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河卒221

唐玄宗開元年間，玄宗大肆擴邊，為了發揮軍隊的自主性和主動性，唐朝設立了節度使，統管一方軍隊，這個節度使的軍權很大很靈活很自由，不必請示，就可以發動必要的對外戰爭。

最初節度使是臨時設立的，後來為了對外戰爭方便就成了固定的官職，之前節度使不管地方行政民事，後來就演變成了節度使上馬官軍下馬管民，玄宗時期節度使大致有9個。

安史之亂前期，安祿山深受皇帝喜愛，無限制的擴大其權利，導致他統管三個地方節度使：范陽，平盧，河東。掌握軍隊20萬左右，這些軍隊長年作戰，英勇善戰。反觀唐朝內部士兵長年無戰，缺乏作戰經驗，首都長安有護衛禁軍10萬左右，更是缺乏訓練，有些禁軍，上班打個卡，就回來老婆孩子熱炕頭，很是舒服。就是因為唐朝軍事外重內輕結果導致了長達數年的安史之亂，造成唐朝中後期的藩鎮格局亂象。

但是這個亂象，不全是因為設置節度使造成的，

其一：是玄宗的用人制度造成的，無限制的寵愛某些人，造成安祿山之流權利過大而沒有約束。

其二：節度使的權利應該限制在對外軍事作戰上，不應該管理地方民事。

其三：中央禁軍缺乏鍛鍊，中央禁軍應該有各節度使派遣最優秀的士兵構成，效法北宋。

其四：朝廷內部長期被一些宵小之人掌控，導致玄宗晚期政治腐敗。

如果對上述四項撥亂反正，節度使這個官職還是沒有大問題的。

食傷生財

1、東漢的州牧、唐代的節度使、宋代的安撫使/制置使、明末的經略/督師、清後期的總督，大體都是中央放權，地方“軍政財”三權合一的產物，其背後直接原因很類似——戰爭！頻繁的戰爭！

2、皇帝們都不傻，設立“天寶十節度”的唐玄宗更是能力一流（中前期）；若沒有強大的外部壓力（唐玄宗時四面用兵：吐蕃、契丹、中亞、南詔），才不願意把內部權力放手。戰爭比拼的是效率，所以初設節度使有些好處。

3、但唐玄宗的最大錯誤，是後期怠政，還讓節度使長期“統兵權、調兵權一體，而不是分離"；還讓心懷鬼胎的安祿山身兼范陽、成德、魏博三鎮節度，掌握全國近半數的機動兵力，最終釀成安史之亂，大唐由盛轉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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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爭狀態下“軍政財權”合一，暫時提高效率

戰爭比拼的是效率。縱觀歷史，都有為勝利“暫時提升將權”的例子。譬如唐初統一戰爭、邊境戰爭頻繁，便臨時設置“XX道行軍總管”，提升將領權限，戰事結束後解散編制。如李靖便被唐太宗命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率十幾萬軍隊，出擊突厥。

這和秦漢初期的“將軍”何其相似~

到大唐開元年間，意氣風發的唐玄宗把盛唐推到極致，勤修內政，四處用兵，唐代史學家杜佑（杜牧的爺爺）在《通典》中說：

同時吐蕃、契丹、中亞、南詔四個戰略方向開戰，何等強盛！但頻繁的戰爭也讓唐軍損失慘重，死於異域數十萬人。

政治家、軍事家不是歷史家，我們先不用“均田制破壞、府兵制破壞”這樣的趨勢分析唐玄宗行為，起碼李隆基必須解決的一點，怎樣在領土擴張到極限時，保持大唐的戰爭效率，尤其是偏遠邊境的戰爭效率。

如怎麼解決軍餉、撫卹問題（財政問題）、怎麼招募新兵（軍事、行政問題）、怎麼解決後勤問題（農業時代的運輸問題、財政問題）、怎麼管理剛打下來土地和周邊的行政（行政問題）等等。

（唐朝疆域廣大，超過1200萬平方公里，卻要在四個方面同時用兵）

軍人出身的唐玄宗，順理成章的想到“地方權利集中”的節度使制度。

節度使制度初期確有好處，基本被中央掌握，甚至能由文臣、宰相擔任，並非武人專職；且只集中了部分權力，並沒有“軍政財”三權合一。

比如有的兼支度使（計軍資糧仗），有的兼營田史(開置屯田，以益軍儲，類似漢朝邊疆的屯田);而且，節度使皆用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開元中，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等明相，皆以節度使入宰相（節度使脫掉軍裝當宰相，像不像美國？）。

（明相張說，曾擔任朔方節度大使）

開元年間的節度使，居然有許多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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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度使制度失控，常態下的“軍政財權”合一

