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神州
我是起居郎，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民族政策這個詞不合適，這是近代才有的東西，古代的中國只分服從王化的天子庶民，和不服王化的蠻夷，華夷之辯的結論也是重文化認同，而輕視血統論。這也是為啥中國能建立空前龐大的國家，而歐洲永遠也難以統一的根本原因。
五代十國的產生，主要問題並非民族衝突，你可以發現，再之前的五胡亂華，東晉和西晉他們有什麼民族政策呢？為啥也會出現大量割據政權，儘管頂著各種名號，可最終還要在中國這個文化圈子裡混，而且只有成功的漢化了，採取得了最後的勝利，所以民族問題不是主因。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我覺得中唐以來藩鎮林立的原因，本質上是由於統一帝國擴張至領土極限後，沒有與之相適應的行政制衡、軍事動員體制。武裝力量本地化與職業化，讓中央集權失去了強制性保障，這個趨勢發展的極致，就是五代十國。
事實上，經過長達百年的“天子居神京，諸藩執方域”，到唐末，社會輿論中已經出現封建化的呼聲。所謂“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已經成為帝國普遍存在的政治實踐。整個五代十國，其實就是對這種“效戰國”模式的深入探索，也是中原帝國面臨擴張極限無能為力情況下的制度實驗。
直到北宋建立，也是在戰術上取得了一些成就，比方對軍隊的控制，對節度使制度的修改，對皇家掌握的軍事力量的把控，但還是沒有找到如何建立一個完美的大帝國的制度，甚至認為龐大的領土如果沒法有效利用，就是負擔而非資源，這使得終宋一朝對領土的擴張都非常苛刻，即便是向大理這樣的政權要求內附，宋也百般推脫，生怕整出個新番鎮，撈不到賦稅還得年年放血。至於西夏，把控著絲綢之路才是主因，跟他們打是為了養馬地和財富，跟遼國打是為了收復幽雲十六州，好讓宋可以在核心地區過好日子，像大唐那樣威風凜凜的日子，在五代十國這個實驗田裡打滾出來的國家，不會對那個有什麼好感。
綜上所述，什麼民族衝突，什麼分久必合，說到底就是舊有的治國方式無法被各方所認可了，新的規矩卻還沒建立，誰先找到了滿足各階層，利益再分配的方法，這個龐大的國家就是誰的。
起居郎雜記
安史之亂的發生和後來五代時期政權林立以及西夏建國跟李世民有一定關係，唐朝初期，李世民把投降的草原部落十多萬人，安置在幽冀等地。謀臣魏徵上書諫阻，指出“降者十萬，不令數年，孳息略倍”，並聲稱“陛下必欲引突厥居中原，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但中書令溫彥博認為：“聖人之道普適眾生…教以禮法…何患之恤？”
唐太宗用溫言，置草原部落於河北諸州。數十年之後，幽、並、冀等地諸多郡縣，已經形成“降胡散諸處”，“無所役使”的失控狀態，而百年之後的安祿山則得以“驅之為寇，逐擾中原”。
歷史學家陳寅恪研究唐史時發現，唐代安史之亂前的河北之地出現了明顯的胡化現象，他在《唐代政治史論述稿》中寫道“（那些追隨安祿山叛亂或者日後割據的將領）一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類，而非漢族；一為其人之族氏雖為漢族，而久居河朔，漸染胡化，與胡人不異”。
由於幽冀諸地的人口胡化嚴重，當地軍民極其尊奉安祿山、史思明，日夕奉祀，唐穆宗期間的幽州節度使張弘靖認為此乃亂臣，乃“發（安）祿山墓，毀其棺柩”，結果竟激起了大規模叛亂。
安史之亂後，唐朝中央對地方控制削弱，形成藩鎮割據狀態，直到唐朝滅亡。
党項最早是對居住在四川松潘高原一帶，以畜牧為生，唐初，党項首領拓跋赤辭助吐谷渾與唐朝作戰敗降唐，被唐太宗賜姓李，封為西戎州都督。唐朝中期時，受到吐蕃所迫，在唐朝幫助下把靜邊州都督府移置慶州（今甘肅慶陽），轄下25個党項州也一道遷徙。原居地的党項族人則受吐蕃貴族役使，被稱作弭藥人。
