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O年鴉片戰爭以後，在帝國主義日益嚴重的侵略之下，塔吉克族分佈的新疆南部一帶和全國一樣，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在整個近代，英、俄帝國主義的魔爪頻繁地伸入新疆南部，使這一帶的半殖民地性質達到相當深刻的程度。另一方面，塔吉克族的社會經濟，在新疆改設行省以後獲得了一些發展，但是無論以畜牧業經濟為主的塔什庫爾乾地區，還是普遍殘存著勞役地租的新疆南部農村，經濟上仍舊很落後，主要是封建性的。因此，這一時期的塔吉克族人民和全國人民一道進行了反帝反封建的艱苦鬥爭。
反對阿古柏侵略的鬥爭
一八五一年，我國爆發了太平天國革命，揭開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在這以後的十多年間，農民的反封建鬥爭在全國大部分地區風起雲湧。一八六四年，飽受封建壓迫的新疆各族人民，在太平天國、捻軍起義和西北迴民起義等連續影響下，紛紛掀起武裝鬥爭，佔領了許多地方。但是，各地起義的勝利果實都被地方的封建統治階級和宗教上層所篡奪，形成了封建割據的混亂局面。一八六五年，喀什的封建統治集團和浩罕汗國相勾結，導引浩罕反動軍官阿古柏入侵新疆。阿古柏在英國的支持下，佔領新疆南部，建立了反動的侵略政權“哲德沙爾”(七城)汗國。一八六八年，阿古柏與英國殖民主義者談判，無恥地承認“哲德沙爾”汗國對大不列顛帝國的從屬關係。
殘酷壓迫和瘋狂掠奪新疆各族人民的侵略者阿古柏，派爪牙阿山夏“鎮撫”色勒庫爾。由於塔吉克族人民不斷反抗，加之色勒庫爾又是英國供應“哲德沙爾”汗國軍火，物資和“使節”往來的要道，阿古柏竟把當地大部分居民當作罪犯，流放到喀什城北的帕齊牙爾地方和莎車境內。被流放的人民喪失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加上不能適應當地的氣候，疾病蔓延，人口大量死亡。喀什的維吾爾族人民極其同情兄弟民族的悲慘遭遇，激起了公憤。在廣大人民的壓力下，阿古柏勉強把流放的人放回色勒庫爾，但是還強迫他們集中居住在塔什庫爾幹堡和提茲那甫堡內，進行監視。回到家鄉的塔吉克族人民，仍舊過著奴隸一樣的生活，深受浩罕侵略者非人的壓迫、掠奪和侮辱。
阿古柏的侵略和暴虐統治，遭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強烈反抗。一八七六年，清朝政府派左宗棠率領大軍西征阿古柏。一八七七年春，左宗棠部劉錦棠進軍新疆南部，在廣大人民的支持下，一路勢如破竹，阿古柏 敗逃到庫爾勒，被部下殺死(一說自殺)。這年冬季，劉錦棠連續攻下喀什、莎車、和田等城，至此新疆南部全部光復。
當清軍進抵莎車一帶的時候，原色勒庫爾回莊阿奇木伯克艾里布，利用清軍勝利的聲勢和塔吉克族人民驅逐侵略者的要求，殺死阿山夏，收復色勒庫爾。清政府賞給艾里布五品頂戴。1878年初，清軍統帥劉錦棠委派他充當“總管色勒庫爾等處布魯特頭目”，接管其父管轄的19處塔吉克鄉村，併兼管色勒庫爾西北9處柯爾克孜族遊牧地。
但艾裡甫貪暴驕橫，任職不到幾個月，人民便怨聲載道。一次他騎馬直入前道臺衙門，被道臺的專員笞責，他以為是奇恥大辱，當晚便服毒自殺。
同年六月，劉錦棠又委任艾裡甫的兄長阿布都勒哈山署理色勒庫爾阿奇木伯克。
