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7日，张培刚先生去世那天，全国经济学界一半以上的大师们都在灵堂为他送别。张五常为他写了悼词，悼词里管他叫"大哥"；周其仁穿着黑色的西服发言，说自己在他面前只是"蹭课的旁听生"；吴敬琏与厉以宁嘱托弟子坐第一班的飞机赶到武汉，为他献上花圈。

对于经济学界而言， 98岁的张培刚是一段传奇。

虽然除了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名誉院长，他再也没有任何更显赫的头衔；他一生只写过10多本书，远谈不上著作等身；直到85岁，他所在的学院才第一次申请到博士点。但他在学界依然被认为是一代宗师，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

"好难出一个张培刚，我也做不到。"以"狂张"闻名的张五常曾这样评价这位"大哥"。

这位宗师级人物，从1952年底开始，就调至华中工学院参与筹建，担任基建主任的他，为学校的建设付出了心血和汗水。然而因为文革，这位大师的学术研究被迫中断30年。艰苦的劳动生活并没有压垮一代经济学大师的肩膀，在重回研究岗位后，他带出了不少优秀的学生。在许多门生眼中，他学识渊博、学术态度严谨，"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说。

少年聪颖大志早立

2010年的冬天，97岁的张培刚接受了南都周刊记者的采访，在这位记者的描述中，被诸多老年病困扰的张培刚先生，虽然在大多数时间里深陷在沙发中，显得精力不济，但谈起在哈佛的求学时光时，却露出难得的神采，那是他得到如今全部名声的起点。

张培刚

出生于湖北红安一个农民家庭的张培刚，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天资，他5岁入私塾，16岁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一年级。受当时"民主与科学"社会思潮的影响，张培刚最初苦读数理和社会科学。但有多年农村生活经验的他意识到，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大国，要富强起来，必须从发展农业经济入手。所以在报考大学时，他放弃了学自然科学的打算，决定专攻经济专业。

1934年，张培刚以武大历史上第一个各科全优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以全院第一的成绩被选送到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业经济调查研究工作。这一时期前后约6年时间，他先后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的粮食问题》、《浙江省粮食之运销》等著作。

张培刚获得学士学位时的留影

对于张培刚的这几本早期著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仍然记得自己当年初读后的惊喜：张培刚专门把粮食的"运输成本"与"交易费"——也就是单纯的市场费用分开考察，并且极见功夫地总结出，市场交易费的减少，可视为交易机构有了改进的标志。

"交易费"概念的清晰提出，让后来者惊异于张培刚的学养。科斯举世闻名的"交易费用"概念最早发表于1937年，张培刚在研究浙江米市的时候，不但独立使用了"交易费"概念，还斩钉截铁地指出了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的关系。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这一点在张培刚的早年研究及哈佛论文中已初见端倪。

今天，人们对张培刚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给予了不吝笔墨的赞美，却忽略了此前张培刚已经具备了6年的学术实践功底。

1940年早春，清华庚款留美考试在全国范围开展，虽备考时间有限，但他主意已定，想去大洋彼岸寻找落后农业国如何走向工业化和民主富强的答案。

求学哈佛一鸣惊人

对于张培刚在哈佛的求学状况，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谭崇台有过一段描述：谭1944年冬天到了哈佛，遇到一位风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谭崇台来自武汉大学，胡博士立马问："那你们可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事后谭崇台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

1942年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留影

当时哈佛的经济学系，荟萃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教授专家。被誉为"美国农业经济学之父"的布莱克教授很喜欢张培刚。布莱克教授作风朴实，重视实践，他给张培刚讲美国农村的情况，张培刚给他讲中国农村的情况，两人师生之情甚笃。以创新理论而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对张培刚的影响也很大。熊彼特学识渊博，其学术思想远超出经济学，在历史及哲学领域也有造诣。他对张培刚日后在学术上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张培刚还曾为熊彼特的几本中译本著作写过序言。

张培刚用两年的时间学完了课程，顺利通过了1943年12月的硕士论文答辩，获得了撰写博士论文的资格。在选取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他发现，偌大的哈佛图书馆，居然没有一本论文系统地论述过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调整与变动的著作。考虑到当时正处于二战的世界形势和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张培刚决定以中国工业化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内来探讨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探索出一条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啃这块硬骨头。

在博士论文题目确定后，张培刚在哈佛图书馆申请了一个6平米见方的小房间，房内有一桌、一椅、一小书架，后来让世界瞩目的《农业与工业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诞生的。

1949年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哈佛版）

张培刚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翻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阅读了英、法、德多种文字的参考书200多本。接着他又花费大半年时间坐在打字机旁，根据草拟的提纲，边思考边打字，极其辛劳，花了九个月的时间，在1945年底完成了20万字的博士论文英文文稿。

这篇论文最后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 "大卫·威尔士奖"，张培刚也是获奖者中第一个亚洲人，与他同时获奖的人是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也因为这篇著作，奠定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之父"的地位。

暂别讲堂筹建华工

1946年，哈佛岁月戛然而止。张培刚和吴于廑、韩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约回到武汉大学任教，后被称为珞珈"哈佛三剑客"。

后人回忆，这位年纪轻轻的先生讲课，会身着笔挺西服，打领带，操一口流利英语。他没有讲义，少有板书，往往是旁征博引，"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好比讲边际效益时，便会用"三个烧饼最解饱"作比喻，讲到一半后，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

