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商业的规则是西方制定的，所以现代很多企业管理和商业经营的思想都是学自于西方，越是高端的企业家越推崇西方的经济学家，那么在我们中国就没有拿得出手的经济学家吗？自然不是，比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一个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是国际响当当的经济学大神！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人物比较陌生，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简单地说，张五常是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先后担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香港大学终身教授、经济金融学系主任。
经济学大神张五常
张五常对当代制度经济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从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开始，关注经济活动中的合同订立问题，进而在经济学家科斯对企业本质的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合约经济学”。1991年，他受邀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并致辞，通常只有诺奖得主才有此殊荣。张五常在学界的地位可见一斑，但是他也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
张五常无视经济学界的主流规范，他对当代经济学偏重数理分析的方法嗤之以鼻，他经常调侃那些拿到过诺贝尔奖的伙伴们，说他们是因为文笔太差，才不得不借助数学公式说话，而他自己脑子里常常有创造性思路闪现，根本用不着拿数学公式来包装自己。
张五常曾经无比自豪的宣称，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后一个没有选修微积分课程，还能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可是这种无视主流的态度，也令他一再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失之交臂。
当然，张五常的影响不仅限于学界，他还是一位备受大众关注的学术明星。在普罗大众眼中，张五常是喜欢语出惊人的老顽童。张五常告诉他们，最低工资帮不上穷人，打假根本没有必要。这些言论挑战了公众的常识，可是事实往往证明张五常说的都是对的，他辛辣直白的讽刺，应验若神的预言，让他在学术界之外赢得了不少粉丝。
那么张五常有哪些观点独到的经济理论呢？我们首先从一本书《新卖桔者言》说起。这本书是一部文集，包含张五常发表于报刊的33篇文章，张五常善于从现实生活中的小事入手，用浅显直白的语言推导出，简单事实背后深刻的经济学原理，这本书正体现了他的这种风格。后来这本书做了增订，扩充到74篇文章，增加了对一系列经济议题的分析，涉及多方面政策和制度，书也改名为《新卖桔者言》，今天我们着重来聊书中的三个故事，透过这三个故事来体味背后的经济学理论！
信息不对等也能造成价格波动
先说第一个故事，就是张五常卖桔子树的故事。本书的原书名为《卖桔者言》，是套用了明朝政治家刘伯温的著名散文《卖柑者言》。刘伯温的《卖柑者言》是一则寓言，但张五常卖桔子却是一件真事。身为知名的经济学家，香港大学终身教授的张五常，为了找到价格波动的真实原因，在大年三十晚上带着一群学生跑到香港街头去卖桔子树。广东话里桔子的“桔”和大吉大利的“吉”同一个发音。为了讨口彩，香港人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在家里摆几盆只能看不能吃的小桔子树，香港人把它叫做“年桔”。
在香港街头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专门卖这些桔子树。张五常在“年桔”市场上看到的与传统经济学完全不符的价格波动现象。张五常卖年桔的过程，起初开价每盆80元，杀价到60元可以出售，晚上11点开始下雨，开价立即降低，半小时后雨停了，开价上涨，午夜后开价减到70元，00:00~1:00，这一个小时顾客最多，因为他们以为午夜后可以买到便宜货，此时讲价的过程就会变长，凌晨1点过后减价次数越来越多，到最后每盆只能开价30元，有人出20块也卖。
照理说，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香港，年桔不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需求也是稳定的。每户人家总是要买几盆过年的。如果按照经典经济学的理论，供需关系决定价格，年桔的价格波动不会很大，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样一盆年桔凝结着同样的人类劳动，花费同样的运输成本，在短短几小时内，价格波动达到三倍，原因何在？