阿古柏政權滅亡後，它的殘部流竄在中俄邊界一帶，一八七九年夏秋之間又嘯聚了三千多人，企圖攻取色勒庫爾，作為重新侵擾新疆南部的根據地。九月中，這股殘匪竄抵蘇巴什，因為當地有色勒庫爾阿奇木伯克率領居民把守，就走小路翻山直撲色勒庫爾城。城內的塔吉克族人民堅守了七天。賊軍因進攻不能得逞，派人到城下誘降。守城的明伯克(千戶長)素唐夏將計就計，把賊首誘到陣前擊斃。賊軍惱羞成怒，攻城更急。正在危急的時候，劉錦棠率領大隊馬步軍兵從喀什趕來援救。賊軍撤圍北竄，在劉軍的追擊下被徹底殲滅。英雄的塔吉克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起，終於勝利地保衛了祖國的邊疆。
清朝設立蒲犁廳和保留阿奇木伯克
一八八四年，清朝政府為鞏固西北邊防、加強對新疆的統治、發展生產以增加稅收和供應駐軍糧餉等目的，將新疆同內地一樣改為行省。設巡撫管轄全省，省以下設立道、府、廳、州、縣各級行政機關，取消了過去的軍府制度和伯克制度。色勒庫爾是邊防要塞，所以起初設立撫輯糧運局(後改稱轉運撫輯局)，負責地方治安和轉運軍糧等工作，由喀什提督和喀什道臺委派清軍中的旗官一名管理局務，為當地軍政首長。到一九O二年，改由莎車府分設“蒲犁分防通判廳”，委派內地來的“流官”擔任分防通判。—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改為蒲犁縣，劃歸喀什道管轄。蒲犁廳(縣)下轄二十七個莊，每莊由分防通判(後來由縣長)委派當地上層分子一人擔任“鄉約”，管理全莊。
清朝以及後來的軍閥政府，同塔吉克族上層互相勾結，利用他們統治本民族人民，這在新疆建省以後塔吉克族地區長期保留“阿奇木伯克”一事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建省後，全省各地都廢除了伯克制度，一些地位較高的伯克改充“頭目”，“略如各省辦公紳土”，大多數伯克改任鄉約和各級衙門的書吏等職務。當時，色勒庫爾還沒有設“廳”治理，所以，地方民政仍由原來的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勒哈山管理。一八九二年，阿布都勒哈山因病辭職，莎車知州又委派他的兒子買買提·克里木接任阿奇木伯克。阿奇木伯克受莎車直隸州和色勒庫爾撫輯糧運局雙重領導。到了設立蒲犁廳以後，本來應該按照一般規定，完全廢除伯克制度，但是，由於這裡是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外來的官吏不熟悉當地情況，所以仍舊留用正、副阿奇木伯克二人，以便進行統治。
買買提·克里木是清朝末年色勒庫爾的塔吉克族阿奇木伯克。其父阿布都拉·哈山得精神病後，莎車知州委派克裡木繼任阿奇木伯克之職，那時，他大約只有十六七歲。設立蒲犁廳後，本應完全廢除伯克制度，但由於這裡地處偏遠，外來官吏不熟悉情況，所以仍舊留用正、副阿奇木伯克。由於克里木一家幾代充當色勒庫爾的正阿奇木伯克，很有勢力，清朝政府特別籠絡他，1895年賞給他四品頂戴，1898年又賞他白銀四百兩修建宅第，到1904年，又賞給他三品頂戴。克里木晚年患有眼疾，將官職傳給長子，自己到莎車縣養老去了。買買提·克里木作為庫爾察克和艾裡甫之後在塔什庫爾乾地區的社會發展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的人物。他的一些事蹟也反映在國內外著名探險家的著作中。如《沙埋和闐廢墟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述：“在謝爾·穆罕默德的建議下，我提前了預定的拜訪，不管怎樣我還是很想利用初次見面的機會，見識一下這個帝國權力的代表人。所有當地的顯要
