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神州
我是起居郎，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民族政策这个词不合适，这是近代才有的东西，古代的中国只分服从王化的天子庶民，和不服王化的蛮夷，华夷之辩的结论也是重文化认同，而轻视血统论。这也是为啥中国能建立空前庞大的国家，而欧洲永远也难以统一的根本原因。
五代十国的产生，主要问题并非民族冲突，你可以发现，再之前的五胡乱华，东晋和西晋他们有什么民族政策呢？为啥也会出现大量割据政权，尽管顶着各种名号，可最终还要在中国这个文化圈子里混，而且只有成功的汉化了，采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民族问题不是主因。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中唐以来藩镇林立的原因，本质上是由于统一帝国扩张至领土极限后，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制衡、军事动员体制。武装力量本地化与职业化，让中央集权失去了强制性保障，这个趋势发展的极致，就是五代十国。
事实上，经过长达百年的“天子居神京，诸藩执方域”，到唐末，社会舆论中已经出现封建化的呼声。所谓“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已经成为帝国普遍存在的政治实践。整个五代十国，其实就是对这种“效战国”模式的深入探索，也是中原帝国面临扩张极限无能为力情况下的制度实验。
直到北宋建立，也是在战术上取得了一些成就，比方对军队的控制，对节度使制度的修改，对皇家掌握的军事力量的把控，但还是没有找到如何建立一个完美的大帝国的制度，甚至认为庞大的领土如果没法有效利用，就是负担而非资源，这使得终宋一朝对领土的扩张都非常苛刻，即便是向大理这样的政权要求内附，宋也百般推脱，生怕整出个新番镇，捞不到赋税还得年年放血。至于西夏，把控着丝绸之路才是主因，跟他们打是为了养马地和财富，跟辽国打是为了收复幽云十六州，好让宋可以在核心地区过好日子，像大唐那样威风凛凛的日子，在五代十国这个实验田里打滚出来的国家，不会对那个有什么好感。
综上所述，什么民族冲突，什么分久必合，说到底就是旧有的治国方式无法被各方所认可了，新的规矩却还没建立，谁先找到了满足各阶层，利益再分配的方法，这个庞大的国家就是谁的。
起居郎杂记
安史之乱的发生和后来五代时期政权林立以及西夏建国跟李世民有一定关系，唐朝初期，李世民把投降的草原部落十多万人，安置在幽冀等地。谋臣魏征上书谏阻，指出“降者十万，不令数年，孳息略倍”，并声称“陛下必欲引突厥居中原，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但中书令温彦博认为：“圣人之道普适众生…教以礼法…何患之恤？”
唐太宗用温言，置草原部落于河北诸州。数十年之后，幽、并、冀等地诸多郡县，已经形成“降胡散诸处”，“无所役使”的失控状态，而百年之后的安禄山则得以“驱之为寇，逐扰中原”。
历史学家陈寅恪研究唐史时发现，唐代安史之乱前的河北之地出现了明显的胡化现象，他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写道“（那些追随安禄山叛乱或者日后割据的将领）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族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
由于幽冀诸地的人口胡化严重，当地军民极其尊奉安禄山、史思明，日夕奉祀，唐穆宗期间的幽州节度使张弘靖认为此乃乱臣，乃“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结果竟激起了大规模叛乱。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对地方控制削弱，形成藩镇割据状态，直到唐朝灭亡。
党项最早是对居住在四川松潘高原一带，以畜牧为生，唐初，党项首领拓跋赤辞助吐谷浑与唐朝作战败降唐，被唐太宗赐姓李，封为西戎州都督。唐朝中期时，受到吐蕃所迫，在唐朝帮助下把静边州都督府移置庆州（今甘肃庆阳），辖下25个党项州也一道迁徙。原居地的党项族人则受吐蕃贵族役使，被称作弭药人。
