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罷《狼圖騰》這本書，心情十分沉重，該書的主題十分深刻，直擊內心深處。作者以宏大的視野，精細的細節描寫，通過人與狼、人與人的故事，架構了一部草原悲歌，並藉此探討國民性的改善、民族性格、人與自然等主題。
除此之外，作者超越了以往小說就問題論問題的模式，藉助主人公陳陣之口，詮釋了自己對於狼性精神的解讀，提出了“狼圖騰”這一文化概念，同時倡導以“換血”方式進行國民性改善，十分新穎，又給人以深思，故而可以說《狼圖騰》是一部對傳統文化、生態文明、國民性改善等挖掘極深的佳作。
故事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末，中國大陸內蒙古最後一塊靠近邊境的原始草原上，而在這個草原生活的人還保留著原始的生活習慣，他們日復一日地放牧著牛、羊，並且與聰明而又勇敢的狼鬥智鬥勇，共同維護著這個草原的穩定和平衡。一方面他們憎惡狼，因為狼總是襲擊他們的羊群，給他們的財產安全乃至生存造成一定的威脅；另一方面他們又敬畏著狼，因為狼是他們所敬奉的圖騰，同時幫助他們限制對草原平衡威脅極大的黃羊、兔子等的數量，是草原的忠實守護者。
但是這種看似和諧浪漫的草原文化隨著主人公的到來揭開了神秘的面紗，原來安寧和諧的草原依然存在一些不穩定的因素，一方面人類為了生存，必須與狼群進行戰鬥，以維護自己的財產安全，造成人與狼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在農耕文明的衝擊下，加之人性的貪婪逐漸出現，破壞了延續千年的草原平衡狀態，這種人性的貪婪主要表現在人過分搶了狼過冬的食物，並且在狼群報復後，以復仇的名義，大規模地圍剿狼群，這種看似正義的復仇行動卻暴露了這些復仇者升官發財和追求財富的慾望，極大地凸顯了人性罪惡的一面。
主人公陳陣和他的朋友掏了一窩小狼，並且撫養了其中一隻，藉以觀察狼的習性和文化，揭開了狼原本神秘的面紗。經過細緻的觀察後，陳陣發現小狼第一次面對食物或者面對大批食物的時候，會舉行跑圈等儀式，近乎人類原始的宗教虔誠，而且他們渴望自由和獨立，甚至為了自由和獨立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然而陳陣和他的朋友面對農耕文明對遊牧文明的衝擊時，感到十分無奈，固然農耕文明具有一定的優越性，但是卻有一定的區域限制，故而不可能推行到每個地方，如草原就不可以。
但是在行政力量的干預下，再加上有心人的推動，農耕文明最終得以推廣。在農耕文明推廣的同時，人們又用現代化武器圍攻狼群，將它們驅趕到境外，以至於草原上再也聽不到狼的叫聲，草原陷入一片靜寂，如同一灘死水那般，缺乏生命的流動。沒有狼患自然是好的，最少不用擔心狼夜襲羊群。
但是人們所想象的幸福生活並沒有出現，反而是他們世代生活的草原出現了退化，鼠災肆虐，從而演繹了一曲草原悲歌。進而引出作者對於狼性的解讀，生態整體主義的思考。
《狼圖騰》於2004年出版，正版發行近500萬冊，連續6年蟬聯文學圖書暢銷榜的前十名，2019年9月23日，《狼圖騰》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甚至引發了一股狼性討論的熱潮，足以看出《狼圖騰》這本書的受歡迎程度。很大程度上源於《狼圖騰》是一本以狼為主體的小說，作者借主人公陳陣的視角，近乎自傳的敘事手法，直入狼的活生生的世界，展示了與以往所熟知的不同之處，並且將智慧、勇敢、視死如歸等這些優秀的品質賦予狼，幾乎顛覆我們對於狼的認知，在懷疑和信任之間，重新架構了對狼的定位和理解。
一直以來，我們認為狼是一種群體性的動物，它們貪婪殘暴，忘恩負義，是一種貶義的存在，如狼心狗肺，狼狽為奸、中山狼等，無不凸顯狼的可惡和可恨。
然而作者利用十幾個狼的故事，為我們展現了一群迥然不同的狼，並且藉助小說主人公陳陣和畢利格老人之口，將他們對狼的喜愛、崇拜之情表達得淋漓盡致，甚至將狼作為一種圖騰加以敬奉，給我們的認知造成一種極為猛烈的衝擊，進而導致我們對狼有了新的認知，而這種認知來源於作者親身經歷，並且以一種反常態的話語加以敘事，使小說的文學的虛構性和真實性得到某種統一，深化了小說的主題。然而除去這種反常態的話語敘事之外，這部小說還有三個較為突出的地方。