人物都在色勒庫爾首領卡力姆伯克的率領下，來向我表示問候。在謝爾·穆罕默德的協助下，在我氈房裡的小小“接見”進行得很成功。伯克們講了許多使我能理解色勒庫爾的過去以及人口混雜的奇特情況。在等級較高的人們當中，似乎難以找到其家族是在這塊土地上土生土長的。他們有些是瓦罕移民的後裔，少數是吉德拉爾和坎巨提難民，更多的是來自錫克南。” “…在克里木伯克的官邸…一會兒，一個漢人來報告說旅館已準備好。於是謝爾·馬合買德領著我們，到了一所距他住處有五六百米遠的大房子。這是中國政府專為薩里庫爾地方的首領馬合買德·卡里木伯克修理的官邸，房間很寬敞，有兩道門。我們住進了裡面的一間，地上鋪著美麗的地毯，還有暖爐。伯克是薩里庫爾地方的四千戶長，月俸30兩，在中國官員管轄下，負責行政事務和徵稅工作。他身材魁偉，有一副“與四千戶長之職相適應的相貌”。
民國以後，在正式的蒲犁縣長之下，這一非正式的縣長——“阿奇木伯克”的稱號還保留了十五年。
由於通判、縣長和塔吉克族群眾之間彼此語言不通，存在許多隔閡，於是，阿奇木伯克克里木便成為上下往來的中間環節，大部分案件、差使和事情，都由他經轉承辦。外地來的官吏貪贓枉法，也串通他一起進行。而且，他可以經常利用職權欺上瞞下，對人民作威作福、濫施壓榨。
自從色勒庫爾改設蒲犁廳以後，克里木的俸祿減少到每月白銀十二兩，對群眾的無償勞役剝削也被限制在二十戶以內。他很不甘心，一再要求增加薪俸和為他服役的人戶，甚至提出辭職進行要挾，同時，又假冒小同莊的名義，給通判上稟帖說：小同莊是克里木的家鄉，居民半數是他的家族，大家自願為他當差，每年供應他飼養五十馱和零工、馱馬等雜差。一九O四年，當時的蒲犁分防通判為了挽留他繼續充當爪牙，每月另外津貼他白銀六兩，並且批准把小同莊的四十多戶居民全部撥給他家派差使用，官府不再派該莊差事。其實，克里木的家在大同莊，小同莊並沒有他的親族，他騙到通判的批文後，就強迫小同莊的居民，每戶每年出一個男勞動力，到他家大同莊、蒲犁城郊和莎車縣當姆什鄉等處的莊園去，服一百五十天左右的無償勞役。患病的人必須僱人代替服役，沒有成年男子的家庭，必須派兒童到他家去長年當奴僕。各家還必須自帶耕牛、農具和肥料，無償代耕他家小同莊莊園的土地。每逢節日和他家婚喪壽慶，以及克里木到小同莊巡視，各家都必須送禮。這些人戶被強迫依附於克里木家庭，沒有戶籍，不能和官府直接聯繫，社會地位也被壓低到一般群眾之下。塔吉克稱這些被買買提·克里木奴役的人為“羊契”，性質類似農奴。在殘酷的壓榨下，“羊契”普遍破產，田園荒蕪，牛羊稀少，家家沒有完整的氈子，頓頓吃不上飽飯，一輩子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
新疆建省後塔吉克族社會經濟的發展
清朝政府將新疆改為行省，在歷史上起了鞏固祖國統一和加強兄弟民族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作用，並且對塔吉克族的社會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首先，清朝政府在蒲犁一帶邊境添設邊卡，派兵駐守，給社會生產管管理帶來了和平發展的環境。過去，由於寇亂頻繁，不少居民逃亡他鄉，自從邊防有了保障以後，流亡的人民紛紛回來。到一九O七年，蒲犁廳境內已有居民二千四百七十四戶，八千六百零九人，其中塔吉克族一千八百五十戶，六千一百六十九人。同時，改變了過去牲畜常遭外寇搶劫，畜牧業難於發展的局面。許多塔吉克族人民向蒲犁北部的柯爾克孜族牧民購買母畜和幼畜，和他們交流放牧經驗和畜產品加工技術，並且把畜群驅往邊遠的優良牧場上去放牧。在水草豐茂的塔格敦巴什帕米爾等地，逐漸繁殖起許多大尾綿羊群和犛牛群。畜牧業生產在塔吉克族經濟中逐步佔據主要地位。據一九O八年出版的《新疆建置志》記載：蒲犁廳主要產羊和犛牛，每年外銷羊數千只，犛牛數百頭，牛羊毛數萬斤。