1947年，张培刚（左四）与他的研究生在武汉大学的合影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这是中国新旧时代交替的前夜，无数张培刚们期盼学以致用施展经世之才，时代却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1951年，"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张培刚被调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此时的张培刚虽暂别讲坛，但心里怀着一份期待：希望经过思想学习后，自己所学西方经济学也能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但这样的机会并没有来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选择学习苏联，走计划经济的道路，熟稔西方经济学的张培刚失去了用武之地。

1952年，为了适应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国家决定在武汉新建三所工科大学，张培刚被任命担任正在筹建中的华中工学院建校规划办公室主任和基建办公室主任。张培刚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那时他们认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

到过华中工学院的中外学者都对学校的校园环境非常赞赏和羡慕，都认为校址选得好，校园规划布局合理、舒适方便。在这其中，倾注着华中工学院首任院长查谦和具体主持建校工作的张培刚的心血和汗水。建校规划工作第一件事是选择校址，查谦和张培刚等人察看了很多地方，经过反复研究、比较，最后选定在喻家山、关山地区建校，虽然当时这带都是农田和坟场，为了顺利建校，当年的张培刚作为基建办公室主任，首要工作就是劝农民搬家迁坟和为工人申请水泥沙石，他几乎一天到晚泡在工地上。

从经济研究到搞基建，张培刚的学术研究暂时中止了。由于和西方的隔绝，此时他并不知道发展经济学在国外已悄然兴起。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来到北京，要求见Pei kang Chang(张培刚)。接待者不知道谁叫"背钢枪"，辗转找到武汉，才知道工地上这个灰头土脸的基建主任便是。领导碍于面子，把张培刚一家安置在一个临时的招待所里，并搬来一些经济学书装点门面。而担心被安上间谍的罪名，张培刚只应酬了几句就把智利粉丝打发走了。此时他才知道，《农业与工业化》刚出了西班牙文版本。

张培刚先生在经济发展座谈会上

日后经济学家张五常听说了这段历史，大发感慨：被委任校园建筑管理，说来好听，其实下等。大才何止小用，浪费了一个顶级人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培刚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他的《农业与工业化》不仅没有得到认同，反而因曾提及"战争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被冠以战争贩子等罪名，而当年在美国当排字工人攒钱买回的大量外文文献被成箱捣毁。已经53岁的张培刚被发配到湖北咸宁向阳湖农场劳动。

他的夫人谭慧记得，"文革"时，张培刚白天要拿榔头修马路，到家后往往还坐不了多久，门便被敲开，"张培刚！出来去劳动！"

但谈起那段时光，张培刚自己却释然得多，他在讲座上曾笑称那是在"修理地球"，还对学生们说自己"放牛都放得比别人好哟"。

老牛奋蹄举世瞩目

"文革"结束后，年过六旬的张培刚终于重返讲台，历史距离张培刚最辉煌的时刻已经过去了30多年。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多次讲，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张五常则评论，如今尘埃落定，我认为张大哥还是胜了。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

而张培刚只是说，他自己靠边站了30年，总算有张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

张培刚在华工授课

现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记得，张培刚为了弥补他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们在知识上的空缺，专门请国际上知名的学者来校讲学。"为了让当时英文并不好的学生们都能听懂，他又找到国外学者，恳请他们慢点讲课，或尝试掺杂一些中文来讲。"

1984年，周其仁去武汉探望张培刚。只见一张单人病床上，堆了两排摞得高高的书，剩下不足一半的面积，很难容一个人安稳躺下。谭慧说，你要是把书拿开，他睡不着觉!周其仁后来专门撰文感叹，我相信世间确有人把学术与生命完全融为一体。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经济学热和《农业与工业化》的再版，也让张培刚空前地忙碌了起来，"张培刚"这三个字逐渐见诸报端。他在发展经济学上的贡献和建国后的经历逐渐为众人所知。

面对鹊起的声誉，张培刚只是继续埋首于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每天晚饭后是张培刚的休闲时光。他要看一会儿电视，关注国内、国际上的新闻；然后就是两个小时不间断的阅读和思考，不受任何人的打扰。

张培刚

在张培刚的学术威望和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社会各界和他的众多学生们共同资助成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并设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奖励了何炼成、林毅夫、史晋川等一批为发展经济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海内外学者，为推动我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风度翩翩的青年变成拄拐的老者，规矩没有变，风骨也没有变。

"文革"期间迫害过他的人来找他办事，他仍肯帮忙，只是说一句，"我可以为你办事，但我不会和你深交。"

85岁时博士点才申请下来，他笑笑，说姜太公80岁遇文王，"我比姜太公还强点"。

他还是喜欢穿干净整洁的西装，但里面会塞一个小棉袄，再用绳子捆紧点，"我是一个农民，外面穿得体面是对别人的尊重，里面只要暖和，破旧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他似乎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的初衷。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到人均GDP标准问题。张培刚发言说："倘若经过10年发展建设，武汉市民每家冬天能用上暖气，夏天能用上空调，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不在世了，你们要去我的坟头上告诉我一声。"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这个98岁的老人总是静静地坐在轮椅上用放大镜看书，膝盖上盖着一条印花毛毯，毛毯一角露出挂在腰间的尿袋。

谭慧老人记得，"先生弥留时，说了好几次'我要到书房去'。"2011年11月23日14时，张培刚病逝于武汉市协和医院。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这样评价张培刚：他有责任感，真正关心我们这个时代、关心我们这个国家。

确实，张培刚的一生，爱国不甘为人后，求知立志作人先，穷而弥坚，不堕青云之志。始终以一颗赤子爱国之心，执著追求学术，追寻他的经世济民梦想。尽管道路坎坷，他从来不妥协、不放弃、不后悔。他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已在国际经济学界闪闪发光，成为我们中国人共同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