张五常给出的答案是信息不对称是价格波动的关键因素。张五常分析说，在年桔市场上，卖桔子树的人不但了解每盆年桔的批发价，也知道刚刚卖掉的那一盆的成交价，买家则两眼一抹黑，既不知道年桔的底价，也不清楚市场实际成交价，对于不到100港币的小物件，买家也不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四处打听。所以卖家能够利用对方的信息缺失从中挣到差价。
传统经济学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商品的生产成本、供需关系上，并不怎么关心真实市场中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商品的交易成本这类问题，一直没办法解释真实市场中为什么会出现剧烈的价格波动。张五常却从市场交易的细节出发，丰富了价格机制形成的原理。在这个基础上，张五常发展出了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分支，使经济理论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解释越来越符合实际。
大年夜卖桔子树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张五常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的务实治学态度。他用这个方法在真实世界的细微末节中发现了很多大道理，修正了不少传统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错误解释。
产权归属明确，才能激发主观能动性
下面在来说个“养殖生蚝”的故事，这又体现了他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张五常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工作期间，曾在自己的私人宅邸的海滩上养过生蚝。华盛顿州纬度高、气候寒冷，生蚝长得很慢，就自然条件而言，绝对算不上养蚝的好地方。然而该州法律规定，海滩作为私人宅邸的附属物归私人所有，外人不得随意在私人海滩上拾取生蚝，严格的制度设置，让自然条件欠缺的华盛顿州成了美国最著名的生蚝产地。由于私人海滩产出的生蚝得到法律明确保护，业主就愿意付出辛劳去维护自己的资产。他们不是把生蚝拿回家挤上柠檬汁，在壁炉前慢慢享用，而是冒着寒风在海滩打开生蚝食用。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把生蚝的枝叶都留在原地，好给下一批生蚝留下养分。
业主们小心翼翼将开过的蚝壳放回海滩，便于新蚝附着。他们还每天都去海滩上巡查，把专吃生蚝的天敌一个个捞上岸、晒干。总之，业主是不计辛劳的维护着生蚝的生产力，有了制度保护，养殖生蚝成了华盛顿州的一大风俗。每一个到海边购买房产的人签订合同之际，都会将房屋附属生蚝的情况做一番明确的约定，讲清楚这些生蚝是归谁享用？怎样分成？海滩的私有化法案，无意中促成了一桩大生意。试想在人人可以捡食生蚝的公用海滩是不会有人费力维护生蚝生长，也不会出现相应的制度合约。
张五常用这个故事证明，产权明晰比自然禀赋更重要。如果不能合法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谁愿意辛辛苦苦为他人做嫁衣呢？只有产权明晰的地方，才会有商品生产，才会有繁荣富裕。张五常从养蚝海滩的产权制度安排出发，将产权理论延伸到各个领域，他发现世界上几乎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无主之物，无论是替果园受粉的蜜蜂，还是生长在大海中的野生鱼类，这些所谓的无主之物，其实都被人们安排了各种合约来明确归属权。自古以来，为了占有无主之物，引出的争议层出不穷。比如在美国西海岸的河流入海口，经常有大批三文鱼从大海回流，美国一些农业公司从中看到了商机。他们在河口孵化三文鱼卵，再将它们放归大海，利用三文鱼成年后必须回到出生地产卵的天性，在河口张网捕捞，把太平洋当成了放养三文鱼的大鱼塘。
浩渺的大洋不是任何人的私产，这种将大洋当做鱼塘的行为，似乎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可是一旦放养，三文鱼的产量远远大于远洋捕捞，导致三文鱼价格持续下降，就损害了从事远洋捕捞的渔民的利益。渔民们群起而攻之，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名，要求美国西海岸各州立法，禁止在河口养育三文鱼幼苗。张五常从这一件事中得出了两个结论，第1个是产权无所不在，即便是海鱼这样的无主之物，只要能被人拿到，在市场上出售变成商品，就一定会产生利益纠纷。不管是友好协商订立合约，还是协商不成到法院打官司，人们会想出形形色色的办法，保证自己能从这些无主之物中获取更多的好处。第2个结论是产权明晰能够促进生产，只要明确河流入海口的产权，就会刺激拥有者投资兴办三文鱼孵化厂。人类的渔业生产不但不会耗尽海洋鱼类资源，而且会收获比自然捕捞更高的产量。由此张五常得出结论，产权明晰是经济繁荣的前提。
为什么有人当老板，有人当员工？
下面再来说一说第三个故事“纤夫的故事”。张五常少年时代，为躲避入侵的日寇，曾跟母亲一起在广西沿着柳江逃难，那时没有柴油机，没风的时候，行船完全靠纤夫拉。张五常注意到，有一个监工坐在船头，看见纤夫中间有谁偷懒不使全力，就拿根长鞭子使劲抽他。母亲告诉年幼的张五常，我在岸上亲耳听到，这监工是纤夫们合伙花钱请来的，你说怪不怪？这确实很怪，为什么纤夫们要花钱请人来鞭打奴役自己？除了这个办法，就没有别的办法来保证劳动了吗？这个疑问一直装在少年张五常的脑子里。
