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历史事件的记忆,不该由个人承担

近来,新冠疫情在全球火速蔓延。幸运的是,在中国,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大家的生活都渐渐回归正常,虽然我们没有像加缪在《鼠疫》中写道的那样:“街道灯火通明,我们的同胞成群结队,一片欢声笑语,喧声鼎沸。”但当生活回归正轨,一切如常,十年之后,我们对于今天的世界,会记住多少呢?

1.被病毒“击中”的人,今天刻上的是永远的疤痕

这几天,武汉各个殡仪馆开放领骨灰之后,出现了排队领骨灰的现象。

然后看了了一些武汉当地人在微博上记录的日常,其中有一位女性,在微博上写下了她从疫情暴发开始经历的找床位,到独自面对丈夫的去世,情绪崩溃,现在要去领骨灰,仿佛是在伤口上又割了一刀。

这种痛苦实在是太沉重了。

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留下的可能是戴口罩、在家隔离、在线办公、上网课这样的记忆,这种记忆在人一生的时间维度来说,算不上什么太特别的事情,但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段时间的记忆,其影响是无法抹去的。

除了生离死别,还有很多看不见的隐藏伤害,还记得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正逢春节,家里有一个亲戚是护士,每天都在医院里,我们所在的,还没有很多的确诊病人,但她还是每天都加班,并且因为是在医院的工作,风险比较大,不能回家,需要什么生活用品,就让家人放在门口,她拿了就回医院。

而在疫情“震中”医护人员,他们所经历的,很多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第一批援鄂的医护人员,大多是年轻的90后,也是第一次见那样的场面,撑着他/她们完成的,或许是一种使命感,但是疫情之后,他/她们所面临的心理重建过程,却需要自己来完成。

太多的时候,我们让承受灾难的个体,也同样承受着灾难的记忆之痛。

2.旁观他人之痛苦

广告大师詹姆斯·杨曾说:“在这个生产和消费大众记忆的时代……对过去纪念得越多,思考和研究反而越少。我们一朝给记忆一个纪念形式,就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记忆的责任。我们让纪念馆负起记忆的重任,而参观者自己则无须再有负担。”

这也许正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在灾难面前,人类总是会犯下历史的错误。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日、纪念活动,它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灾难,但有多少最终都变成了形式主义的东西呢?

在灾难发生的当下,我们的同情心会使我们感到悲伤,甚至产生感同身受的感受,但正如桑格所说:“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心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

于是灾难过去,旁观者急于忘记,当事者无法忘记,这个灾难似乎不再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了。

这几天还有一个消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英国首相确诊了新冠肺炎,却很多人用之前“群体免疫”的梗进行讽刺。

当我们走出灾难成为幸存者时,对于其他国家正在经历的灾难,却失去了耐心和同理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群体记忆的缺失。

3.日常记录,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即刻见证

个人的感受在群体之上,而个人感受不到群体所遭受的危机,而我们的历史是由记忆组成的,也许10年后,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就是一个被“修补”过的记忆世界。

对于非亲历者来说,修补记忆是人类的本能:忘记不愉快的事情。

而对于亲历者来说,度过这次危机成为了幸存者,他们或许会因为不好的记忆留下精神的阴影,本能会驱使他们忘记,或者“很少回忆”,这样的例子我们见过不少,想一想如果你现在正面对一对失去孩子的父母,你会无缘无故就提起他们的孩子吗?

对于这些人来说,回忆是残忍的。

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一书中,作者这样写道:“见证苦难,不仅仅是为了灾难不再发生在见证人自己身上,而且更是为了苦难不再发生在任何别人身上。”

在这次疫情中,在各种平台上,我们看到了许多的个人记录,这些文字碎片,是我们未来回顾的一个重要方式——当个人记忆缺失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拼凑碎片来还原历史。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记忆方式,日记的传播将个人记忆输入进了集体记忆,集体也理应承担起记忆的责任。

我们不该让某个人来承受灾难的“后遗症”,灾难当下的见证者所见证的,也应当是我们应该记住的。

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最应该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我们“有道德责任”记住什么。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徐贲

《关于他人的痛苦》苏珊·桑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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