票失踪的机会较大。实际上他想表明交易费用下降，需求一定增加的这个定理。
但假设导致的结论或许错了。若没有公安在场，而行人拾取的代价不一定下降，可能会上升，甚至上升到不可估量的程度。比如要捡钞票的人很多，会因争吵而斗殴，甚至可能会因此而致重伤或出人命。这个代价有多大？读者观众可以一眼看穿。为什么说没有公安在场拾取代价会下降呢？其结果可能会下降，也可能会上升，因此钞票失踪的机会较大的结果并不确定。这是对他的经济理论进行证伪。
由公安在不在场之例，可以拓展地看市场交易理论。市场正常交易必要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原则基础上。首先，交易双方必须是自由的，依着自由的意愿进行买卖，这是市场贸易的自由理论，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有市场的公平和正义。因此说强买强卖是违背人性的。第二，交易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合约基础上。合约无论是口头承诺、心里默认、还是文字约束，形式虽然不同，但实质相同。若有违约，还要有惩罚机制，否则市场没有规则秩序约束，也就无所谓公平和公正，市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公安在场，即意味着一种规则和秩序的实施，虽然公安有租值消散费用，但这是市场形成所必需的，它不完全取决于需求一方，还涉及供给一方的意愿。因此，公安不在，并不意味着交易费用下降，有可能会大幅度上升，导致交易无法进行，这也是亚当·斯密一直强调的，市场有自由调节的"看不见之手"和政府执行公平正义规则的"守夜人"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哈耶克也一直强调，市场中的自生自发秩序。他所谓的自由，同时也意味着法律至上。没有这些条件为前提，市场就不能存在。故张五常的仅仅假设公安不在场，得出钞票失踪概率为大的需求定律是可疑的。
（二）、成本概念问题。
张五常又假说，"如果一个男子有佳人之约，急不及待"，结论是，"他拾取该钞票的意图下降"，原因是"机会成本上升了"。
实际上，张五常表述的这个成本概念的例子，可以归结到他所说的第一条需求定律里面。实质是机会成本上升，导致交易费用上升，而需求下降。这只是他所说的需求定律的反面而已，属于一个问题正反面。
仅仅是把成本的概念单独拎出来说事，我们已经对他提出的需求定律进行了证伪，这个成本问题若是他举例的一个问题的反面，实际上也已经被证伪。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推论其结论可疑性。
男子有佳人之约，急于赶路，这是一种成本，也算是机会成本。但面对路上的钞票是否拾取，是否因此会增加机会成本，即使有增，其大小与程度要综合计算，才能结论其捡与不捡的概率大小。如果说随手捡起一百元钞票，增加的机会成本很小，对原来的机会成本增量并不构成危险，则失去钞票非但不会增加成本边际比例，反而会减少，因为失去钞票的利益增加了，效益与成本的比率上升，因此男子拾取钞票的意图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这也就是说，在企业经济运行中，或大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任何的经济弯形都会导致机会成本上升，但要不要走，一是取决于企业和政府要考量机会成本增量与效益的增量之比，并不是单纯观待机会成本这一点，这也是经济学中的"极值"理论的价值所在。除此以外，企业会依照成本和收益算账。对于国家来说，还有经济弯形后导致的社会效益，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因此，经济理论不会像张五常所说的如此简单。
再者，因果决定原理，甚至会排斥随机性和概率性事件。企业和政府是否需要弯形经济行为，增加机会成本，有时不是单纯的企业或单方面的政府可以完全决定的，他要受到社会诸因素的制约，这是因果原理已经决定的。不管政府或企业愿不愿意，结果都会如期发生。归纳到男子捡不捡钞票一例上，都有其内在的因果关系决定机制。绝大多数并不是成本问题构成绝对的决定决策，成本问题只是决策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故，张五常的成本结论不一定正确。
（三）、竞争含义问题。
张五常继续假设说，"如果路上行人较多"，结论是，"该钞票出现争夺的情况会上升"。这当然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常说的资源稀缺竞争理论。
街面上只有一张百元钞票，如一人看到，自然不会发生争夺现象。经济学中常举孤独漂流的鲁滨逊为例，似乎一人经济没有竞争，也就没有市场，同样没有交易费用一样。同样多的资源，竞争的人多，其费用必然会上升，甚至由此会带来争夺资源的战争。
张五常所谓的竞争含义，似乎显而易见。他也由此推测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
我们将会在下节中专门评价其经济因果关系。他的这种说法不是从因到果的递推，而是由果到因的反向运动。但国家走不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并不是以竞争为充要条件，甚至都不是充分条件，反而是因为有了市场经济，需要产权界定、产品生产、市场交换以及利益追求，这才导致了竞争的存在，而不是相反。
再则，我们也可从返例推导竞争的另一种含义。
当代经济学的"竞争"有其普遍含义，原因在于人的欲望无限，物质资源有限，在私有制的市场机制中，经济人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一定会是竞争状态。而市场机制的有序约束，包括政府的法律，会尽量让市场呈现公平交换及分配状态，由此可以导致资源配置的高效率，这是经济学假设理论的完美性。这个完美的理论能落实多少，究根结底还要取决人心，因为竞争是由人心引起的，所有规则、制度、法律形成的秩序也是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的。人们可以建立合理的机制制度，当然也能破坏这样的制度，破坏制度的心理基础也显而易见。比如人的贪欲越来越膨胀，失去良心道德约束，推行狼性的丛林法则，当然会破坏合理市场公平、正义、诚信等道德法则。班固在《汉书·货值传第六十》中说："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即便有法律的惩罚机制，但贪欲旺盛时，人们会铤而走险，导致竞争极端化，市场表现为失灵状态。