一、突出的矛盾架構
在這部小說中，我們不難發現的是，有三組矛盾幾乎貫穿了整部小說，分別是狼與對草原有威脅的動物之間的矛盾，如黃羊、兔子等；狼與人之間的矛盾，其根本出發點在於對生存的渴求；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之間的矛盾，這是隨著農耕區的人湧入草原之後所產生的矛盾，也是導致草原最終沙漠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首先就狼與對草原有威脅的動物之間的矛盾，實際上是草原內部食物鏈所架構的矛盾，是隨著草原和草原上的物種出現後所演化的矛盾，這種矛盾反映了動物自身進化後所形成的一種撲食和被食之間的食物關係，也是千百年來草原自身系統維護所形成的一種生態平衡狀態，可以說這是草原內部所衍生的矛盾，這個矛盾架構了整個草原的基本生態矛盾，維繫著草原的生態平衡。如果這種傳統的平衡被打破，就會給草原帶來災難。
而狼與人之間的矛盾，實際上是人和狼基於自己的生存所形成的一個矛盾。
一方面人以自己的超越其他動物的進化形態和速度逃離了原本的食物鏈，消解了自己是某些食肉動物的撲食對象的身份，置身於整個食物鏈的頂端，傲視所有的生物。
但是隨著人類的社會化進程的推進，人類的生活方式主要以兩種文明形態出現，即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這兩種文明是人類發展的必然產物，都要求人類對於自己財產的保護，故而草原上生活的人類為了自己的羊牛必須與狼進行鬥爭。另一方面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草原上的霸主，有時會因為自己的生存問題而去襲擊牧民的羊群，以維持自己的生存，甚至因為人類的貪婪而起報復的心態，必然與人類所要求的財產安全的心理需求產生莫大的矛盾。
一般意義上而言，人在生產工具落後的情況下，基本上與狼保持一種平衡的對持，然而狼沒有人類那樣快速的進化速度，也沒有超越生物圈的創造力，故而必然在人狼持續競爭中處於一種劣勢狀態，如小說末尾的那樣，狼在現代化武器的打擊下，部分喪命，部分流離到境外，幾乎再也沒有狼留存在草原，這看似是人類的勝利，實際上是草原的悲歌，更是人類生存的不幸。
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之間的衝突。這兩種文明都是由人類自己所創造的，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然而這兩種文明是根據不同的地緣特點而形成的，故而本身具有一定的區域限制，畢竟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人必定要創造一方文明，造成文明具有區域化的特點。
但是這兩種文明實際上帶有一定的矛盾意味，一方面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農耕文明講求定居生活，倡導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而在文化上，視中原以外的地區為蠻夷之地，有教化的責任，故而當農耕文明較快發展的時候，必然會對遊牧文明具有一定的同化作用，這種同化或許是遊牧文明自願的，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或許是被迫的，在於農耕文明具有一定的優越性，使得遊牧文明不得已接受農耕文明的教化。然而遊牧文明主導下的遊牧民族天生比較勇猛好戰，特別是遇到一些天災人禍的時候，往往會對農耕區域進行掠奪，這便使兩種文明在中國歷史中無休無止的征戰和衝突。
故事發生的主要場景的草原實際上就是一個系統的遊牧文明主導區域，有著自己的自我平衡和發展的方式，並且在千年歷史中逐漸形成了一套屬於自己又適合草原的生活生產方式，導致草原相對和諧。
然而隨著農耕區域的人湧入草原後，自身所攜帶的農耕文明必然對遊牧文明的穩定產生一種無形的衝擊，畢竟他們所要求的定居耕作生活超越了草原所能夠承載的程度，故而遭到了草原上生活的有識之士的反對，如畢利格老人為代表的情繫草原的人。