北移的党项则分为八部，包括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离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部，其中拓跋氏在党项诸部中最为强盛，后来成为西夏的王族。唐代宗时，由于吐蕃和党项人联合骚扰，又将党项人迁移到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县）以东地区。绥州（今陕西绥德县）、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也有大批党项人迁入。
唐末（873年左右），其中较强的拓跋部首领拓跋思恭据宥州（今陕西靖边县东）自称刺史。881年拓跋思恭因帮助唐朝攻打黄巢，被唐僖宗封为夏州节度使，并赐姓李，封夏国公。
乾宁二年（895年），李思恭之弟李思谏袭其兄之位，接任定难军节度使，这也是拓跋李氏世袭定难节度使的开始。自此后，夏州正式成为拓跋部实质上的“割据”地区，奠定了拓跋部脱离中原统治，建立独立政权的基础。
就这样，由于当时的决策者，盲目自信于中原社会价值观的普适性，只看到胡人诸部“以穷归我”、“创残之馀”的眼前场景，却忽略了游牧民族的固有习性和实际管理的困难，再加上不理解人口趋势随时间变化的潜在危险，最终造成了遗恨千年的毁灭性灾难。
鄜延路节度使李
我赞同这个说法。贴一篇旧作权作答题。
我们知道，改变唐王朝命运乃至中国历史走向的是“安史之乱”。那么引发“安史之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点：一是后世提及的改府兵制为募兵制，二是人们常常疏忽的唐王朝特殊的社会结构形态及其政策导向。
一，先说社会结构和政策导向
皇帝之下依次为：封爵贵族（宗族及功臣元勋），门第贵族（世家士大夫），官僚贵族（寒门士大夫），庶民（农工商吏），贱民（乐工、客民、杂户等）。当时的社会风气尊崇门第贵族，就连皇帝大臣也要让他们几分，功臣，甚至宗族皇室以和世家门第联姻为荣，寒门士子高中进士，如果能娶世家贵族的女子为妻，那分得意，如同今天大字不识几个的暴发户跨进了精英俱乐部。进入世家贵族行列，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也是读书人的最高追求，科举制度的实行，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贵族自然有贵族的生活方式，吟诗作赋，填词谱曲，皇帝大臣以身作则，造就了文化的空前繁荣，但这同时也带来一个负作用，即尚文轻武之风渐行，人才都集中在以首都长安为主的几个大都市里风流潇洒，享受生活，无人自愿去边地过苦寒的军旅生涯；加上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当初打江山团队上至偏裨，下到卒伍的子孙们，都过上了舒适安稳的生活，也无人愿意投军。随着最后一位开国名将李勣的谢世，大唐军队的汉人将领基本乏人，仅有的几个，如大败吐蕃，收复河湟的华州人，当世名将王嗣忠，也遭李林甫陷害，几欲斩首，在哥舒翰的苦求下才逃过一命，结果是于罢官一年后抑郁而终，年仅四十五，（他多次上书朝庭指安禄山日后必反）。各镇将领多数由胡人降将及其后代充任，中下级军官也多是少数民族移民，兵士则多为苦寒地区的边民和中原地区未读过书，且家境贫困的流氓无产者。例如，安史乱起，反叛者安禄山、史思明是胡人，而朝庭平叛的将军，高仙芝（高句丽人）哥舒翰（突厥人），仆固怀恩（铁勒人），李光弼（契丹人）等等也是少数民族。极言之，将自己的身家与社稷之安危托负于外人，企图以爵位官职和天子之恩怀柔感化，无异于用自己的屁股之肉饲狼，以换去头颅和心脏的暂时安全。反过来说，当时除了一个郭子仪，朝庭也再没有什么汉人名将可用，而郭子仪除了自己几万人外，虽身兼天下兵马副元帅，也指挥不了其他各镇人马。
二，再说兵制
A：有必要解释一下府兵制和募兵制之不同。①士兵的性质不同。府兵，军民合一，募兵，职业军人。②兵将关系不同，府兵，兵将分离，募兵，兵将隶属。③粮食武器来源不同，府兵自备，募兵国家供给。④影响不同，府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募兵制容易形成将帅拥兵自重。唐初实行的是府兵制，打江山，靖周边，将为前程，兵为吃粮，无家庭后顾之忧，以军营为家，虽是兵民合一的府兵，但战斗力惊人。及至干戈平息，江山大定，军队裁减，府兵转业安置，主要军力需布置于边疆，本着少而精的原则，便改府兵制为募兵制。