中国古代先贤早就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存在，孔子在其学说中"罕言利"，并不是孔门排斥利益，而是提倡因义获利，主张德本财末，财利只是德行的自然结果。因为人性体现自私的一面十分强烈，即使不鼓励提倡，也会膨胀生发。只有提倡道德仁义等，才能将欲望限制平衡在合理范畴，这是圣人教化的良苦用心。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安定、和谐、幸福和美满。
西方经济学以功利主义为原则，他们追求的竞争常常超越道德界限，虽然有时可以促进社会经济进步，但其破坏力也是巨大的。治国理政需要二者相平衡。
中国有句俗话：争之不足，让之有余。人心不同导致所观待的世界也不相同，依竞争角度来看，自然资源是稀缺的，竞争不可避免；若以谦让角度来看，则自然又是资源丰裕的，人人有份。同样的自然资源，在和谐相让的状态下，非但不会降低效率，措置资源配置，反而会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形成经济平稳发展。真实的竞争含义，不完全是西方经济学单独强调的那种竞争理论。故五常先生从简单的现象总结的竞争含义也会趋于过简化。
当然，没有完整的市场机制，没有竞争，无法衡量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这也是极端化的另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一旦实施，将比起有规则的，即便是建立在短视功利基础上的制度，非但好不到哪儿去，反而更坏。这一点也许张五常预见到了。
二、市场经济的起源问题
关于市场经济的起源即来源问题，即使没有任何经济学知识的人也会明白，因为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这个问题阐述的比较清楚。
首先，他强调需求是生产的目的。斯密认为：
对于人性中某种确定的倾向，即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助交易的倾向，是必然的但极其缓慢、极其逐渐的结果。
人类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根本倾向，各个人都需亲自生产自己生活上一切必须品、方便品，一切人的任务工作全无分别，从而，才能显现各异的唯一原因----工作的差异------怕亦就不能存在了。
斯密从人的普遍心理常识去概括论述市场起源，除了让理由顺畅外，让任何人阅读和理解都觉得自然而调适，他甚至把财富定义为：
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
作为商品市场，起源的心理与形成如斯密所言。而商品市场形态的出现，却早得无法估计，这一直是经济史学家们的研究课题。
于西方而言，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市场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及《法律篇》都可看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也有很多描述，并对分工、货币、商品价值等都做了深入分析。
在中国，商品市场出现更早，也更早熟。陈焕章先生在《孔门理财学》中提到《尚书》的《洪范》篇列举了治国理政的八个方面：
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其中"食"代表一切农业活动，"货"代表一切工业和商业活动。以后治史者都将食货记载为《食货志》，代表国家全部的经济生活记录。尤为可贵的是，将"食、货"列于人类所有其他活动之前，可见中国古人对经济生活的重视，正所谓"民以食为天"。
《论语》中颜渊谦虚请教老师如何治国理政，孔子回答说：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对此一文，陈焕章评价说：
这一节为历代学者所称道，但没有人懂得其精义。它的真义同《大学》的最后一章相近，其主题是国家治理和均平天下，只有两种方法能达到这一目的，即理财与尚贤。上述这一节正好包含了这两个原则，远佞人是尚贤原则的反面说法，而所有四个正面陈述都是有关经济的原则。夏历最合乎季节，采用它意味着在最佳时节做农活。殷辂最经济耐用，乘坐它意谓着使用经济耐用的交通工具促进商业。周冕最漂亮，戴着它意味着提高工艺标准。历法、车子和冠冕这三样东西分别涉及农业、商业和工艺。这三句话主要与财富的生产而不是消费有关，而提及音乐的第四句则涉及消费。瞬的韶乐和武王的武乐是古代最好的音乐，仿效它们意味着在最高雅的层面上提高生活水平。而远离郑声只是为了防止纵欲。孔子给了颜渊六个规则，四个是正面的，两个是反面的。但六条中有五条是经济原则。事实上，无论是管理诸侯国还是管理大一统帝国，第一就是改革经济生活，第二是任用贤者，这就是该节的精义，虽然孔子用了形象的比喻。除非我们理解了孔子说的经济生活，否则我们将如何解释历法、车子和冠冕与国家管理有什么关系呢？按照旧有的解释，孔子的回答毫无意义。但按照我们的解释，它说明政府主要关注的应是经济生活。
从文字中也可见到，在中国古代夏、商、周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谓一斑。追寻中国经济理论的早期源头，古代或许更有参考价值。
张五常著作中说，为什么会出现市场？这个问题都让他思考了很多年，最后在《中国的经济制度》和《五十忆平生》中却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市场的出现是源于一个交易费用市场（运作的费用）替代另一种（租值消散）。