但是在行政力量的干預下，再加上人性的貪婪無知，使得農耕文明完成了對遊牧文明的征服，也造成了草原的最終退化，美麗和靜謐一去不復返。
二、小說文本闡釋了生態整體主義觀念
作者在目睹草原的最終退化之後，基於自己的理解，提出自己所推崇的生態整體主義觀念，最為突出的便是大命和小命之間的關係。
然而作者並沒有直接詮釋，而是藉助畢利格老人之口加以述說，比利格老人說：“在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生命，剩下的都是小命。”“把草原的大命殺了，草原上的小命全都沒命。”“草原完了，牛羊馬，狼和人的小命都得完，連長城和北京城也保不住啊!”正如比利格老人所說的那樣，如果把草原生態系統看作是“大命”的話，“小命”就是生態系統中一個個鮮活的有機生命。
這些有機生命之間互相依存、制約，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一起維繫著草原“大命”的穩定和平衡。因而在這完整的生態系統中，“小命”的主要存在價值便是維繫整個草原的生態平衡，畢竟“小命”是要依靠“大命”而存活的，沒有了“大命”，“小命”也就沒辦法生存了。所以“小命”不能要求“大命”為自己的生存做出必要的犧牲，即便是人類也不行，因為在整個生態體系中，人只是其中一部分，只是一個“小命”，而不是整個生態體系必須顧及的存在。在這個大命和小命觀主導下的草原生態體系實際上是一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是經歷千年的歷史所形成的最佳生態平衡狀態，這種狀態下，每個小命必須完成自己的職責，不可僭越，從而共同維護整個生態系統的良好運轉，最終獲得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和空間。
倘若我們將其簡化的話，這樣我們就更容易明白。
實際上所謂的“大命”雖然自身具有調節和平衡作用，但是這種作用幾乎是微乎其微，需要的時間很長，必須要求“大命”之下的“小命”以“大命”為中心，維護整個草原的平衡。
而我們所說的“小命”主要有三類，第一便是人，第二是狼，第三便是對草原平衡有威脅的動物，如黃羊等。這三類“小命”共同在“大命”的眷顧下，在草原快樂而幸福地生活著，但是生存畢竟是艱難的，由此引發了以生存為核心的衝突。
黃羊、兔子等都是食草動物，需要大量的草來維持自己的生存，但是草原能夠提供的草是有限的，故而必須要限制其數量，這個數量的限制除卻自己所遇到的天災之外，還需要狼來進行維持。然而有時因為食物缺失的緣故，使得狼必須襲擊人類所圈養的羊牛群，造成狼與人類之間的衝突，故而這三類“小命”所演化的衝突便集中在了人狼之間，倘若人狼和諧相處，則整個草原就和諧平衡；若相處不和諧，更多的是人大量捕殺和驅逐狼群，使得那些對草原有威脅的動物失去了狼這個天敵，自己就會變得肆無忌憚，拼命的繁殖，所需要草的數量必然超越草原所能夠提供的最大數量，必然對草原的生態系統造成毀滅性的破壞。
這個在小說的結尾便已然成為事實，所以作者所提出的生態整體主義觀念，實際上是一種可持續發展觀念的類化，植根於整個人類發展。
其實我們如果細細分析這種生態整體主義觀念，我們就會發現這個觀念跳出了“人類中心主義”傾向，所有人類退到舞臺的後方，成為配角，所以德國威騰堡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蔡元豐就曾在《WolfTotem》一文中批評書中人物形象太過單一，人物的行為僅僅是作者的代言人，為他的信仰做出宣言。蒙古牧民彷彿都是理想化的明智導師和道德措模，而漢族知青和外來移民都是無知和自私的小人。殊不知這正是作者有意為之，讓整個草原以真實的面貌呈現出來，成為當之無愧的主角，而不是依附於人類的配角，這是我們對待草原文化的一種最為正確姿態，也是對人類自我的定位的一種另類嘗試，十分成功。
三、超越小說的立說話語
實際上《狼圖騰》並非單純意義上的小說，甚至早已超越小說的範疇，到達立說的話語境遇。在古代思想文化中，為了使自己不朽，大致有三種方式：立德、立功、立言，但是古人往往以立言的方式使自己不朽。儘管狼圖騰並非單純意義上的小說，也沒有達到立言的程度，介於小說和立言之間的話語姿態，我們姑且將其稱之為立說，即以小說為載體，提出自己的觀點，並且將這種觀點塑造成一個讓人信仰的說法，而不單單是作者的看法。
