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高晓松的国籍被众多网友质疑，纷纷猜测他的国籍并不是中国，而是将国籍转去了其他国家。
正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广电总局发布了限籍令，明确表明了外国国籍的艺人不能够选用，并且一些港澳台有过不当言论的艺人也不能够选用。
正是这限籍令下来之后，所以就有很多的明星受到不同程度的攻击，并且网友将他们一些不光彩的事情给扒出来了。而高晓松也被网友说是外国国籍，后来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
后来高晓松发布了一篇有关于参加九三学社的微博，这就引来了许多网友的质疑，并且有网友直接在高晓松所发布有关于参加九三学社的微博下面评论到，“美国人也可以参加九三学社吗？”这一句话就让高晓松感觉到非常的愤怒，直接转发这条评论并且怒怼到“九三学舍是不接受外籍社员，我是中国人。”
但还是有很多的网友在下面评论，高晓松是因为网友的逼迫，所以在做出的澄清。高晓松再次转发评论并且回怼，自己之前所经历的和所做的事情。
你认识高晓松吗？
或者说，你认识的是哪个高晓松？
是这个玩音乐，搞民谣的音乐人？
还是这个舞文弄墨，谈古论今的作家？
又或者是某位流窜于各大综艺、比赛中的大腕嘉宾？
毫无疑问，他们都是高晓松，但都不是全部的高晓松。
一个有趣的灵魂，自然不止一处可爱的地方。
高晓松，杭州人士，爱好四处闲逛闲聊，喜欢在微博发自拍，出生于1969年11月14日。
虽然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但他似乎依旧像个追风少年，永不停歇。
美好的年华、匆忙的岁月、有趣或不有趣的往事，到他嘴里就像退隐的大侠在述说当年的江湖纷争一样，永远让人惊奇与憧憬。
有人喜欢他的有趣，有人喜欢他的博学，有人只是喜欢他那谈笑风生的娇羞模样......
然而才华渊博如高晓松，终究也免不了被人调侃的命运，鉴于日渐发福的形象，大家除了叫他“晓松老师”，心里是更愿意叫他“矮大紧”的。
“矮，大，紧”是“高，小，松”的反义词，从某种意义上更加契合于他。
高晓松对此毫不在意，毕竟这“矮大紧”本就是他自己用过的一个笔名。
2017年，他拿这个名字开了一档节目，就叫《矮大紧指北》，播放量出奇的好，一时轰动。
节目的本意，就是要将高晓松不能说的话，让“矮大紧”说出来。
如今这个节目有了书，就如同给飘在空中的言语，在文字和纸张中，安了一个家。
《矮大紧指北》，就像是一道高晓松的私房菜，并没有那么多的仪式和规则，身边有什么材料就给你炒什么菜。
一言以蔽之，拿起来就能读下去，读了就会有收获，即学即用，印象深刻。
他自己则调侃道，矮大紧是专门署名各类三俗作品的笔名，跟高晓松不一样。
高晓松从小受到的教育是纵横四海，改造世界。但矮大紧不是，他好吃懒做，最大的理想就是不劳而获。
在这套书里，高晓松不和你装X，也绝不“高大上”，只和你聊些人间烟火的新鲜事儿，每一件，都让你意犹未尽。
在《晓书馆》里，高晓松曾经说：“人到了50岁以后，孤独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因为在这个年纪，你有很多社会关系，上有老下有小。要想把身边的很多东西放下，心里的很多东西放下，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很多人倒是想孤独，可最后却还是选择了996，向这个社会妥协。”
是啊，年轻的时候，人们总是抗拒孤独，喜欢热闹。但当你到了某一个年龄，就会发现，独处的时候，是最放松的的时候。
有时候，放下远比拿起要难得多。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更应该学会放下，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不必要的。
只有放下，时刻以空杯的心态向前，才能真正的拥抱幸福，活出自己。
在外人看来，高晓松如此出名，微信里肯定会有许多的好友，然而高晓松却说，自己会定期删微信，微信里常年只有两三百人，微博也只关注了十几个人。他觉得这样做，会让自己很自在。
——“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多一个饭局，没准就多一个机会。但是现在我都不去，我不需要这机会，我也不需要这么多的朋友，我也不需要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真正学会去享受这件事情。因为你的内心足够丰盈，你就不怕独孤。”
