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秀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東漢都是一個相對平穩與保守的朝代。與西漢諸帝相比，東漢的皇帝們彷彿更加尊崇黃老之道——清靜無為。其實東漢的皇帝不是不願意"為"，而是沒有能力"為"。
東漢號稱"與太監、名士共天下"，這些所謂的名士，一般都是一縣乃至一郡中大家族裡的精英或者皇帝的外戚親家。
一、如何掌握權力？
漢朝沒有科舉制度，當官一般靠高官推薦和考察。久而久之，這些世家大族便掌握了上到中央政府、下到郡縣鄉村的實際權力，連皇帝對此也無可奈何。在這種情況下，推行任何大的政策改革都會觸動某些大家族的利益，引起強有力的反抗，從而導致改革破產。就拿之前提到過的西漢制度"常平倉"來說，東漢建立之後，劉秀的兒子漢明帝也試圖建立過，但是剛剛頒佈這個詔令，朝堂就炸開了：
先是開國功臣之首、坐擁數萬畝良田的太傅鄧禹痛心疾首苦苦進諫，說常平倉以利民之名行侵刻之實，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後果，請陛下務必三思。
漢明帝剛剛把鄧禹扶起來，還沒來得及安慰，那邊南陽大族出身的太尉趙熹又深深跪拜，也是口稱常平倉誤國，長此以往，國進民退，而公忠體國的趙太尉也深深地為皇帝感到擔憂。
漢明帝有個"明"字做諡號，自然也不是笨人，馬上也看出了端倪，只是手下群臣如此，漢明帝又有何辦法？只能長嘆一聲，黯然作罷。
東漢前半段大抵如此，名士與外戚一個掌地方，一個掌中央，皇帝更多的是垂拱而已。
到漢桓帝時代，皇帝知道外戚勢大，朝臣各有各的利益，不可依靠，於是聯合手下的五個宦官發動變動，誅殺了外戚梁冀。五名為首的宦官同日封侯。
宦官在史書上總是被痛斥乃至於謾罵的角色，各種貪汙腐敗、橫徵暴斂似乎都與宦官有關，而寵信宦官的皇帝，無不在史書上落得個昏君的名聲。讀漢唐史書，常常看到作者痛心疾首於皇帝寵信宦官、禍亂天下，彷彿只要皇帝罷黜所有的宦官，朝政就會煥然一新。
二、宦官的行為和朝臣有什麼區別
如果每個人都是標準的經濟人，即只在乎自己物質利益的人，那麼所有人都應該在死之前花光所有的積蓄，因為人死之後貨幣毫無疑問都是不能給本人帶來任何效用的。但是通常人們不會這麼做，因為大家會在乎基因的延續，也就是會留下來一部分遺產給子孫後代，讓他們在未來的生存競爭中有一些優勢。
同樣的道理，如果在一個地方世代為官為侯，也會想辦法照顧一些本地百姓的利益，讓他們能夠延續下去，供子孫後代繼續收稅。這種照顧自己基因延續的傾向越強，這個人在活著的時候就會表現得越目光長遠、越穩重，因為自己的安全是整整一系基因延續的保障，對其他人也相對越友好和仁慈。
但是宦官因為生理上的閹割，其實已經喪失了延續基因的可能，所以更容易有"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這種生活態度，表現在行為上自然是拼命地追求權力，然後橫徵暴斂，即生活方式更冒險，因為冒險成功的收益高。
另外，宦官的外部選擇很低，皇帝幾乎不需要支付任何報酬就可以將宦官牢牢地綁在自己的戰車上——一朝天子一朝臣，身為一個與現任皇帝朝夕相處的人，除了當今皇帝，還有誰能收留和提拔自己？
但對於朝臣來說，休說是外戚弄權，即便是真的換了皇帝，可能也只有一部分朝臣會受到影響。所以在他們事前看來，只要沒有直接地參與到擁立皇權的行動中，那麼自己只有一個較低的概率牽連於風波中。