北移的党項則分為八部，包括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離氏、房當氏、米擒氏、拓跋氏等部，其中拓跋氏在党項諸部中最為強盛，後來成為西夏的王族。唐代宗時，由於吐蕃和党項人聯合騷擾，又將党項人遷移到銀州（今陝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陝西橫山縣）以東地區。綏州（今陝西綏德縣）、延州（今陝西延安）一帶也有大批党項人遷入。
唐末（873年左右），其中較強的拓跋部首領拓跋思恭據宥州（今陝西靖邊縣東）自稱刺史。881年拓跋思恭因幫助唐朝攻打黃巢，被唐僖宗封為夏州節度使，並賜姓李，封夏國公。
乾寧二年（895年），李思恭之弟李思諫襲其兄之位，接任定難軍節度使，這也是拓跋李氏世襲定難節度使的開始。自此後，夏州正式成為拓跋部實質上的“割據”地區，奠定了拓跋部脫離中原統治，建立獨立政權的基礎。
就這樣，由於當時的決策者，盲目自信於中原社會價值觀的普適性，只看到胡人諸部“以窮歸我”、“創殘之餘”的眼前場景，卻忽略了遊牧民族的固有習性和實際管理的困難，再加上不理解人口趨勢隨時間變化的潛在危險，最終造成了遺恨千年的毀滅性災難。
鄜延路節度使李
我贊同這個說法。貼一篇舊作權作答題。
我們知道，改變唐王朝命運乃至中國歷史走向的是“安史之亂”。那麼引發“安史之亂”的原因又是什麼呢？我認為有兩點：一是後世提及的改府兵制為募兵制，二是人們常常疏忽的唐王朝特殊的社會結構形態及其政策導向。
一，先說社會結構和政策導向
皇帝之下依次為：封爵貴族（宗族及功臣元勳），門第貴族（世家士大夫），官僚貴族（寒門士大夫），庶民（農工商吏），賤民（樂工、客民、雜戶等）。當時的社會風氣尊崇門第貴族，就連皇帝大臣也要讓他們幾分，功臣，甚至宗族皇室以和世家門第聯姻為榮，寒門士子高中進士，如果能娶世家貴族的女子為妻，那分得意，如同今天大字不識幾個的暴發戶跨進了精英俱樂部。進入世家貴族行列，是當時社會的主流意識，也是讀書人的最高追求，科舉制度的實行，給他們提供了機會。貴族自然有貴族的生活方式，吟詩作賦，填詞譜曲，皇帝大臣以身作則，造就了文化的空前繁榮，但這同時也帶來一個負作用，即尚文輕武之風漸行，人才都集中在以首都長安為主的幾個大都市裡風流瀟灑，享受生活，無人自願去邊地過苦寒的軍旅生涯；加上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當初打江山團隊上至偏裨，下到卒伍的子孫們，都過上了舒適安穩的生活，也無人願意投軍。隨著最後一位開國名將李勣的謝世，大唐軍隊的漢人將領基本乏人，僅有的幾個，如大敗吐蕃，收復河湟的華州人，當世名將王嗣忠，也遭李林甫陷害，幾欲斬首，在哥舒翰的苦求下才逃過一命，結果是於罷官一年後抑鬱而終，年僅四十五，（他多次上書朝庭指安祿山日後必反）。各鎮將領多數由胡人降將及其後代充任，中下級軍官也多是少數民族移民，兵士則多為苦寒地區的邊民和中原地區未讀過書，且家境貧困的流氓無產者。例如，安史亂起，反叛者安祿山、史思明是胡人，而朝庭平叛的將軍，高仙芝（高句麗人）哥舒翰（突厥人），僕固懷恩（鐵勒人），李光弼（契丹人）等等也是少數民族。極言之，將自己的身家與社稷之安危託負於外人，企圖以爵位官職和天子之恩懷柔感化，無異於用自己的屁股之肉飼狼，以換去頭顱和心臟的暫時安全。反過來說，當時除了一個郭子儀，朝庭也再沒有什麼漢人名將可用，而郭子儀除了自己幾萬人外，雖身兼天下兵馬副元帥，也指揮不了其他各鎮人馬。
二，再說兵制
A：有必要解釋一下府兵制和募兵制之不同。①士兵的性質不同。府兵，軍民合一，募兵，職業軍人。②兵將關係不同，府兵，兵將分離，募兵，兵將隸屬。③糧食武器來源不同，府兵自備，募兵國家供給。④影響不同，府兵制有利於中央集權，募兵制容易形成將帥擁兵自重。唐初實行的是府兵制，打江山，靖周邊，將為前程，兵為吃糧，無家庭後顧之憂，以軍營為家，雖是兵民合一的府兵，但戰鬥力驚人。及至干戈平息，江山大定，軍隊裁減，府兵轉業安置，主要軍力需佈置於邊疆，本著少而精的原則，便改府兵制為募兵制。