唐高祖時期，全國八百多折衝府有五百在關中，所謂“舉天下不敵關中”，外輕內重：

名將如李靖，死後地方身份，僅追贈為“幷州都督”，一州的都督，而不是“XX道行軍總管”（唐朝的道是一級區劃，州是二級區劃，州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地級市）。

而到了開元中後期，節度使長期握有大區域的重兵，隱隱讓唐朝有“外重內輕的趨勢”。

“治大國如烹小鮮”，大國制度的設立、執行都要像烹、翻小鮮一樣小心；可此時唐朝的中樞卻失誤連連，不停的給節度使制度“大火、猛火”，讓他們開始失控。

天寶年間，唐玄宗不再熱心政事，寵溺楊貴妃；任用的宰相李林甫（為相長達19年）偏偏也“嫉賢妒能、愛權如命”。他竟希望用大量胡將擔任節度使，排擠他人!

李林甫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如用胡人，他們勇決習戰，且族寒無黨，厚待之“必能為朝廷盡死”。

唐玄宗深以為然，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為節度使，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厚待、放縱節度使，甚至讓楊貴妃收安祿山為乾兒子。

（安祿山給唐玄宗、楊貴妃跳舞）

唐初的府兵制、均田制衰敗是“節度使”出現的根本原因，而晚年唐玄宗，更是政治怠政，所用非人，親手推動了該制度失控。

更別說現代軍事基本常識，“統兵權、調兵權相分離”；更別說節度使膨脹後的控制、削藩，老年唐玄宗只一味交給奸相、大臣，自己根本不願想、不願做！

後來楊貴妃不學無術的“遠房親戚”楊國忠上位，都察覺安祿山要反，可老眼昏花的唐玄宗卻並不相信。

公元755年12月16日（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九），“忠心耿耿”的三鎮節度使安祿山在范陽起兵，進軍長安。幾代沒見過戰爭的百姓，從天堂掉進了地獄。

天寶十五年六月，安祿山佔領首都長安，長安被燒殺搶掠，人口減少三分之二。

公元763年2月17日，安史之亂結束；但是安祿山老巢——河朔三鎮，驕兵悍將、民眾困苦，大唐已沒有動力收復；而“節度使+藩鎮割據”，將成為府兵制、均田制破壞後，中晚唐揮之不去的傷痕與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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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節度使很容易形成勢力割據，那麼當時唐朝為什麼要設立節度使呢？

這主要和當時唐朝的國家形式有關，設立節度使主要是來維護大唐王朝的統治。

唐朝和其他幾個朝代一樣，唐朝也是靠關隴集團建立了軍事體制，而這種體制最主要的特點是要不斷的向外擴張。所以唐朝在建國不久，就開始了對外擴張。李世民繼位以後，唐朝根本就沒有來得及修養，李世民就開始對外擴張了。

唐朝曾經與突厥、吐蕃、契丹、高句麗等國家都發生過戰爭，但是這些國家都敗在了唐朝的劍下。也因此李世民獲得了“天可汗”的稱號，而他的兒子李治也因為對外擴張獲得了“天皇大帝”的稱號。

因為唐朝的不斷向外擴張，以致於，國內的生產力卻沒辦法跟上，而且當時的湖南地區已經成為“天荒之地”，唐朝之前湖南地區也算是富足之地了。生產力不足，那麼邊疆地區的保衛需求就無法跟上。後來武則天為了奪取政權，竟然殺了很多唐朝的良將，以致於，軍中無人領導，還有當初唐初建立的均田制和府兵制，在武則天執政之後就開始崩潰了，邊疆的守衛出現了嚴重的匱乏。

而這時突厥的復國，吐蕃的猛烈進攻，契丹開始在營州起兵造反，唐朝開始丟失大片領土，唐軍的戰鬥力開始大幅度下降。由於出現這樣的情況，於是在李隆基登基之後，他迅速頒佈新政，把府兵制改為募兵制，在邊疆地區設立節度使，開始大量的圈養戰馬，開荒良田，囤積糧食，大量擴充軍備，加強了對外的戰爭。

在節度使設立初期，唐朝的軍事力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周邊的小國又被唐朝輪番消滅，從而扭轉了武則天執政時期不利的局面，李隆基看到這樣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於是他開始不斷的下放權力，把邊疆的軍政大權完全交給節度使。因為有些節度使並不全都效忠唐朝，比如：安祿山這樣不壞好心的節度使，他得到權力之後，開始招兵買馬，不久就發動了歷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雖然被平定了，但是唐朝的軍事實力也損失了不少，從此再也無力鎮壓那些實力強大的藩鎮了，而這些強大的藩鎮的存在，一直持續到了大唐的滅亡。而藩鎮割據造成的影響，直到持續到宋朝建國以後，才被全部消滅。