享受孤独，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阅历。
然而又有多少人，可以像高晓松这样，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里彻底脱身呢？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即便微信里的好友再多，依旧不能阻挡你的孤独。
甚至认识的多了，你会因此更孤独，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想要的，什么样的朋友，是真心的。
1992年，22岁的高晓松拍广告挣了钱，买了人生当中第一辆车，和一部三万块钱的大哥大。大哥大上还吊了一个3500块钱的BP机，配了个特别贵的呼号，就一个数，呼“6”。
“那时候多张扬，一定要让自己特别与众不同。22岁发财了，24岁发表第一首歌《同桌的你》又出名了，你想我那时候有多膨胀。”
年轻时，高晓松觉得自己是一朵大奇葩，别人都是一些其他的植物。长大了一看，是长得有点像大奇葩，但是命好。
在三里屯酒吧街等人时，高晓松偶遇二十年前，天天靠着他们一帮混混做生意的卖花大妈。大妈问他：当年那些抱着大捧玫瑰、笑得像花一样的姑娘们，都好吗？
高答：挺好的。
因为年轻只有一次，奇葩也只能在少年时。
1999年，高晓松第一次见到沈欢，当时就看对了眼。见面第三天，他就跟人求婚了。
对方当然犹豫不定，高晓松一边求婚，一边拿着烟蒂一次次烫自己胳膊，十足的爱情大流氓。烫到第三次时，沈欢同意了。
这是他第一段婚姻。
2001年，高晓松结束了这段烟蒂促成的短暂婚姻。少年得志的他，车没了，爱没了，方向没了，重新回到一无所有，遭遇了他口中的“基础性崩溃”。
2007年，高晓松定居美国，遇见了88年女孩徐粲金。
有天俩人去迪斯尼坐过山车，那天下着雨，很狼狈，但是高晓松觉得特别浪漫。在过山车上，他向女孩喊道，“你嫁给我吧！”
女孩答应了，旋即结婚生女。
6年后，高晓松主动提出离婚，因为想要更多的自由和创作空间。
一切又成过眼云烟。
1984年，上着初中的高晓松初恋。他找班主任倾诉少年烦恼，老师不以为然地说，“你谈吧，谈了就知道，恋爱没啥意思。”
高说这句话给了他很大启发，果然冥冥之中，成为他一生爱情的神启。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这句话如今在网络上已成为人人皆知的箴言。后来，高晓松多次说过，这句话源于自己的母亲张克群。
高晓松生于1969年11月14日，计划经济时代长大的孩子，这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音乐天才，一路名校，拥有着别人无法复制的人生。
用高晓松的话说：当你的爷爷是清华大学校长，外公是熟操四国语音的科学家，舅舅是科学家、教授兼博导，妈妈是建筑学家，你要是不能当上个什么专家、学者，就会有一群人说你“长坏了”。
是的，在清华大院儿里，硕士在他们家等同于文盲。
有了自由和文化的基石，高晓松接下来的人生故事便都顺理成章了。
自小是学霸的他，在19岁那年以超出分数线60分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最好的专业—电子工程系。
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高晓松的父母早就替他规划好了人生蓝图：读完清华，就到国外留学读博，然后成为某个领域的学者或科学家。
然而高晓松不愿走父母为自己铺好的平坦大道，他想去追寻自己的音乐理想。
1988年，他与老狼、蒋涛组成了青铜器重金属乐队。几个年轻人在北京各种地下摇滚音乐会，与崔健、唐朝乐队、黑豹乐队同台演出。
大二那年，高晓松跟家里说以后要专心做音乐，家里没有人支持他。高晓松就跟他妈妈打赌：我要是能用吉他养活自己，你就同意我退学组乐队。
于是高晓松被扔到天津，他唱歌卖艺，结果一天下来赚了五毛钱，便灰溜溜地回了家。
这次经历并没有浇灭高晓松对于音乐梦想的热爱。
1990年暑假，海南一歌厅竟给他们发来邀请：“希望你们能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乐队的其他人都因为海南太远而心生畏惧，只有21岁的高晓松和老狼背起了吉他，远走海南，唱一晚，给20块钱。
高晓松从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清华退学，彻底走上流浪歌手的道路。
