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嘉庆二十四年，一个漆黑的夜里，四川一个名叫周得佶的长工被人杀害，案发现场，鲜血横流，经仵作检查，周得佶是由于肾脏被利器戳穿，失血过多身亡。同时，周得佶的臀部、胸部、胳膊均有刀伤，死状凄惨。
此事很快引起了县衙门的注意，经过调查，雇佣周得佶的李成荣夫妇进入了嫌疑人名单。一番拷问后，李成荣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周得佶一直对李妻图谋不轨，多次趁李成荣不在，调戏李妻，李妻只能大声斥责。
待丈夫回家后，李妻怕丈夫怀疑她品行不端，不敢如实相告，只能说周得佶不好好干活，希望丈夫打发他走。李成荣听了妻子的话，便说周得佶已预领了工钱，等月底再遣散他吧。可谁曾想，当天夜里，就出事了。
周得佶知道李成荣回来后，也没有丝毫收敛，仍然逮着机会对李妻上下其手，李妻不堪侮辱，便拿起了割草刀戳伤周得佶的胳膊、手背。周得佶的叫喊声引来了李成荣，待知道事情缘由后，李成荣气愤地将周得佶捆起来毒打了一顿，想等第二天早上天一亮就报官。
可周得佶却一口咬定是李妻勾引自己，二人是通奸，并扬言要让李妻出丑。李妻气愤不过，便用刀戳死了周得佶。案情到这里已经清楚明了，但却让审案人生出一个疑问来，为何李妻不在一开始就对丈夫说明情况，不然惨案也不会发生，莫非她实际上与那男子有染？
在清朝的法律条文中只规定了，如果通奸妇女因反悔而杀死奸夫，则以杀人罪论，可减轻一等刑罚，但却并没有对因妇女抗拒强奸而杀死罪人的行为做出规定。再加上李妻为何起先不对丈夫明说，是否心里有鬼？
因此，不少刑部官员认为，李妻抗拒强奸，乃一家之词，这种事情本来就很暧昧，会不会是李妻与周得佶通奸后被人撞破，又担心事发而杀害了周得佶。那么，李妻到底为什么不对丈夫明说呢，而清朝的律法为何没有对女性因抗拒强奸而杀人的刑罚做出规定呢？一是因为女子的社会地位问题，二是案件的难以取证。
女子社会地位低，荡妇羞辱论作祟
清朝的法律承袭明朝，对女子的名节相当重视，女性无论婚前还是婚后，都需注重自己的名声，这不仅是对自己家族的尊重，更是对传统“夫权”的忠贞。在清朝的律法中，对于通奸的处罚规定的较为详细，甚至对于通奸涉及的各种情形都有详细论述，并且，女性通奸者往往比奸夫本人还要遭受更严厉的惩罚。
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女性要守节，不应该轻易出门，即使面临逼迫也不可失身。程朱理学要维护的就是男权社会的尊严，因此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女性遭受强奸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更遑论为其辩解开脱。这种观点就类似于现代社会的一种“荡妇羞辱论”，很多人认为好人家的女孩儿才不会遇到这种事情。因此李妻并不敢向丈夫说出实情，怕被误解。
强奸与通奸的界限认定问题
从字面意思理解，强奸意味着单方面的逼迫，而通奸则是双方的行为，这仿佛很好理解。可真到了实际的案子上，则很难了解到其中的是非曲直，在刑侦学已经如此发达的现代，这个问题尚且困扰着一大批办案人员，更何况在检验技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了。
清朝官员认为，如果法律中规定了，女子因遭受强奸而杀人可以减轻处罚，那么之后必然会有妇女以此来开脱，将通奸说成强奸，或者以此来嫁祸只是简单调戏她的人，这样也不利于律法的公正性。
其实，尽管这种考量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更多的是站在了男性的立场来考虑，而忽视了对女性生命的尊重。案件的取证虽难，但清朝统治者一开始制定法律就没有想到为女性进行申辩，无疑是一种对女性的漠视。
案件的结束
不过幸运的是，这桩案子当日被邻居目击了，邻居作证，李妻的确没有与周得佶通奸，这才让大理寺和刑部对李妻报以同情，并为她减轻了处罚。如果没有第三人目击，恐怕李妻就得遭受重刑了。
这桩嘉庆年间的案子，差点让李妻遭受名誉侮辱和性命打击，表面上是清朝律法的不公，实则是女性地位低下的体现，更是对女性生命的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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