這種立說的話語姿態首先便體現在每節小說開始之前有一段引文，如“周穆王伐吠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漢書·匈奴傳》”。這種看似隨意的引文，實際上是作者精心挑選的，並且能夠作為自己“立說”的材料，故而我們單純將這些引文剝離出小說，並且將其串聯起來，即可自成一體，成為精心鑲嵌的書中書、文中文。
這種立說方式既可以將自己的觀點直接鑲入小說中，也能夠不讓作者有說教的意味，可謂是匠心獨運。除此之外，這種立說方式將現實和歷史相結合，架構了小說的時空感，甚至將草原同各個文明相銜接，突出了草原深厚的文化底蘊。再者這種立說方式還體現在作者藉助書中人物之口，並以脫離故事發展的方式闡發自己的思考，如上文借比利格老人之口所闡發的生態整體主義觀念，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然而這種立說方式最為突出的表現便是小說結尾處作者借主人公陳陣之口，對狼圖騰精神進行了歷史社會的梳理，並且以大量的史實材料來證明自己的觀念。
在經過細緻考證之後，陳陣提出了農耕文明所信仰的“龍圖騰”實際上是源於遊牧民族所信仰的“狼圖騰”，可以說是一語驚人，似乎有些荒謬，但是作者以詳細的資料進行驗證，似乎又有一定的信服依據，至於真實性如何，我們暫且不去討論，因為我們也沒有能力去考證。
接著又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歷史為何源遠流長，歷經千年而未斷絕，作者認為緣起信仰“狼圖騰”民族具有積極進取的精神，才能夠保持中國歷史的不間斷，成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保存文明的國家。然而就我們接受的觀點看，這個解答具有一定的新意，畢竟在我們腦海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因為中國歷史的記載使得文明不至於斷絕，而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以自己的力量抵禦一切外來之敵，從而保證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其中並未沒有涉及過作者所提出的觀念，十分新穎。
最後作者以狼性和羊性精神為突破點，認為秦漢之前的中華民族是狼性的，所以可以創造輝煌的秦漢文明，但是在儒家思想的改造下，中華民族趨於羊性，趨於保守，因而解決當前民族問題的方式可以採取“換血”的途徑。由此可見作者以換血為根本手段，實際上意圖在於重塑信仰，對國民性進行一種文化形態的改造，進而完成狼文化對儒家農耕文化的反撥，以對“狼性”的信仰取代對“羊性”的信仰，對當前的社會風氣改造有一定的借鑑意義，可謂是小說現實意義的突出表現，也是小說“立說”的最好體現。
總而言之，作者以一種反常態的話語敘事完成《狼圖騰》的寫作，並且具有恢弘的歷史視野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值得我們細細閱讀。
注：文章中所提及的“立說”和古人所倡導的三不朽之一的“立言”最主要的區別在於思想層次和歷史考驗性。首先立言具有較高的思想性，甚至可以影響幾代的人的成長和發展，達到“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思想高度，而立說的思想性要求稍低於立言，要求立說者超越就現實問題提出現實觀點的模式，對整個社會發展有一個系統而又深刻的認知，讓人覺得這不是作者的觀點，而是我們所要遵循的一些理念。
同時就歷史考驗性而言，立言經歷了多年曆史的考驗，得到歷史社會的認可，成為中華文化思想的一個部分，強調的是社會歷史性；而立說所要求的歷時性較短，但必須有一定的社會基礎，至於能否經歷歷史的考驗，誰也無法預料，但是必須經歷當前社會的考驗，故而其強調社會現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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