佔有大量牲畜的牧主和富裕牧戶，大都自己直接經營管理所有的畜群，普遍僱傭牧工放牧。牧主對牧工的剝削雖然仍舊主要是封建性的，但比起農奴制度來，已略為進步。
新疆建省以後，清朝政府為了增加田賦收入和供應軍需，曾在各地推廣開荒造田，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塔吉克族原來就有農牧兼營的傳統。因此，第一任蒲犁分防通判就曾在蒲犁城南八十里的地方，開渠築堤，籌備墾荒。從一八九五年起，一些守衛邊卡的官吏，為了鼓勵塔吉克族人民在邊卡附近耕種、放牧，以協助防守國境，也每年發給或借給“墾牧守界”的居民種子、糧食和牛羊，勸導他們開荒，指點“疏浚導流”的方法。當時熱斯坎木附近就開墾了十幾處荒地，一九一三年這一帶豐收，有一千二百多畝青稞和豌豆的平均畝產量達到109.7市斤。
同時，邊境安定以後，從新疆南部農村避難回來的人，帶來了維吾爾族農民比較先進的耕作方法。維吾爾族商人也不斷運來坎土饅、犁鏵、鐮刀等鐵製農具，初步解決了山區缺乏農具的困難，並且提高了農業技術水平。漢族、維吾爾族興修農田水利的經驗推廣以後，大多數鄉村增修了水渠，有些地方還架設了跨澗的水槽。因此，雖然當時塔吉克族大都注重畜牧業生產的發展，但是，農業生產技術還是普遍獲得了提高。特別是蒲犁東部地區，牧場較少而氣候比較溫和，又靠近維吾爾族農村，農業生產得到了較大的發展。
在生產關係方面，由於農牧兼營，牧工常被用於耕種、收穫等勞動，因而，僱工也逐漸成為農業中主要的剝削形式。租佃關係和實物地租，在蒲犁一帶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發展，貨幣地租更幾乎沒有出現。
這一時期，塔吉克族地區同鄰近地區之間的交通運輸狀況也得到了改善。從喀什到蒲犁，大部分地段山高路險，溝深水大。特別是烏依塔咱到上蓋孜之間的道路，許多處被河流隔斷，夏、秋兩季河水漲發時很難通過。清軍平定阿古柏殘部以後，專門抽調兩營土兵，花了兩年時間，在這一帶修建橋樑。新建的五座“天橋”，各長數丈，高出水面十多丈，懸空而過，中間沒有砥柱。以後，蒲犁廳又每年發動附近的塔吉克族、柯爾克孜族人民進行維修。從此，基本上改變了這條道路一年只有半年能夠通行的狀況，方便了來往行人。從莎車到蒲犁，相隔四、五百公里，中間要翻越幾座海拔四、五千米的大山，還要穿過好些兩山壁立，微透天日的山谷，少則半月、多則二十幾天才能到達。蒲犁廳成立後，在這條道路上設立了十一處驛站，傳遞公文，併為旅行者提供食宿的地方。
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塔吉克族和兄弟民族特別是維吾爾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進一步加強。來到山區的維吾爾族和烏茲別克族商人逐漸增加．他們運來牧民需要的布匹，衣服、茶葉、糧食和鐵器等商品，交換羊只、犛牛和皮毛。雖然他們賤買貴賣，但是終究供應了一部分當地嚴重缺乏的生活用品和生產工具。一些維吾爾族工匠也來幫助塔吉克族人民建築較大的房屋，修制器具，傳授手工技藝。
