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千年，人类面临三大挑战：饥饿、瘟疫与战争。这个挑战依然还在，我们决胜“小康社会”，经历“花冠”病毒之刺，局部战争从未停止。但纵观整个人类，撑死的人数（糖尿病，高血压）比饿死的多，自杀的比死于战争的多，“智人”作为一个生物体，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观。
第三个千年，人类面临的是永生、幸福和成为神的挑战。永生之后，“智人”作为一个精神体，要幸福，要成为“神”，天人合一，或许是人类更美好的愿景。
谈到幸福，有一剂解药，叫做积极。
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不是其商学院的MBA课程，而是《幸福课》。《幸福课》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积极心理学。
积极，显然是一种“情感”，或者说处于感受的范畴。于是，积极和向上、阳光捆绑在一起，成为“正能量”的标签。
当然，对积极也有反思。无论是老子，还是佛陀，都被认为是一种消极、悲观的哲学。老子提出“反者，到制动”，揭示了世界的一般规律。于是，有哲学家提出了更为“中庸”的说法，“消极中的积极”和“积极中的消极”。
吴伯凡老师曾在《伯凡日志录》中专门过一个西方的概念，叫做“前摄行为”（PROACTIVE）,并指出前摄行为才是积极中的积极，积极之大成者。
前摄行为的一大贡献，就是将“积极”从一种心理状态，解释为一种行为。
前摄行为倡导的“操之在我”，就是是对“应用场景”的模式识别，通过算法，然后给出最合适解决方案。才是“积极中的积极”。
可见，积极其实是一种算法。
前摄行为揭示了“积极”作为算法的一大特征，就是“预测”。说到预测，不能不提《易经》。
《易经》中“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君子终日乾乾”被认为是积极心理学，殊不知，积极是一种算法，《易经》作为五经之首，是最顶级、最高深的“预测之学”。而前摄行为倡导的“操之在我”，就是是对“应用场景”的模式识别，通过算法，然后给出最合适解决方案。才是“积极中的积极”。
明白了“积极”是算法。还要懂得关于“预测”这种算法有多难。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为经典之作，作为最知名的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深知解释易，预测难。有人说中国只有三个半经济学家，主要是将只能解释，不能预测。
其实，更值得警惕的，是对“积极”这种“态度”的态度。成语“曲突徙薪”讲了这样一个典故：有一个过访主人的客人，看到（主人家）炉灶的烟囱是直的，旁边还堆积着柴草，便对主人说：“把烟囱改为拐弯的，使柴草远离（烟囱）。不然的话，将会发生火灾。”主人沉默不答应。不久，家里果然失火，邻居们一同来救火，幸好把火扑灭了。于是，（主人）杀牛置办酒席，答谢邻人们。被火烧伤的人安排在上席，其余的按照功劳依次排定座位，却不邀请提“曲突”建议的客人。有人对主人说：“当初如果听了那位客人的话，也不用破费摆设酒席，始终也不会有祸患。现在评论功劳，邀请宾客，（为什么）提‘曲突徙薪’建议的人没有受到答谢、恩惠，而被烧伤的人却成了上客呢？”主人这才醒悟去邀请那位客人。
曲囱去薪无人问 ，焦头烂额为上宾。与我们今天对待“吹哨人”的态度，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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