后来他去美国留学，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到了经济学家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科斯在这本书里讨论了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组织企业？为什么会有老板和雇工？对于这个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有一个经典的解释，他拿生产绣花针的工厂做例子，在厂里，一部分人负责拉钢丝，一部分人专业磨针，一部分人专业打孔，各自负责自己的工序，技术越练越精，久而久之，分工协作的制针厂，由于熟能生巧，再加上不断改进生产设备，单位时间的产出数百倍于那些单干的制针工匠，成本大幅降低，一举赢得市场竞争，逼迫单干的制针匠退出市场，去搞别的营生。
但亚当斯密的说法有个缺陷，他描述的是企业产生的结果，而不是起因。解释不了当初是谁把负责磨针的打孔的劳工都召集在一起办厂子，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有的人愿意花钱买设备、雇佣别人？有的人愿意被人雇佣？有的人只想自己单干，不想进厂？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给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开办企业或者自己单干的人，看上去谁的话也不用听，可以我行我素。其实每天都面临市场风险，必须花费时间精力去了解市场信息，绞尽脑汁给产品定一个合适的价格，接受市场考验，承担着巨大的交易费用，而选择打工可以免去这一切烦恼，付出的代价是得听老板的话，赚的也没老板多。打工者之所以愿意加入企业，就在于他们能够把一切风险交给管理者，减少交易费用。
1991年，科斯因为首先引入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存在的理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被学界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科斯的解释，一定程度上解开了张五常的困惑。柳江上的纤夫们埋头拉纤，没有精力去了解其他纤夫出了多大力，必须雇一个人手拿皮鞭，站在船头眼观八方，督促大家伙全力以赴。至于为什么有人出力拉纤，有人拿鞭子监工？科斯的解释是，有的人天生偏好直面风险，有的天生害怕风险，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就去当了老板，厌恶风险的则当了雇员。
张五常觉得这个解释没有说服力，做纤夫还是做监工？与风险偏好没有关系。他通过另一个例子，将对企业性质的探讨引入更深的层次。二战后香港经济起飞是从给发达国家代工初级产品开始的，最初是连工厂设备都没有的初级手工业，很多平民从代理人手里接活，按照设计图，把彩色玻璃珠穿在一根根尼龙线上，串成头饰和手链，卖到欧美市场。当时发达国家企业没有兴趣生产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穿珠子工人接触到的代理人，不可能直接从西方国家拿到订单，而是不知道是第几手代理。他们整天在各个楼栋里到处跑，忙着交货、收货、验货，张五常看他们的衣着打扮，估计这些代理人的佣金收入也就是勉强糊口而已。
耳闻目睹这些现象，引发了张五常的几点思考。第一，从事串珠子劳动的人，跟处理市场信息的代理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身份可以互相转换。第二，代理人按件计酬，从穿珠人手里购买珠链，其实就是在购买劳动力。传统经济学一直把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区分开，但在这个例子里，代理人购买的既是穿珠工人的劳动时间，又是他穿好的珠链产品，说明这两个市场完全可以看成是一种市场。张五常通过对上述分析，于1983年发表了《公司的合约本质》，挑战科斯的成名之作。
张五常提出，科斯所谓公司存在的目的是替代市场，降低交易成本，这个看法不对。一个人不去创业，跑到公司里打工，只不过是用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也就是用劳动合约替代了商品交易合约。在能够自主签约的条件下，他会根据实际收益多少选择创业还是打工。也就是说创业和打工的区别其实没那么大。在采取计件工资的例子中，劳动合约跟产品合约根本就是一回事。公司内部之所以同时需要拿鞭子的管理者和按指令工作的劳动者，只是因为有些岗位没办法用计件工资进行量化，必须按工作时间发工资。