B：太宗、高宗、武周朝各州都督都是朝廷從中央政府委派，隨時對調或重回朝庭任職，權利只限於本州軍隊的管理，不能插手地方行政，軍隊員額及軍官的考核晉升也由兵部負責。及至玄宗當政後期，內亂外患復起，各州兵馬不夠用，朝庭又沒有預備役，只好在原有的總督之外，增設十個軍區，軍區司令官稱“節度使”，數量激增，供給便跟不上，於是又放權叫自行收稅，自行擢拔軍官，節度使與轄區行政長官（刺史）時起磨擦，為了集中權力，便於發揮戰力，遂將行政權也交給節度使，於是節度使除軍權外，轄區的行政權，財政權，人事任免權（刺史以下行政官員都有任免之權）集於一身，當時人稱之為“藩鎮”，意為國家的屏藩和重鎮，結果卻弄成了事實上的割據。又因為朝庭無將可派，只能在軍隊副將中提拔，弄到後來，乾脆兼任，如“安史之亂”的元兇安祿山，一身而兼平盧、范陽、河東三大軍區司令官，大半個北方地區盡入其手。
C：藩鎮手下的牙將，多數是其子侄或當地豪強的紈袴子弟、地痞流氓，為了壯大勢力，培植死黨，節度使將後者收為義子。這些人吃誰家飯，跟誰轉，只知有義父，不知有朝庭，安祿山說造反，他們就跟著造反。“安史之亂”後期，皇帝大臣貴族們急於還都享福，繼續享受貴族生活，沒有下功夫將這些安史之亂的餘黨斬草除根，只是讓他們名義上承認朝庭就湊合了，大家各行其事，於是連原先忠於朝庭的節度使也紛紛效仿。最後是節度使一職父死子繼，成了半獨立狀態，朝庭稍有不依，便刀兵相見，因為他手裡有兵。
三，最後說責任人
（1）唐玄宗李隆基，霸佔兒媳，違揹人倫，迷戀權利，死不放手，七十幾的皓首老翁，在位四十餘年，竟然說年近六十，做太子四十年的兒子李亨還太年輕。終於因其昏聵，將前半生英名揮霍空，落了個秋雨梧桐死冷宮。
（2）李林甫，學問很好，能力極強，憑本事一步步幹到宰輔，位極人臣，為玄宗朝官僚行政體制的正常運轉還是有一定的貢獻，他如果多活幾年，也許能防控住安祿山（安敢不敢造反也未知）。但這個人的人品也大有問題，口蜜腹劍，妒賢忌能，擠走了賢相張九齡，獨霸朝政。結局是死後遭清算，掘墳毀棺，打入另冊，遺臭千年。
（3）安祿山，一個突厥巫婆濫交亂媾的雜胡野種，流落草原，靠殺人越貨謀生，偶然被邊將張守珪這個糊塗蟲收留，憑著一點驍勇，主要是奸狡，一步步幹到手握一鎮兵權的節度使，又被老昏物和肥尤物寵信，封王爵，掛相印，一身而兼三大軍區司令官，這潑天的君恩國恩，不思回報，竟然為了一個年近五旬的肥婆起兵叛亂，使如日中天的大唐國運瞬間跌入谷底，也使中華民族蓬勃向上的運勢從此走了下坡路。這個亂臣賊子，不但是李唐王朝最大罪人，也是中華民族最大的罪人。惡貫滿盈，蒼天不容，他最終被自己的親生兒子一刀刺穿肚皮，哀嚎半夜而喪命，去牛頭馬面那裡受冥界之酷刑。
（4）楊國忠，自小放浪，混跡市井，不學無術，流氓成性，慣會拍馬溜鬚，投機鑽營，兄妹通姦，無恥之尤；靠裙帶關係、枕頭風迅速竄紅，連續升遷，帝國的人事財政大權盡落其手，賣官鬻爵，諂媚逢迎，放蕩至極，揮霍無度，於國無尺寸之功，搗鬼使壞無師自通，有無恥公子哥兒的派頭，無處理政事、化解危機之本領，輕佻地點燃了“安史之亂”的引芯。天道好還，報應不爽，他年剛四十，便被憤怒的士兵刺成肉窟，妻兒情婦也遭滅門。
總之，重文輕武，沾沾自喜，貪圖安逸，腐化墮落，喪失警惕，缺乏危機意識，是我們這個民族（尤其是漢民族）最大的毛病，至今也沒有完全克服。
武丁仗劍決雲霓
党項人上層統治者是鮮卑族拓跋部，底層民眾是羌族，由於唐朝統治者也是拓跋部鮮卑族，兩者同宗同源血脈相承。所以在唐王朝的照顧下，党項人從青藏高原東部的松潘高原遷徙到條件優越的陝西黃土高原，為後來北宋時西夏王朝的建立打下基礎。李自成即西夏王族後裔拓跋部李繼遷後人，在唐朝時被賜改姓李。由於唐朝允許突厥族沙陀人內附幽雲十六州地區導致沙陀人在唐朝滅亡後建立後晉後唐後漢北漢多個突厥族政權。由於唐朝向外輸出文化導致南詔國崛起獨立建國，北宋時的大理國是段氏鮮卑族在南詔國基礎上建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