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嘉慶二十四年，一個漆黑的夜裡，四川一個名叫周得佶的長工被人殺害，案發現場，鮮血橫流，經仵作檢查，周得佶是由於腎臟被利器戳穿，失血過多身亡。同時，周得佶的臀部、胸部、胳膊均有刀傷，死狀悽慘。
此事很快引起了縣衙門的注意，經過調查，僱傭周得佶的李成榮夫婦進入了嫌疑人名單。一番拷問後，李成榮說出了事情的原委。原來，周得佶一直對李妻圖謀不軌，多次趁李成榮不在，調戲李妻，李妻只能大聲斥責。
待丈夫回家後，李妻怕丈夫懷疑她品行不端，不敢如實相告，只能說周得佶不好好幹活，希望丈夫打發他走。李成榮聽了妻子的話，便說周得佶已預領了工錢，等月底再遣散他吧。可誰曾想，當天夜裡，就出事了。
周得佶知道李成榮回來後，也沒有絲毫收斂，仍然逮著機會對李妻上下其手，李妻不堪侮辱，便拿起了割草刀戳傷周得佶的胳膊、手背。周得佶的叫喊聲引來了李成榮，待知道事情緣由後，李成榮氣憤地將周得佶捆起來毒打了一頓，想等第二天早上天一亮就報官。
可週得佶卻一口咬定是李妻勾引自己，二人是通姦，並揚言要讓李妻出醜。李妻氣憤不過，便用刀戳死了周得佶。案情到這裡已經清楚明瞭，但卻讓審案人生出一個疑問來，為何李妻不在一開始就對丈夫說明情況，不然慘案也不會發生，莫非她實際上與那男子有染？
在清朝的法律條文中只規定了，如果通姦婦女因反悔而殺死姦夫，則以殺人罪論，可減輕一等刑罰，但卻並沒有對因婦女抗拒強姦而殺死罪人的行為做出規定。再加上李妻為何起先不對丈夫明說，是否心裡有鬼？
因此，不少刑部官員認為，李妻抗拒強姦，乃一家之詞，這種事情本來就很曖昧，會不會是李妻與周得佶通姦後被人撞破，又擔心事發而殺害了周得佶。那麼，李妻到底為什麼不對丈夫明說呢，而清朝的律法為何沒有對女性因抗拒強姦而殺人的刑罰做出規定呢？一是因為女子的社會地位問題，二是案件的難以取證。
女子社會地位低，蕩婦羞辱論作祟
清朝的法律承襲明朝，對女子的名節相當重視，女性無論婚前還是婚後，都需注重自己的名聲，這不僅是對自己家族的尊重，更是對傳統“夫權”的忠貞。在清朝的律法中，對於通姦的處罰規定的較為詳細，甚至對於通姦涉及的各種情形都有詳細論述，並且，女性通姦者往往比姦夫本人還要遭受更嚴厲的懲罰。
受到程朱理學的影響，女性要守節，不應該輕易出門，即使面臨逼迫也不可失身。程朱理學要維護的就是男權社會的尊嚴，因此在這種觀點影響下，女性遭受強姦本身就是一種錯誤，更遑論為其辯解開脫。這種觀點就類似於現代社會的一種“蕩婦羞辱論”，很多人認為好人家的女孩兒才不會遇到這種事情。因此李妻並不敢向丈夫說出實情，怕被誤解。
強姦與通姦的界限認定問題
從字面意思理解，強姦意味著單方面的逼迫，而通姦則是雙方的行為，這彷彿很好理解。可真到了實際的案子上，則很難了解到其中的是非曲直，在刑偵學已經如此發達的現代，這個問題尚且困擾著一大批辦案人員，更何況在檢驗技術不發達的古代社會了。
清朝官員認為，如果法律中規定了，女子因遭受強姦而殺人可以減輕處罰，那麼之後必然會有婦女以此來開脫，將通姦說成強姦，或者以此來嫁禍只是簡單調戲她的人，這樣也不利於律法的公正性。
其實，儘管這種考量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更多的是站在了男性的立場來考慮，而忽視了對女性生命的尊重。案件的取證雖難，但清朝統治者一開始制定法律就沒有想到為女性進行申辯，無疑是一種對女性的漠視。
案件的結束
不過幸運的是，這樁案子當日被鄰居目擊了，鄰居作證，李妻的確沒有與周得佶通姦，這才讓大理寺和刑部對李妻報以同情，併為她減輕了處罰。如果沒有第三人目擊，恐怕李妻就得遭受重刑了。
這樁嘉慶年間的案子，差點讓李妻遭受名譽侮辱和性命打擊，表面上是清朝律法的不公，實則是女性地位低下的體現，更是對女性生命的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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