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讀中國歷史的讀者都會有一個驚奇的發現：同為漢朝，西漢在開國七十年時正值強盛，而東漢在開國七十年時卻迅速衰敗！
同為漢朝，西漢在其開國六十年後迎來了中國封建盛世的第一個高峰：漢武帝採用軟硬兼施、文武並用的手段，統一了政權，統一了財政，統一了思想。在他的統治下，西漢疆域廣大，文化繁榮，絲綢之路延綿萬里直抵歐洲，中華文明傳播四海，天下歸心。而反觀東漢，在其迎來開國六十年之際卻是一片破敗景象：帝國的最高權力或為外戚所把持，或為宦官所竊取；土地兼併越來越重，流民、饑民越來越多；達官貴人窮奢極欲，平民百姓流離失所。
同為漢朝，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截然相反的境況呢？
西漢迎來開國六十年後的皇帝為漢武帝，東漢迎來開國六十年後的皇帝為漢和帝。考察一下西漢、東漢開國前60年的發展歷程和漢武帝、漢和帝的執政背景，我們便可以分析出西漢強盛而東漢衰敗的歷史成因。
楚漢戰爭
和東漢相比，西漢在迎來開國七十年之前曾歷經波折，而這些波折都是東漢不曾經歷的或先天缺失的。
西漢開國前推翻秦朝統治的農民起義及楚漢戰爭，其規模、激烈程度遠非東漢建國前的綠林赤眉等農民起義可比。
西漢的建立，標誌著關東六國隱性的聯合力量戰勝了以關中為中心的秦國舊勢力；標誌著劉邦、蕭何、等平民勢力戰勝了秦朝的貴族勢力（甚至包括項羽等破落貴族勢力），西漢的建立，極大地掃蕩了舊政權的基礎；而反觀東漢，雖然在建國前也歷經農民起義，但對舊政權基礎的打擊並不徹底，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本身就是豪強地主，東漢建立後，很多典章制度都沿襲西漢，很多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的現象並沒有消除（如土地兼併）。
西漢建立沒多久，就發生了呂后專權的外戚之禍，這使西漢初年統治階層對外戚專權有切膚之痛而嚴加防範，如漢文帝的母親薄太后、漢景帝的母親竇太后、漢武帝的母親王夫人都是平民之女。漢武帝之後的漢昭帝的母親鉤弋夫人也來自平民，不僅如此，武帝在立劉弗陵為太子（即後來的漢昭帝）後，為了防止外戚專權還極其殘忍地將鉤弋夫人（即趙婕妤）賜死。可以說，西漢上層在呂后之禍直到漢武帝后期長達近百年間對外戚專權的防範一刻也沒放鬆，而反觀東漢，只有在開國之君劉秀時期對外戚防範有加，到第二代皇帝漢明帝時已有所鬆弛，等到第三位皇帝漢章帝執政時，已完全把外戚之禍拋在了九霄雲外，章帝后期屢次向太后建議給自己的舅舅們封賞。到漢和帝時，外戚（竇氏兄弟）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勢。
影視劇中的漢武帝
從漢武帝和漢和帝的執政背景看，二人也有很大的差異。漢武帝即位後，宮中雖然有太皇太后竇氏干政，但竇太后和漢武帝之間存在血緣關係，且竇太后已日薄西山；而漢和帝和干政的竇太后之間並沒有血緣關係，當和帝即位時外戚專權的局面已經形成，且竇太后正值中年。兩者相比，漢武帝的執政基礎遠比漢和帝牢固，皇權的威力也遠比漢和帝大。
漢武帝執政之前，西漢政權剛剛平息了七國之亂，而漢和帝執政之前，東漢政權基本上風平浪靜。
可以說，對歷史教訓吸取程度的不同是導致西漢、東漢在開國七十年時產生重大差異的主要原因之一。