公元前

唐朝是很強盛，強盛到在安祿山發動“安史之亂”後，唐朝皇室的皇權就逐漸被分化掉。在節度使的設置上，很多時候並非皇帝願意，而是被迫誕生，更多時候是“生米煮成熟飯”，讓唐朝皇帝很是懊惱。

一、降將和功臣的分封

安史之亂後，投降的叛將和平叛有功的將領都被封為節度使，每個人分得一片領土，多則坐擁十餘州，少則也有三四州，讓大唐一時方鎮鄰立。這實屬唐朝皇室的無奈之舉。

• 投降將領的任命
  

田承嗣曾是安祿山的手下大將，跟隨起兵，攻城略地。作為安祿山的先頭部隊，攻陷河洛地區，鎮守潁川。隨後，唐朝軍隊開始收復失地，田承嗣見大勢已於，果斷投降了唐朝。

當時，唐朝剛收復失地，戰爭後的各個城鎮殘垣斷壁、百廢待興，所以大唐王朝為了儘快恢復到正常水平，就採用大赦方式，對於同安祿山作亂的舊將既往不咎。因此，田承嗣就被升任為魏博節度使。

田承嗣擔任節度使，鎮守河北，也是唐朝的權宜之計，希望籠絡這些舊將，讓其它叛將可以儘快投降，儘早結束這場戰事；另外，也有其它人的私心。僕固懷恩是唐朝中期名將，數次挫敗史思明所部，是平定“安史之亂”的重要將領之一。

僕固懷恩雖然有功於唐朝，但是他仍害怕失寵。安史之亂後，宦官的權力得到了很大提升，而手握重兵的將領則受到猜疑。懷恩便有了小想法，就是和安祿山的舊將結交，作為自己的外援。所以，才會向朝廷舉薦田承嗣擔任魏博節度使。

• 有功之臣的分封
  

郭子儀是唐朝名將，也是平定“安史之亂”的大功臣，理應受到封賞。所以，在“安史之亂”平定後，拜朔方節度使。除了郭子儀外，還有不少功臣被封為節度使，李光弼先接替朔方節度使，又升任河北節度使、魯炅出任淮西襄陽節度使等等。

二、強佔地盤，朝廷默認

這個情況多處於朝廷弱勢的時候，一般地方將領擁兵自重，或者其它部族的首領向中原發展時，都會佔據地盤，這時候就看誰的“拳頭”硬，誰就能佔更多地盤。出於朝廷勢力弱，皇上也只能下詔承認既定事實。

朱溫，是晚唐的梟雄。從小就屬於典型的“壞孩子”，在黃巢之亂爆發後，跟隨黃巢進行征戰，後來黃巢敗退，朱溫投降朝廷，繼而替唐朝奪回了河中數地。唐僖宗知道後大喜，封朱溫宣武軍節度使。

楊行密，被封為唐朝廬州刺史，就開始四處征戰，攻打揚州，奪宣州，大敗孫儒，從而割據了整個淮南。朝廷看到楊行密已經一方獨大，控制了淮南地區，無力征討，就做了順水人情封他淮南節度使。

此外，諸如鎮海軍節度使錢鏐、武安節度使馬殷、武威軍節度使王審知等，都屬於此類。各自擁兵為重，割據一方，成為既成事實後，唐朝皇帝迫於無奈，只能接受這些人的納貢稱臣，授封個節度使。

孫郎談古

正如人一出生並不能確定是好人或壞人的道理，事物有一個逐步發展演變的過程，至於唐朝後來出現藩鎮割據局面，是多種原因結合下的產物，並非只是節度使的問題，而唐玄宗之所以有明君之稱，不單單由於他能使天下安定多年，開創大唐盛世，還在於他的政治手腕，切斷後宮之禍和奪儲之變危及皇權的措施，在軍事上，節度使的設立和成為制度，初期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對保境安民，開疆衛國功不可沒。

節度使在北周隋朝時就有了，到唐玄宗才臻於大成，北周以府兵制立國，隋唐沿之徵戰天下，但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礎上，隨著土地兼併的激烈，均田制崩潰，府兵制也變得不合時宜，從高宗到睿宗李旦時問題就出現，到玄宗朝尤其明顯，兵員損失嚴重，許多地方折衝府已不能保證向中央朝廷輸送番上衛士，待遇的低下，使府兵制的形勢難以好轉，到唐玄宗天寶年間，正式下令取消向折衝府下發魚符，折衝府名存實亡，隨後便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這是節度使強化的先聲。（今日頭條南方鵬首發）