他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打的士，第一次吃菠萝。然而，诗和远方的路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海南毗邻广东，当地人都喜欢听粤语歌。高晓松和老狼的校园民谣根本无人问津，唱了好几天也没拿到工资。
两人囊中羞涩，剩下的钱只够一个人买票回北京。高晓松毫不犹豫地把这张票让给了老狼，自己则辗转到厦门，在厦门大学待了半年。
在那里，他结识了一群玩音乐的朋友，每天聚在一起唱歌写诗，过着从前慢的日子。
高晓松后来在回忆里写：一生当中，再没有哪一年像1990年那样漫长、欢乐和忧伤。
很多朋友，一交就是一辈子，很多感情，一谈就是一生。
两人是在北京建筑设计院某道灰墙下，约好以草帽作为接头暗号。
高晓松当时穿着一身军装和一双夹脚拖，戴着个草帽，根本不像一个清华才子，完全是个卖瓜的大老粗。
他对老狼说，“我们缺主唱，你得唱两句让我听听。”
老狼也不含糊，唱的是《我要的不多》。歌词有几句是这样的：
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我要的真不多，无非是体贴的问候。
高晓松说老狼一直唱“我要的不多”，就把自己套路了，所以主唱就他了。
乐队有了，乐器却成了大麻烦，大家都是二十来岁的穷小子，兜比脸还干净。
如果没有乐器，有再好的嗓子再多的作品也是白搭。
鼓棒用槌子代替，吉他贝斯全是二手货，音箱是用电子管收音机改装的，不是突然没声了，就是自动播放央视广播。
他们真是全北京城里最惨的摇滚乐队组合。
后来，乐队一成员女朋友宿舍全体凑了400块钱，赞助了一个音响。
那时候大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才50块钱，为了音箱，姑娘们把吃饭的钱都省出来了。
高晓松带着其他人兴奋地推着自行车，愣是把100多公斤的音箱拖回了学校。
走到中关村，实在走不动了，自行车开始摇摇晃晃，音箱马上要掉下来了，乐队一成员蒋涛直接拿脚挡住，差点把脚整残了。
高晓松后来说，“那个年代的人彪悍勇敢，简单温暖，女生不贪财，男生不怕死。”
我们生活在最好的白衣飘飘的年代。
2015年7月，阿里成立阿里音乐集团，高晓松加盟并担任董事长。最近，他在直播中谈及加入阿里的原因，“是想尝试一种别样的人生，因为没经历过。
自己还没毕业就发财了，然后一直就没有上过班，所以就说跑到一个大集体里，适应一下这个集体什么样，结果还挺有意思。”
讲真，高晓松加入阿里的动机既让人羡慕，又挺扎心和气人。
说白了就是土豪随便上个班来打发时间、找点乐子，反正又不指望升职加薪，纯属玩票性质。不过，等到他适应了阿里大家庭的文化和使命之后，发现很有意思，一待就是将近5年，成为其职业生涯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意，这里的“有意思”不仅仅指趣味性，还包括挑战性、创造的价值、承担的责任。这源自于高晓松不断刷新对阿里的认知，也在这一过程中改变自己、证明自己，并非挂个闲职，而是认真当个阿里人、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事实上，高晓松当阿里人的这5年并非一帆风顺，在阿里音乐董事长位子上只干了短短1年便退下来。一方面是出于阿里大文娱战略布局的调整，另一方面是他确实没拿出像样的成绩，被外界质疑“只懂音乐不懂商业”。
高晓松曾反思，自己在阿里音乐做了一个错误决策，就是把天天动听改造成一个被用户认为“四不像”的阿里星球。
2016年，他卸任阿里音乐董事长，基本宣告成为企业家的梦想破灭，但并未气馁而离开阿里，反而在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的新岗位上如鱼得水，尽情发挥自身专长，在为阿里贡献应有力量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
高晓松在阿里二次出发，全面负责阿里大文娱的国际战略。准确来说，他是以挂职身份来牵线搭桥、撮合资源、献言献策。
“我做更紧密的门客，门客分很多种，有陪吃陪喝，也有献技的门客，也有荆轲这样的门客，你养我，但是最终我为你卖掉这条命。”
高晓松活的率真，让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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