为了保证计时岗位的工作效率，企业家不得不想出种种管理手段，纤夫自己请监工，也正是这个道理。张五常进一步推论出，真正能够减少交易费用的，不是企业组织，而是劳资双方能够自主的签订劳动合同。企业的本质就是通过产品合约、劳动合约和产权债权合约，把土地、劳力、资本等各类社会资源联系起来。而从劳动者一方来说，自主择业选择开价最高的工作岗位，才能保证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禀赋，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自己和下一代进行知识投资，最终实现知识、劳力和兴趣的最佳配置。总的来说，市场上各类主体之间自由签订合约的权利得到保障，能够自由交易劳动力、土地和产权，是当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根本原因。
企业制定薪酬福利制度越高越好吗？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个经济学的议题，“薪酬福利制度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张五常反对一切干预自由签订劳动合约的做法，哪怕是打着保护弱者，提升全民福利的旗号，他认为优厚的劳工福利制度会扭曲价格机制，严重挫伤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竞争力。张五常观察到，美国不同产业之间薪酬福利制度的区别很大。IT产业在美国属于新兴产业，程序员普遍年轻，工会的力量还来不及发展壮大。在这个产业劳动力市场呈现完全自由竞争的态势。公司之间互相挖人、技术大拿随时跳槽现象非常普遍。在IT行业上班的人，关心的只是到手的工资、奖金、期权这类真金白银。
在比尔盖茨的微软总部办公空间被打造成大学校园风格，餐厅、酒吧、健身、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办公楼整夜灯火通明，程序员们以厂为家，整天泡在公司里，一些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达到上百小时，这种996工作模式固然辛苦，但十年下来，很多员工身家超过千万美元，早早实现财务自由，提前退休周游世界去了。同时美国IT企业也凭借创新活力，一直称霸全球市场。而美国汽车工业却是另一番局面，美国汽车制造起步早，一度领先全球。行业工会经过上百年发展势力强大，汽车公司老板不能完全按公司经营需要，确定薪酬福利政策，不得不经常向工会作出让步，不断提高薪酬标准。
同时安排了大量员工福利，比如增加带薪假期，降低每周工作时间，给辞退员工巨额补助等等。张五常分析，美国的汽车工业能够养得起这一大批员工，实际上是在吃过去的老本。资方迫于行业工会的强大势力，不得不把企业过去靠品牌、研发、专利等优势获得的超额利润，拿出一大部分平均分配给生产线上的蓝领工人，在高福利、低竞争人员高度稳定的就业环境下，生产线工人习惯了低强度、低压力工作，本应该得到额外激励的高管、技术研发人员，则因为拿不到高额奖金，要么离职去了其他行业，要么失去进取心，成天混日子，再加上资方也拿不出钱投入新车型研发和制造装备技术升级，导致整个产业的竞争力落后于国外竞争对手。
每当周期性经济危机袭来，通用、福特等大汽车公司，往往是第一批濒临倒闭，需要政府出钱救助的沉重包袱。美国不同产业之间福利制度与竞争力的关系，很能说明问题，过度的福利政策往往会损害产业竞争力，最终也保护不了产业工人。欧美国家很难从制造业衰退中复苏，因为他们没办法打破福利制度温床。工会是强大的压力团体，平时可以组织工人罢工、示威、游行，大选之际是重要的票仓，政治家不但不敢跟他们决裂，还要不断加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税收减免、转移支付等手段，进一步加固福利温床。
张五常从自由签订劳动合约的角度，解释了最低工资限制劳动时间，不许资方解雇员工等福利政策。为什么会扭曲劳动力市场？危害产业竞争力？他认为再高明的政治家、经济学家，都很难计算出一个经济体最低工资标准。工商业的最低工资是由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决定的。薪酬提高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动态过程，当城乡收入达到均衡点，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商业转移的过程即将结束之际，工商企业的最低工资就出现了。在此之前，农业人口过剩，就业不充分，工商企业总能以较低工资招到人干活，这时候如果政府强行规定最低工资，根本保护不了劳动者，资方要么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雇员，要么结束业务关门大吉，最终受损的还是劳动者，唯一的后果是降低投资者开办工商实业的意愿。阶段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外转移的自然过程，造成实际上的失业。高福利政策对产业竞争力的副作用非常明显。
通过今天关于张五常经济观点的分享，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什么收获呢？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哦，尤其是关于企业福利制度和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各位小伙伴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閱讀更多 聚點新思維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