從執政者的個人能力看，漢武帝堪稱是歷史上的雄才大略之主。在政治上，為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設置了刺史制度，為了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威，進一步削弱王國勢力，施行“推恩制”；為加強皇權，設立中朝，進一步削弱宰相的權力。在經濟上，他鼓勵農耕技術的改進和發展；在思想領域，確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佔據中國封建統治地位長達2000多年；在人才選拔上，他建立了以太學為中心的教育體系；在外交上，派張騫出使西域，使漢帝國的影響力、影響範圍加強、加大；在軍事上，開疆拓土，多次主動攻擊匈奴，保證了西漢帝國的國土安全。而反觀漢和帝，雖有平定竇氏之謀，但大部分時間抱殘守缺，鮮有創新，執政後期不僅有外戚之禍，還增加了宦官之亂。
張騫
西漢在漢武帝時人才濟濟，武有衛青、霍去病、李陵，文有長於治國的公孫弘、博學多才的司馬相如、熱心公益的卜式、長於縱橫學說的主父偃、剛正不阿的汲黯、嚴於執法的張湯、精於理財的桑弘羊、出色的外交官張騫、幽默敢諫的東方朔。這麼多人才齊聚武帝一朝，不僅是武帝時代察舉選才的成果，也是西漢王朝從立國之初就十分重視人才的結果。劉邦出身布衣，而蕭何、韓信、曹參等開國元勳大都為布衣出身，因而對民間人才十分重視，在這種情況下各種人才方可脫穎而出。漢高祖時有陸賈和他的《新語》、文帝時有賈誼和他的《治安策》、景帝時有晁錯和他的“削藩計”、武帝時有董仲舒和他的“天人三策”。這些人才和他們的著作不僅對西漢，對後世的影響也相當深遠。
而反觀東漢，在漢和帝時人才平平，有的只是貪官和權貴。宮中烏煙瘴氣，民間萬馬齊喑。
掩卷沉思，常常為歷史事件的相剋相生而驚歎不已。
漢高祖劉邦鑑於戰國時期諸侯紛爭的弊端，即位後開始剷除異姓王，分封同姓王。異姓王的勢力被遏制了，同姓王的勢力開始膨脹，終於導致景帝時期同姓王發動的“七國之亂”。漢武帝時頒佈“推恩令”打擊諸侯王的勢力，縮小諸侯國的面積，弱化丞相的權力，使皇權高度集中，卻導致了後來外戚勢力的崛起。
漢初平定七國之亂圖
光武帝劉秀即位後鑑於西漢初年和西漢末年的教訓，嚴格限制外戚的權力，規定外戚不許參政和封侯（但這一制度到章帝時便開始鬆弛，在皇權高度集中的前提下，制度不能堅持或廢止是常有的事）；同時光武帝為避免西漢初漢高祖殺功臣的歷史教訓，對功臣採取了安撫的政策。給開國功臣以優厚的俸祿並封侯，但卻不讓他們參與政事，同時對擁有重兵的功臣都調離首都，遠離政治中心。這一舉措雖然避免了“敵國破、謀臣亡”的歷史教訓，但卻導致了另一個後果，即造就了外戚勢力可能膨脹的社會平臺--東漢時期，皇后大多為功臣之後。
曹魏政權打擊宦官和外戚的勢力，扶持士族，結果導致權臣勢力崛起。曹魏後期，皇帝缺少皇族宗親的拱衛力量，權臣司馬昭父子輕而易舉地篡奪了曹魏政權。
影視劇中的司馬昭
晉武帝司馬炎吸取曹魏被自己篡權的教訓，開始發展和培植宗親勢力，使諸侯王勢力急劇膨脹，以致在他去世後不久便發生了“八王之亂”。
八王之亂，後果更甚，不僅導致了西晉衰敗，而且使整個國家陷入四分五裂的狀態中，但是就在魏晉南北朝極端混亂的時代，歷史卻在悄悄孕育著另一個盛世——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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