邊境也出現新問題，自從唐太宗去世後，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少數民族的騎兵開始不斷襲擾唐邊境地區，高宗時忙於與老臣爭權內鬥，武則天掌權更是重視內部的攬權控制，造成軍隊戰力低下。如西北吐蕃的松贊干布去世後，威脅唐朝在西邊的統治。高宗時薛仁貴西征吐蕃，在大非川被打得大敗，李敬玄在青海也被吐蕃打得大敗。禍不單行，在東北角有“兩蕃”契丹和奚族強大起來，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派二十八將征討，卻全軍覆沒，諸如此類，外戰失利，有用人不當等因素，根本原因還在於兵農合一的府兵制已不適合當時作戰的形勢。

所以，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是歷史的必然，節度使的出現更是時代的產物，睿宗景雲年間，為了與吐蕃、後突厥、契丹、奚等遊牧民族作戰，唐朝對西北和東北邊境的軍事行政體制進行改革，將節度使任職長期化、職權轄區化、鎮所固定化、官銜正式化，命大總管或大都督等持節長期鎮守。到唐玄宗時，節度使的數目進一步增多，出現了天寶十節度，掌握兵員數量最多的是范陽節度使，最低數量的嶺南五府經略使。（今日頭條南方鵬首發）

府兵制的廢除和節度使的設立，取得一定成效，使州郡之間永無徵發之役，還有力地緩解了少數民族的威脅，如武則天時以傾城之師尚難對付的契丹和奚，其時單憑范陽節度使本身的實力就足以制服他。真做到了“人賴其利，中外獲安”。之後在各種力量的攻守下，李林甫為鞏固相位，起用胡兵胡將等事，促使唐朝盛極而衰，出現安史之亂，唐朝平亂失策，才成了藩鎮割據局面。

南方鵬

這就像是和麵一樣，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再加面，終於變成能撐死人的一大盆。

唐朝的節度使制度前身是起源於武則天臨朝稱制時期的各地軍鎮。

當時的唐王朝對外軍事戰爭方面，與李世民時期已經有了一個顯著的不同，就是主動進攻的往往都會失敗，而固守堅城獲得勝利的可能性比較大。

於是，對於李治武則天這些不懂軍事的掌權者來說，最佳選擇就是把原本邊州的非常設駐軍改為常設駐軍，加強防禦以提高對外戰爭的勝率。當時還基本上是以大唐基本行政區域州為單位，每州安置一鎮駐軍，人數從數千到一兩萬不等。為了便於補充兵員及物資，這些駐軍的長官往往都是當地的刺史或都督，這就是唐王朝時期的邊境地區地方軍事化（或者叫軍事地方化）。

大唐的軍鎮從武則天時期開始設點佈局，首先從與吐蕃爭奪的安西四鎮開始。唐睿宗時期首次出現節度使頭銜，唐玄宗時期覆蓋全國各邊州的軍鎮佈局基本完成。為了讓各州駐軍能夠協同作戰，唐玄宗又把以州為單位的駐軍提高到以道為單位，就出現了天寶十大節度使。

整個過程中，每個人都是為了國家好，每人也都只做了一點點事情，但就是這麼一群好心人讓節度使制度這頭猛虎逐漸長大。

李林甫掌權之後，又加大了節度使的權力，取消了出將入相制度，胡將也能任節度使要職，把節度使制度的最後一點束縛都解除了。於是，猛虎開始傲嘯，盛唐於是終結。

這個過程中，未必沒有有識之士意識到其中弊端。

但從武則天到李隆基，個個都是實用主義者，節度使制度的優點立竿見影，問題卻一時半會不會出現，提建議的人要是不能提出更好的替代建議，就會被他們當做腐儒的妄言。

（史書中記載，狄仁傑曾經提出要撤銷安東、安西都護府，原因是靡費過多。之前我個人覺得狄仁傑見識不夠，現在想，沒準狄仁傑就是已經看出了這種弊端。）

就像現在我們知道，城市建設不能攤大餅。比如北京市，經過幾十年的建設積累，這張餅已經相當的大，但仍然不足以滿足幾千萬人的需求。這個問題實際上是無解的，除非遷都，而在下定決心之前，這張餅仍然將會不斷的擴大。

同樣道理，經過武則天、李隆基（中間還有唐中宗、唐睿宗）的多年積累，唐王朝的邊州軍鎮制度已經布點完成，之後結果必定就是節度使制度，而節度使稍有不慎必定轉變成藩鎮。在中央政府實力足夠的情況下，即使藩鎮也無關緊要。但千日做賊不能千日防賊，一旦中央政府出現問題，藩鎮必定會起兵造反，甚至這和藩鎮將領的個人忠誠都無關，只看利益二字。

總之，唐朝的節度使制度就是一個漸進演變的過程，能一直保持的最大原因就是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且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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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可以從唐朝軍制的變遷來得到答案

1，唐初是府兵制，這一制度源自北周和隋朝。

唐初中央掌管軍隊的是“十六府”，至高宗年間改為“十六衛”，其中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不參與府兵管理（李元芳就是千牛衛的），所以天下府兵的領導機構事實上是十二衛。