B：太宗、高宗、武周朝各州都督都是朝廷从中央政府委派，随时对调或重回朝庭任职，权利只限于本州军队的管理，不能插手地方行政，军队员额及军官的考核晋升也由兵部负责。及至玄宗当政后期，内乱外患复起，各州兵马不够用，朝庭又没有预备役，只好在原有的总督之外，增设十个军区，军区司令官称“节度使”，数量激增，供给便跟不上，于是又放权叫自行收税，自行擢拔军官，节度使与辖区行政长官（刺史）时起磨擦，为了集中权力，便于发挥战力，遂将行政权也交给节度使，于是节度使除军权外，辖区的行政权，财政权，人事任免权（刺史以下行政官员都有任免之权）集于一身，当时人称之为“藩镇”，意为国家的屏藩和重镇，结果却弄成了事实上的割据。又因为朝庭无将可派，只能在军队副将中提拔，弄到后来，干脆兼任，如“安史之乱”的元凶安禄山，一身而兼平卢、范阳、河东三大军区司令官，大半个北方地区尽入其手。
C：藩镇手下的牙将，多数是其子侄或当地豪强的纨袴子弟、地痞流氓，为了壮大势力，培植死党，节度使将后者收为义子。这些人吃谁家饭，跟谁转，只知有义父，不知有朝庭，安禄山说造反，他们就跟着造反。“安史之乱”后期，皇帝大臣贵族们急于还都享福，继续享受贵族生活，没有下功夫将这些安史之乱的余党斩草除根，只是让他们名义上承认朝庭就凑合了，大家各行其事，于是连原先忠于朝庭的节度使也纷纷效仿。最后是节度使一职父死子继，成了半独立状态，朝庭稍有不依，便刀兵相见，因为他手里有兵。
三，最后说责任人
（1）唐玄宗李隆基，霸占儿媳，违背人伦，迷恋权利，死不放手，七十几的皓首老翁，在位四十余年，竟然说年近六十，做太子四十年的儿子李亨还太年轻。终于因其昏聩，将前半生英名挥霍空，落了个秋雨梧桐死冷宫。
（2）李林甫，学问很好，能力极强，凭本事一步步干到宰辅，位极人臣，为玄宗朝官僚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转还是有一定的贡献，他如果多活几年，也许能防控住安禄山（安敢不敢造反也未知）。但这个人的人品也大有问题，口蜜腹剑，妒贤忌能，挤走了贤相张九龄，独霸朝政。结局是死后遭清算，掘坟毁棺，打入另册，遗臭千年。
（3）安禄山，一个突厥巫婆滥交乱媾的杂胡野种，流落草原，靠杀人越货谋生，偶然被边将张守珪这个糊涂虫收留，凭着一点骁勇，主要是奸狡，一步步干到手握一镇兵权的节度使，又被老昏物和肥尤物宠信，封王爵，挂相印，一身而兼三大军区司令官，这泼天的君恩国恩，不思回报，竟然为了一个年近五旬的肥婆起兵叛乱，使如日中天的大唐国运瞬间跌入谷底，也使中华民族蓬勃向上的运势从此走了下坡路。这个乱臣贼子，不但是李唐王朝最大罪人，也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罪人。恶贯满盈，苍天不容，他最终被自己的亲生儿子一刀刺穿肚皮，哀嚎半夜而丧命，去牛头马面那里受冥界之酷刑。
（4）杨国忠，自小放浪，混迹市井，不学无术，流氓成性，惯会拍马溜须，投机钻营，兄妹通奸，无耻之尤；靠裙带关系、枕头风迅速窜红，连续升迁，帝国的人事财政大权尽落其手，卖官鬻爵，谄媚逢迎，放荡至极，挥霍无度，于国无尺寸之功，捣鬼使坏无师自通，有无耻公子哥儿的派头，无处理政事、化解危机之本领，轻佻地点燃了“安史之乱”的引芯。天道好还，报应不爽，他年刚四十，便被愤怒的士兵刺成肉窟，妻儿情妇也遭灭门。
总之，重文轻武，沾沾自喜，贪图安逸，腐化堕落，丧失警惕，缺乏危机意识，是我们这个民族（尤其是汉民族）最大的毛病，至今也没有完全克服。
武丁仗剑决云霓
党项人上层统治者是鲜卑族拓跋部，底层民众是羌族，由于唐朝统治者也是拓跋部鲜卑族，两者同宗同源血脉相承。所以在唐王朝的照顾下，党项人从青藏高原东部的松潘高原迁徙到条件优越的陕西黄土高原，为后来北宋时西夏王朝的建立打下基础。李自成即西夏王族后裔拓跋部李继迁后人，在唐朝时被赐改姓李。由于唐朝允许突厥族沙陀人内附幽云十六州地区导致沙陀人在唐朝灭亡后建立后晋后唐后汉北汉多个突厥族政权。由于唐朝向外输出文化导致南诏国崛起独立建国，北宋时的大理国是段氏鲜卑族在南诏国基础上建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