皇帝想從外戚手中奪回權力，這毫無疑問是一個高風險的目標。如果有可能，皇帝當然也想找朝臣做盟友，但是，朝臣不但會顧慮他們自身，更會考慮後代、家族以及與其他朝臣的政治互動，所以會更加地保守。因此皇帝要驅使他們就要給出切實可行的承諾，以給朝臣更多的事後補償。而這所謂的事後補償，往往是皇帝最難做到的事情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宦官就成為了皇帝最好的天然盟友，尤其宦官與皇帝朝夕相處，更容易有感情上的親近以及性格上的熟悉。
可見，如果權力本身就在皇帝手裡，皇帝當然會主要依靠朝臣來做事，因為朝臣受教育的程度和選拔機制都是宦官無法比擬的，這種時候一般是後世所稱的"治世"；而對於沒有太多權力的皇帝，一旦要有大動作，往往就只能藉助於宦官的力量。
史官們都看到了皇帝罷黜宦官外戚、重用朝臣的時候，四海晏然、權歸中央，於是痛罵宦官為禍亂朝綱的小人，殊不知這才是顛倒了因果。正是因為權歸中央，皇帝才能放心大膽地冷落宦官，倚重外庭。
不單單是漢朝，整個皇權當道的兩千年，莫不如是。利用宦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沒有重權在握的可憐皇帝沒有辦法的選擇。
所以，漢桓帝在位期間，宦官當權，才有了後來的"黨錮之禍"，也即是宦官把士人的領導者都抓了起來，家族也受到牽連不被允許出來做官。
三、鑄大錢想法的誕生
不過，漢桓帝也算幸運，能夠在死後擁有一個"桓"字做諡號，"桓"作為諡號，一般是指皇帝本身有開疆擴土的功業，放在這麼一位帝王身上，頗有些諷刺意味。要知道，大名鼎鼎的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小白，諡號也不過就是一個"桓"字而已。
當然，漢桓帝在位期間，平定了西羌少數民族的反覆叛亂，也的確算是闢土有功。可是打完了政治仗，經濟賬一算漢桓帝就哭了，連帶賑蝗災和平叛，國庫的開支好幾百億錢花出去，中央政府也窮了。漢桓帝琢磨來琢磨去，又開始想學習王莽的故智——鑄大錢！
幸好東漢政府這時候還是有明白人的，有一個叫劉陶的人，估計自幼熟讀弗裡德曼的貨幣中性理論，站出來勸諫漢桓帝說："陛下千萬不要有鑄大錢這樣的想法啊，貨幣是中性的，其數量不會影響社會產出總量的變化，多鑄多少錢，社會的總價格水平就會上漲多少，最終空廢勞力，吃虧的還是貧民百姓。所以靠鑄錢救市，純粹是揚湯止沸啊，懇請陛下收回成命！"漢桓帝是個沒主意的人，不像王莽那樣心智堅定，所以鑄大錢這事也就擱置了。但是國庫空虛的問題總要解決，既然搞通貨膨脹不解決問題，那麼只好搞金融衍生物了，誰讓金融衍生物沒有管制呢？
於是漢桓帝又打起半國債半期權的"爵位買賣"的主意，東漢承西漢舊制，爵位一直可以買賣。在漢景帝時期，平民能買到的爵位僅僅到第八級公乘，而現如今連第十九級的關內侯都可以買到。而關內侯破天荒的九千六百畝土地期權也讓大地主們輕易做到土地"跨州連郡"，富比王侯。
東漢中央政府的權力相對於西漢後期而言本來就弱勢，而漢桓帝這一政策，讓其在地方上本來就不算強勢的控制力更減弱了不少。到黃巾起義的時候，地方豪強都可以組織起幾百人乃至上千人的私兵，由此便可見一斑。朝廷外危機四伏，而朝廷內漢桓帝任由宦官敗壞朝綱，自己沉溺於後宮美色，東漢王朝的國運自此開始江河日下。
參考文獻：
《宦官在史書上總是被痛斥乃至於謾罵的角色》
《古代官與吏的區別》
《重讀中國歷史上的中興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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