唐朝全國設有600多個折衝府，並以十二衛遙領天下府兵，戰事起，則選府兵出擊；戰事結束，府兵仍歸原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李靖滅東突厥，還是蘇定方滅西突厥，打完仗還是要回朝的，這就是“出將入相”。

也就是說，唐初是居重馭輕，舉關中之重以馭四方。

2，從唐玄宗時期開始逐漸演變為募兵制

打下來的領土總是要守的。唐朝的統治核心就是“十道”（後來分為十五道），而新開闢的疆土最初用“都護府”來羈糜。

但都護府並不穩定，時降時叛；同時隨著版圖的擴大，每次都從中央率府兵出擊也不現實，也來不及。於是，節度使這一職務便出現了。

節，即朝廷賜以旌節，是一種全權印信，持節便可全權調度軍隊，故稱節度使。

節度使的出現，體現的是大唐擴張到一定限度後採取的守勢，在古代的生產力下擴張是有極限的，當不能繼續擴張時，守住已經打下的國土便成了必然的選擇。

節度使最初只掌管軍隊，後來由於管理糧草調配等需要逐漸變成了地方軍政大員，成為封疆大吏。

這一時期，唐朝的府兵制已經瓦解，它無法適應唐朝不斷擴大的版圖。於是，各節度使的軍隊由各自所募，他們不再是平時農耕，戰時打仗的府兵，而成了職業兵。

唐高宗時期大唐版圖最大，但設立了十大節度使的唐玄宗時期無疑是對領土控制最強的時期。

3，節度使不是分封制，如果一定要比，它與漢朝的州牧，明清的總督其實本質上沒有區別，同樣是中央集權。

只不過，中央集權也需要中央政府本身的能力做後盾，而唐朝後期的大多數皇帝顯然是沒有這個能力的，只有唐憲宗一度中興。

唐朝中央政府之弱，囿於節度使的做大和藩鎮的形成；而唐朝在安史之亂後又延續了150年，同樣因為節度使的強大和互相牽制。

心向青山

唐朝節度使是由監察使逐漸發展而來，原本只是御使擔任。監察使如果獲得代表全權印信的“節”，便成為節度使。節度使在開始的時候並不常設，事畢即撤。但後來隨著邊疆地區鬥爭形勢的發展，以及朝廷逐漸無力控制藩鎮，節度使才逐漸形成割據勢力。

唐朝的監察制度

唐朝御史臺是獨立的監察機構，其中御史臺的左御使監察中央，右御使監察地方。監察地方成為分巡，派去監察的御使稱為“監察使”。後來也有巡察、按察等不同的稱呼，最後稱為“觀察使”。這些人到了地方之後，可以對地方上的全部事務進行監察。監察使的權力如此之大，逐漸演變成地方上最高長官。原本派去的地方長官，便被監察使壓在下面。

這樣做對中央集權是有利的，但是對地方行政上卻是弊端極多。如果這些監察使獲得了全權印信“節”，成為節度使，便可以對地方上經濟、軍事甚至人事都有處理的權力。開始的時候，朝廷的實力強大，節度使也非常設之官職，所以危害不大。但是後來隨著邊疆地區鬥爭的日趨複雜，以及節度使常常擢用武人，才慢慢形成了尾大不掉的藩鎮割據。

唐朝東北邊疆地區的防禦形勢

從隋唐開始，許多外族逐漸向東北方向遷徙。隋唐王朝為了安撫他們，特闢地安頓。隨著外族人數越來越多，矛盾也多了起來。面對如此複雜的形勢，往往便需要武力的鎮壓。因此，邊疆地區許多武人得到擢用。

但隨著鬥爭的發展，只有統兵之權的武將，往往無法協調其他力量，因此也無法出色完成任務。原本節度使都是由重臣擔任，且不久任。但到了唐玄宗時期，朝廷在隴右、朔方、河西等地設置常職的節度使，支度、營田、轉運等權力都交給了節度使。節度使的權力逐漸變重，便開始尾大不掉。

晚年的唐玄宗年老昏聵，一心享樂，大權把持在奸相李林甫中。而嫉賢妒能的李林甫，為了防止手中權力被奪走，在邊疆地區的節度使，很多都是胡人充任。其中安祿山更是一人身兼三鎮節度使，埋下了“安史之亂”的隱患。這是邊疆地區嚴峻的防禦形勢，使得節度使慢慢得以做大。

失去控制的節度使

由上面我們可以看出，節度使在初始的時候，還是受朝廷的嚴格控制。而且，在“安史之亂”中，其他忠於李唐的節度使，也幫忙平定了叛亂，並不能說節度使制度完全是錯誤的。藩鎮之禍，在於節度使權力過大，從而使得節度使逐漸失去控制。

