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蒙蔽我双眼
假如没有西方文明的入侵，清朝的寿命应该会减少60年左右，也就是在1860-1870年前后寿终正寝。
很多人都知道明末进入了“小冰河期”，北方旱灾、蝗灾频发，粮食作物大量减产，江南主要经济区的气候环境也发生巨大变化，曾经繁荣的商品经济开始严重萎缩，比如明末秦、晋等省的商人都会到松江贩运标布，随着北方经济的崩坏，这条贸易路线完全消失，一直到清朝的康乾时代方才复苏。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1830年前后，中国和当时北半球的所有经济体，都陷入了类似的气候危机，中国的部分被称为“道光萧条”。
表现形式与明末“小冰河期”类似，北方灾荒不断，江南的棉布、丝绸主产区则发生了连绵的水、旱灾害。
宏观经济上不可避免的衰退，也在从根本上影响着道光朝后清政府的财政，道光朝对于受灾省份的税赋减免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同时，以土地直接税为大宗的清朝整体收入则极少增长，以至于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道光朝的国库存银急速减少，已低于1000万两。
而在乾隆、嘉庆时代作为国家提款机的两淮盐商，也由于盐税这一清朝最重要的消费税财源的持续萎缩和私盐的蔓延而无以为继，至道光末年，扬州盐商的总资本额已经降至500万两以下，不要说承担清朝“变相特别税”（实际的抢劫）的捐输，就连正常的税款也已经很难承担，以至于盐商纷纷破产或改行。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支出军费多达3000万两之巨，却根本无力用现银报销，实际上已经成为填不上的窟窿。
可以说，到了道光末年，清朝已经进入了明朝在万历末年的窘境，即民间有钱也收不上来，而国家开支只见增加不见减少。
到了咸丰上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朝其实已经不是在依靠常态财政支撑战争，而是通过非常态的对民间的“劝捐”来支撑军饷，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如果继续下去，哪怕完成了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其财源也不可能支持第二次。
清朝非常幸运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太平天国战争同期爆发，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卖国条约，而英国作为远东秩序的主宰者，也需要这样一个合作者来维持商业贸易的正常进行。
而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在太平军席卷江浙之后，终于替代了原本中国自身的内贸市场体系，变身成为完全外向化，或者说殖民地经济的窗口，走向了急剧的繁荣，而租界、西式海关体系的建立，则让这个经济体系的转轨产生的巨大税金，得以被收缴，并交予清政府。
正是由于海关税收的稳健增长，清朝才有了“同治中兴”的基本底气，也正是由于这一套和国际接轨的财政元素，清政府开拓了“外债”这个续命的神器。
同时，交由地方财政的厘金，在这次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为内地的地方实力派创造了机会。
清朝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联盟，又一次拥有了可以压制地方反叛力量的筹码，直到清末新政开始后，中央与地方争夺财权，一次整个国家体制转向现代化的尝试，却最终葬送了所有盟友和武力的筹码，士绅们的最终背叛，让清帝国彻底走到了无兵、无钱的境地，其覆亡，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