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之後歷朝歷代都十分警醒安史之亂後的藩鎮割據現象，分析其中的原因，找出問題的病症關鍵，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
傳統的觀點總是用安史之亂後藩鎮勢力的過於強大，中央無可奈何，唐代宗的姑息養奸等加以解釋。藩鎮割據的形成當然集中反映了中央與地方的力量對比，但是其時唐王朝內部各派別政治勢力的矛盾重心轉移，唐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保持地方軍閥之間勢力平衡的需要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
那麼安史之亂後的藩鎮割據是怎麼形成的呢？
安史之亂平定後的藩鎮武裝主要有三種：一是河朔一帶的安史舊部；二是中原一帶的新設節度使；三是邊緣地區的舊有藩鎮。
安史之亂的突然爆發，叛亂勢力迅速向黃河流域推進。唐王朝風雨飄搖，處於生死存亡之秋，中央沒有一支可靠的勁旅前往抵禦。潼關失守，唐玄宗逃蜀，天下幾危，這時在前線作戰的勁旅有兩支武裝：一支是西北舊有藩鎮，以郭子儀等率領的朔方軍為代表；另一支是河南地區新設的節度使。
在當時海內動盪、王室衰微的情況下，這些新、老節度使都被獲准可以自募軍隊，自籌財糧，自命官員。因而隨著戰爭的推移，他們的勢力也獲得了從小到大的迅速發展。還在戰爭之初，唐肅宗就為郭子儀、李光弼等人的功高蓋主而憂心忡忡。因此，唐廷又大力扶植了另一股政治勢力——宦官勢力與之抗衡。
歷史上的宦官勢力總是在王權衰微的時候急劇膨脹起來，但他們又實實在在是為了加強王權的需要才應運而生的。唐代宦官權勢雖然在玄宗時代就已經炙手可熱，但只是在安史之亂的爆發後，才作為一種救危扶傾的勢力而飛黃騰達起來。
這時期的宦官，有的在中央長官樞密，比如唐肅宗時期的軍事行動就是基本上是在李輔國的策劃下進行的。有的領兵征戰，比如魚朝恩曾出征命將，在鎮陝戰役中立下大功。更多的則是出任監軍，深入到每一支作戰部隊中。
因而在整個戰爭期間，都可以看到宦官與軍將的矛盾衝突。典型的例子如乾元元年（758）九節度使圍相州，朝廷不置統帥而以宦官魚朝恩為總監軍。由於雙方互不協助，導致了官軍大敗，叛亂勢力的捲土重來。肅宗代宗之際叛亂接近尾聲，有些軍閥已不大聽朝廷的調遣。這其中主要的對立點就是宦官和軍將的矛盾。寶應元年（762）八月，郭子儀入朝，為宦官程元振所誣陷，被解除兵權。同年來瑱入朝，竟被程元振賜死。因此李光弼等因與宦官不協而不敢入朝。
這一系列帶有普遍性的事件，它真實反映了唐廷對於這些膨脹起來的軍閥勢力的猜忌和防範，以及由此產生的矛盾衝突。所以在這些事件中，皇帝總是堅定不移地站在宦官一邊。
戰後，這些矛盾仍然有增無減，郭子儀閒居京師，“部曲離散”。李光弼因與朝廷相猜忌不久鬱郁而死。大將僕固懷恩的叛亂，則是中央皇權與軍閥勢力矛盾白熱化的集中體現。既然怎樣都會受到猜忌，因此，這些軍閥只能選擇繼續發展壯大自己，用實力來與中央抗衡。
安史之亂平定前後，不僅唐王朝內部各派別勢力的矛盾交織在一起，而且唐王朝與西北地區吐蕃、党項的民族鬥爭也穿插其間，使它陷入內憂外患的交困境地。戰亂期間，關隴軍隊赴東平叛，邊防空虛，吐蕃趁機進逼關中，虎視長安。唐王朝被迫分部分兵力加強西北邊防。廣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兵鋒直指長安，代宗出逃，吐蕃立廣武王李承宏為帝，幾乎顛覆了唐朝。
唐朝每年都要徵調大批兵力防務西北，西北地區的武將集結一般在二十萬以上。即便如此，還有人倡導遷都河中的退讓之策，可見當時的形勢之嚴峻。
可見在安史之亂平定前後，唐王朝面臨的政治矛盾的焦點和軍事鬥爭的重心都已經發生新的轉移。唐王朝與安史叛亂勢力的矛盾已相對地讓位於它與反叛勢力——新起軍閥和宦官勢力的矛盾；唐王朝與叛亂勢力的軍事鬥爭中心地區也相對地讓位於在唐王朝肘腋之地——京西京北地區與吐蕃勢力的武裝抗爭。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唐王朝迫切要求早日結束河北戰事，處理日益激化的新矛盾。
因此唐代宗即位之初就明確規定安史叛賊能夠率眾歸降的都給予封賞，於是李寶臣、田承嗣等叛軍主要將領紛紛歸降，他們曾經的主帥安祿山是節度使，所以為了招安他們，授予他們節度使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唐王朝通過分而治之的辦法，大大縮小了原先各個藩鎮的勢力地盤，較之當年安祿山獨自享有三鎮的情況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戰後新的政治矛盾與軍事鬥爭既然愈演愈烈，也為安史舊將恢復元氣、發展實力造成了可乘之機，新的更嚴重的藩鎮割據局面也開始形成。
歷史清楚地表明，安史之亂後河朔割據的形成，不單單是安史之亂的後遺症，實際上是新的政治勢力和軍事形勢所造成的一種局面。軍閥、宦官、降將，三者利益交織在一起，形成了困擾唐朝半生的藩鎮割據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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