均田制和府兵制的崩潰。到了唐玄宗時期，土地兼併已經十分嚴重。這就導致了許多農民失去土地，均田制遭到破懷。而已均田制為基礎的府兵制，也自然隨著瓦解。因此，唐玄宗時期，朝廷不得不開始募兵。而邊疆地區的邊兵，也逐漸由募兵取代了府兵。這些邊兵後來發展為藩鎮的“牙兵”，已經不受朝廷管轄。

唐政府和叛軍的妥協。原本安史之亂後，唐政府有機會把藩鎮收拾掉。但因為唐肅宗的短視，想要快點平定叛亂，因此唐政府和原先跟從安祿山叛亂的李懷仙、田承嗣等人達成妥協，又讓他們擔任節度使。所以安史之亂雖平定，但安史之亂的禍源卻沒掃除，節度使已經脫離朝廷控制。

宦官專權。這個問題和藩鎮割據也有密切聯繫。唐肅宗以後，宦官開始參與軍事，權勢越來越大，甚至掌握了藩鎮的升黜大權。李懷仙、田承嗣這些人固然妄想割據，但其他忠於李唐王室的節度使，許多也在宦官專權的影響下，或為求自保，被逼反叛；或表面順從朝廷，暗中卻是半獨立狀態。

綜上所述，唐朝政府並非看不到節度使的弊端，所以開始的時候也注意控制人數和規模。但後來隨著鬥爭形勢的複雜，節度使的權力越來越大，已有形成割據的苗頭。等到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政府沒有趁機剪滅節度使，反而使得節度使的隊伍更加壯大。到了後期，節度使甚至自相授受，完全脫離了朝廷的控制。此時的唐政府，迫於形勢，已經對藩鎮割據的狀況無能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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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節度使是從南北朝時的地方軍政長官都督（也稱總管）演變過來的。

都督

都督全稱“都督諸州軍事”，是曹魏時期始設的一種總攬幾個州的軍政事務的軍政長官。到了北周和隋朝，都督的名稱改為總管，隋煬帝時撤銷了這個官職。到了唐朝建立後，又開始設置，並重新改回“都督”的名稱。唐代不僅是邊關州郡，連內地也會根據州郡大小和地位的重要程度設大都督、中都督和下都督府，成為常置的機構。

（節度使）

不過唐代設置的都督和魏晉時期的都督有一些區別，這就是持節與不持節的區別。在魏晉時期，都督通常都是持節的，所以實際權力很大。這些都督持的節也不一樣，有“使持節”、“持節”和“假節”三種，權力也有高下之分。其中“使持節”是最高的，可以掌握二千石也就是太守以下的官員的生殺予奪，而“持節”只能殺六百石以下的，“假節”更只能對違反軍令政令者才有生殺大權。另外魏晉的都督通常會兼任自己駐地的刺史，同時掌握軍事和行政之權，而這些在唐代都督中都是看不到的。

“節度使”

“節度使”這個詞第一次出現在歷史上，是在唐高宗時期。因為當時有些邊關的州郡面臨少數民族地區，常與少數民族政權發生各種衝突，這就需要當地的都督能隨機應變，做出一些必要的決斷。為了讓他們名正言順，從高宗時起，就讓一些特殊地區的都督“持節”，將這種持節的都督稱為“節度使”，以此區別於其他都督。

都督持了節，好比參謀帶了長，權力便有了質的飛躍。唐朝的旌節制度規定：“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佩之，顓誅殺。”也就是說，從都督變成了節度使，使可以有了專殺之權。而且這個權力還是不斷擴大的，因為到了唐玄宗時期，節度使又兼任了駐地的刺史。也就是說，從唐玄宗時期開始，唐朝的節度使又恢復了魏晉時期總管的所有權力，甚至還有過之無不及。

節度使的權力大了，相應的僚屬也增加了。唐代節度使之下設一名節度副使，一名管軍隊的都知兵使，一名管軍法的行軍司馬，兩名管後勤的判官和四名曹事，一名管文件往來的掌書記，還有兩名參謀、四名隨軍、一名都押衙等等。這些是朝廷規定的編制，實際上節度使府經常突破這個規定，可以根據實際需要任命自己的屬官，而中央政府基本上不會干涉。所以致了唐玄宗的天寶年間，有些節度使的屬官就達到了一百五十名以上。

節度使制的形成

唐玄宗時期，是唐代節度使制度的基本形成時期，全國共有安西、北庭、朔方、河東、河西、范陽、平盧、隴右和劍南九鎮節度使，這九鎮節度使全部兼任採訪使，成為州刺史的上級。所以他們全部都掌握軍事和行政權力。開元年間，在州之上又設置了新的一級行政機構，稱為“道”，採訪使便是道的行政長官。