于是他得到一个自认为漂亮的"交易费用替代定律"。五常先生这样的提法的确会让令人惊讶。到底是人们先发现交易费用要代替所谓的租值消散来创造形成市场，还是因为象斯密所说的，因为人民的倾向交换的心理，而自发形成的市场呢？如果张五常的发现石破天惊，推翻了斯密的市场起源常识说，那的确算是经济中的杰出大师了。但事实不会如此幼稚，因为这种常识是在简单明了不过的了。更何况五常引用的"租值消散"概念，许多熟悉市场的人并不熟知。这也许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张五常倒果为因的一个提法，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先有了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寻找各种规律，能更好地服务大众。市场自由交换的本性，让交易费用能降低到一定的程度，比租值消散要少，这个规律是否成立，还要看交易费用的界定，及租值所指消散的原因和边界，缠来绕去，又是一个大乱码的问题，一般人搞不清楚，只有天马行空的人，才会如此想象。
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说到：他在一九七九年发表一篇长文，题目为《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长文中只申述一点：
资源稀缺，竞争无可避免；决定胜负要有准则，在无数可以采用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
甚至他回忆说，这种规律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走向。张五常的这个理论在中国影响有多大，我不得而知。对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城市工业经济改革产生多大的推动力，我更不清楚。但推究这个理论，实际上不过是亚当·斯密市场理论的一个翻版而已，并无多少夸张之处。
中国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始自于安徽小岗村18个衣衫褴褛的农户用红手印按下的生死契约，这是农村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农民那时的自发行为，决不是因为读了张五常先生的长文，或许他们对交易费用和租值消散的概念闻所未闻，但他们知道，只有分田到户才能解决饥饿贫穷问题。那时农民的愿望只是为了能吃饱饭，也没有想象有市场交易这回事。如果说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只能做出分田到户的办法，那经济学家的才能与农民并无二致。实际上，农民分田是被逼无奈，是生命原始力量的一种抗争，一种生命突破。这个时候的创造力，往往会超越经济学家的理论。
早在三百多年前，英国哲学家、政治学家洛克早就指出，人的生命权是与生俱来的，这是最基础的人权，保存生命是人的最基础也是最有动力的诉求。能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则是生活资料必须与人的生命权链接在一起，而人们最简单的生活资料要有自由的支配权，才能维持自由的生命存在，于是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成为人的不可分割的基本人权，存在并彰显着自然法权利，它早于经验社会的政府组织，因此是不可被剥夺的自然法权。
小岗村反映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绝大多数农村的普遍问题，贫穷到生命难以保障，原因是基本生活资料没有自主的权利，当然也谈不上人的自由。于是他们会为自我的基本生命权利进行抗争，以赢得生存权、财产权和自由权。
那种时代恰恰因为完美的理想，脱离人民生活的现实，将这种基本的人权压抑到了不能维持生存的地步，因此生命力的抗争是必然的。改革必然且只能是自下而上，这个时候人们并不需要知道多少经济知识。
邓公的倡导市场化改革，是农村社会基层百姓原始生命力集结表达的结果，正如他本人所说："不改革，将死路一条。"我也相信邓公的改革更多的来源于中国的现实，在一条走不通的道路上，只能另辟一条道路摸索前行。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唯一可供的选择，况且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市场经济成功的国家例子作为参考和模板。当时的改革家们也许不知道甚至不用知道何为租值消散理论，但这并不影响改革势在必行。
可惜的是，当时一些当政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并没有达到这种自觉。只是因为僵化的理论与完美的幻觉被陶醉和麻木，难以清醒。事实上，这种麻木现在还依然存在。
一些正确经济理论无疑会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比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通论》等等。也有一些经济理论可能会产生相反作用，苏联的高度集权的计划模式也是一些价值经济理论引导形成的。这就要求这些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是否更加符合现实和人们的心理状态。但经济理论复杂繁多，会共同作用于经济现象。而决不是哪一条公共价值理论可以起如此大的作用。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综上而言，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发生的产物，是人们的性格的自然倾向使然，是自发形成的。诚如哈耶克所言，市场机制是自生自发的一种秩序，并不能说是产生于某一条规律或定律，况且这些规律、公理、定理等其背后皆有因果关系存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认识经济现象，运用正确的规律为大众谋取福利。
当然，所有事物皆要一分为二的观看。张五常的"分成合约"、"租值消散"及"产权制度"等理论在当代经济学中也有较大的含金量，虽然这些概念与运用在他的前人的著作中皆有所表述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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