（唐朝騎兵）

另外，絕大多數節度使還兼任了轄區內的營田使和支度使，這又使得轄區內的土地經營權和財政權也落入節度使之手，形成了集地方軍權、行政權、財政權於一身的土霸王，他們有管轄的地域，有管轄的子民，手上有軍隊，有錢，逐漸有了割據的資本。

安史之戰後，很多有戰功的大將都被封為節度使，使得節度使的數量迅速增多，由邊境地區向內地蔓延。從唐肅宗到唐德宗的這一段時期內，節度使便增長到四十二個，這些新增的節度使中，魏博、淮南、淮西、涇源等鎮都是轄區廣大、人口眾多的大鎮，在他們管轄的區域已經形成“權歸一家”的尾大不掉之勢。這時的節度使，奪走了唐朝中央政府最後一點任命官吏的權力，甚至節度使成為他們世襲的職位，老子死了，兒子可以頂上，形成了“藩鎮世襲制”。

（唐皇）

起初各鎮節度使每年在轄區內收取的稅賦是要上交中央的，但是安史之亂後，節度使們越來越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裡，開始截留這些稅賦。這股風氣很快蔓延開來，到了最後，不僅僅是截留了，變成了完全不用上交稅賦給中央，地方上的稅賦，成為節度使們的私家財源。有了這些財源，節度使們又開始大量徵兵，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他們徵聘孔武有力的男性充當自己的親軍，號為“牙兵”，並且父子相襲擊，是隻接受節度使本人指揮的私人武裝，連朝廷的命令也不去遵守。這些牙兵動輒上萬，是節度使對抗中央、在地方割據的保障。

節度使為什麼權力大

唐代統治者並不是傻子，要讓地方將領掌握軍權財權和行政權，讓他們有壯大的機會呢？這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唐朝初年，李世民被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稱為“天可汗”，這時的大唐，兵強馬壯，四方臣服，邊境安寧，邊將們的權力並不大，也不需要他們“持節”。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高宗後期，政治上的腐敗問題開始暴露，在內政外交上的施政措施不當，引發了唐朝和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矛盾。所以邊防安定成為了一個主要矛盾。面對突厥、契丹、吐蕃等政權的經常性侵擾，唐朝必須要加以應對。為了保證國家的安全，邊境上的將領手下的士兵數目也越來越多，這些將領的權力不斷增大。這就使得他們需要處理的事務也越來越多，“持節”能更好的協調邊將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嚴肅軍紀，這就是邊境都督變成節度使的開始。

當初唐太宗在位時，唐朝兵強馬壯，對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以主動出擊為主，可是李世民死後，他的子孫一代不如一代，使得周邊少數民族政權與唐朝的軍事態勢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這些少數民族政權的騎兵開始不斷騷擾唐朝邊境。這個時候，唐朝軍隊實力已經減弱，所以採取戰略防禦的方針。

為了將戰略防禦工作做得滴水不漏，唐朝在邊境地區構建了許多防禦工事，邊兵的數量也越來越多。“自古與匈奴戰，非士馬相資不可”，所以唐朝在邊境地區重組了騎兵部隊，號為“武騎團”，並向突騎施購買了大量戰馬，並招募善騎者入伍。

武則天時期，唐朝首創了科舉的武舉考試，選拔了一大批年輕力壯、精騎善射的習武之人充實到軍隊，並對這些人給予重金待遇，鼓勵將士們提高戰鬥能力。另外，為了對抗少數民族的精騎，唐朝又開始建立龐大的邊防軍，這些軍人長期駐紮在邊境地區，逐漸取代了原來輪番衛戍邊關的府兵。在建立邊防軍的過程中，很多軍人是由節度使自行招募的，這些募兵主要由流民和失去土地的農民組成，當兵是他們的終生職業，並且父子相襲，他們的生殺和賞罰都歸節度使掌握，對節度使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形成了“只知其將，不知天子”的局面。

（唐朝邊軍）

唐朝邊防軍的後勤保障主要靠屯田的收入，不足部分中央政府進行補貼。為了滿足不斷增多的邊軍的後勤保障，屯田的面積也越來越大。為了管理的方便，政府只能將屯田交予節度使管理，這也意味著節度使開始染指財政之權。而唐玄宗時期將節度使、採訪使、屯田使和支度使盡委於一人的做法，又為節度使權力的擴大開啟了方便之門。

所以說，藩鎮節度使掌握地方兵權，是為了對遊牧民族軍事防禦的需要。而他們同時掌握行政與財政之權，也是為了更好的解決邊軍的後勤問題，更好的執行軍事防禦任務。自從唐朝改主動出擊為被動防禦之後，這種戰略變革使得節度使的權力越來越大。

（唐玄宗）

唐朝政府對節度使的政策也比較寬容，只要他能保證邊境地區的安定，對節度使發展自己的力量重視程度不夠。另外安史之亂後，唐朝政府自己都自顧不暇，對那些手握兵權的將領只能聽之任之，只能安撫不能用強，加上朝廷本身黨爭嚴重，比如牛李黨爭時，雙方都有與自己形成共同利益集團的節度使陣營，每個集團都拼命的給自己陣營的節度使擴張大開綠燈，使得節度使的地位更加牢固，勢力也更加擴張。

地方上的豪強地主集團與節度使沆瀣一氣，也是節度使割據的重要原因。唐朝中期，土地兼併日益激烈，大大小小的豪強地主掌握了大量的田地。對於這些豪強地主來說，這些節度使對自己是有利的，因為他們可以相互勾結，滿足各自的利益。所以節度使們背後，往往有豪強地主集團的支持，有些節度使本人就是豪強地主集團的一員，所以他們有著強大的社會階級基礎。

安祿山

我們以安祿山為例，看看節度使的權力是如何一步步擴大，最終又如何威脅到唐朝中央政府的。

安祿山在天寶年間極得唐玄宗的寵愛，一人兼三鎮節度使，還有鑄幣之權，這是他能夠反叛的基礎。他出身低微，只是由於驍勇善戰，又善於巴結奉承，所以升遷得很快。

（安祿山）

安祿山花費了重金賄賂唐玄宗身邊的官員，不斷的在玄宗面前說自己的好話，自己也不失時機的向玄宗表忠心，又迎合楊貴妃的虛榮心，認楊貴妃為義母，又加上他在天寶四年對奚族和契丹族的戰爭中立下了功勞，所以在天寶三年起，他便坐上了范陽節度使的寶座，還兼領平盧、河東三道節度使，並得到了造幣鑄錢的特權。

唐玄宗這麼關照安祿山，其目的不過只想利用安祿山守好邊境，可是安祿山一心想進入核心權力圈子。他勾結溫吉，想排擠掉李林甫，當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可是唐玄宗因為安祿山文化太低而不允，只給他加了左僕射這樣一個虛銜。

與安祿山勾結的吉溫當上御史中丞兼兵部侍郎後，又在唐玄宗面前給安祿山弄來了閒廄使和群牧使的官職，自此掌握了馬政。到天寶十一年初，安祿山已手握三鎮，併兼任了採訪使、支度使、屯田使、閒廄使、群牧使等實權，又有鑄錢的特權，他在進相位受挫後舉兵造反，是有一定的底氣和基礎的。

節度使制與唐朝滅亡

節度使勢力的發展和藩鎮割據是唐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它們破壞了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唐朝後期特別是黃巢起義之後，許多節度使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勢力不斷壯大，他們漸漸脫離了唐朝政府的控制。五代十國的很多國家，都是原來唐朝的節度使建立的。這些節度使之間為了利益，經常發生火併，戰爭不斷，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也造成了大量的人民死於戰火。許多百姓為了躲避戰亂，逃往異鄉，又造成了土地的大量荒蕪，在這些綜合因素的影響下，輝煌了兩百多年的大唐終於倒下了。

參考資料：《舊唐書》、《新唐書》、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的關係》

笑語千年

我先來說一下節度使這個職位在唐朝的興起吧。

我們知道唐朝是一個經常開疆拓土而且軍事實力雄厚的朝代。唐太宗時期，天下剛剛安定不久，突厥人就趁火打劫，大局入侵中原，最終在李世民的大膽談判之下，突厥人帶著滿車財富離開了中原，李世民視其為奇恥大辱在短時間得修養之後直接投入到對戰爭中。唐太宗堅信，出動出擊，才是最好的防禦。

其實節度使制度在唐太宗時期並沒有得到確立，節度使制度實際上是開始於唐睿宗時期，到了唐玄宗執政時期才開始逐漸掌握大權，形成一種政治制度。

但是不得不說，到了一開始節度使還能夠控制住，但是到了玄宗後期節度使制度逐漸成為一個政治毒瘤。

我們前面說到，唐朝在短時間內就從百廢待興到出兵突厥，這跟募兵制有這很大的關係。募兵制也就是節度使的前身，它原本就是為戰爭做準備，大量的府兵給國家財政帶來的巨大的壓力，使得中央政府對地方財政經常支援不上，所以為了緩解壓力，中原王朝開始支持部分地區自給自足本。這也使得節度使逐漸染指駐軍地的財政權。軍權、財權到後來地方上的人力物力也同樣需要，為了一勞永逸方便管理乾脆連行政權也交給節度使。

中原王朝算是輕鬆不少，但是為後來的叛亂埋下了禍根。節度使是否忠心又是一個問題，所以說一但用人失誤，就可能造成天大的惡果。

關鍵字: 唐朝 要設 中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