在捐稅負擔方面，清朝時，由於蒲犁廳主要負責邊防事務，不徵糧稅；民國初年，蒲犁縣也仍舊不徵糧草捐稅。但是，地方官吏經常要人民為官府和他們私人服勞役、出馬差和馱畜，並且需索食羊、氈毯、柴薪等物品。阿奇木伯克和鄉約們經手攤派時，又層層加碼，浮收中飽。分防通判還明文規定，居民要為正、副阿奇木伯克和各莊鄉約幫作“小工”，以為津貼辦公之用。因此，名為“不徵糧稅”，人民的負擔卻很沉重。
總的說來，新疆建省以後，特別是設立蒲犁廳以後，塔吉克族人民既擺脫了常遭外寇擄掠之苦，又發展了以畜牧業為主的農牧兼營，在生產關係方面又發生了一些變化，加上吸收了兄弟民族的先進技術和經驗，改善了交通，擴大了貿易，因此，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都獲得了某些提高。牲畜數量比過去大為增加，由於鐵器增多，野羊角和陶器的使用越來越少；一般居民新建的房屋，大都比從前寬敞整齊，常年披皮襖，裹氈片的人逐漸減少，土布衣服日益普遍。
反對沙皇俄國和英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
新疆建省以後，帝國主義對新疆各族人民的侵略並沒有放鬆。沙俄、英、法等國的間諜，不斷以遊歷、考察、打獵等為名，到蒲犁一帶進行偵察。臭名昭著的沙俄特務格羅姆勃切夫斯基(舊譯康穆才甫斯基)、英國特務楊哈斯班和斯坦因等人，就在這裡進行過很多活動。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終於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沙俄侵佔我國帕米爾地區事件。
蔥嶺--帕米爾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的領土。清朝政府在粉碎阿古柏入侵勢力以後，為了便於管理帕米爾地區，委任沙依木伯克和庫魯木旭伯克為明巴什(千戶長)，常駐帕米爾高原上的六爾阿烏(今木爾加布)，下設六個玉孜巴什(百戶長)，分另管理郎庫裡、阿爾楚爾、六爾阿烏、切西都完、阿克蘇和喀喇池等帕米爾地區。並由色勒庫爾阿奇木伯克負責統領這一帶的塔吉克族和柯爾克孜族人民。
當時清朝政府在帕米爾地區設有許多卡倫，以鞏固邊防。這些卡倫主要有：郎庫裡西北的黑孜吉牙克卡，六爾阿烏河上游的六爾阿烏卡，伊西洱庫爾東南的圖斯庫爾卡，阿克蘇河上游的阿克素睦爾瓦卡，巴什拱拜孜的巴什拱拜孜卡，雅爾特拱拜的雅爾特拱拜卡，丕伊克(在今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南部)的塔格敦巴什卡，一八八九年增設的蘇滿卡。這些卡倫分佈在帕米爾的廣大地區，是捍衛中國神聖領土帕米爾的重要軍事據點。
自從公元一八七六年沙皇俄國滅亡浩罕汗國，把它變成俄國的費爾幹省以後，擴張成性的沙俄處心積慮地準備繼續南下侵佔我國帕米爾地區。一八九一年七月，沙皇政府派遣土耳其斯坦常備營上校營長楊諾夫，帶領一支三百多人的哥薩克騎兵，以“打勃羅羊和練習射擊”為幌子向帕米爾進發，先後竄犯阿克拜塔爾山口和阿克拜塔爾、阿克塔什、阿克素睦爾瓦、布才拱巴什、沙和達等地。他們還進至伊西洱庫爾淖爾地區。他們搶走清朝政府為紀念平定大、小和卓叛亂在蘇滿塔什建立的乾隆紀功碑，妄圖用這種卑劣手法，毀滅帕米爾是中國領土的歷史鐵證。
清朝政府對於沙俄的侵略行為立即提出抗議，授權當時中國駐彼得堡公使許景澄照會俄國外交部，指出黑孜吉牙克、蘇滿，阿克素睦爾瓦、阿克塔什等“皆系中屬卡倫”，沙俄“無故越境侵佔，殊屬違約”，“須速將越境兵隊撤回”。沙俄理屈詞窮，不得不承認帕米爾是中國的領土，被迫撤退侵略軍。一八九一年十月三日，俄國外交副大臣基斯敬當面對許景澄說，俄兵已“回塔什干”，同意轉告土耳其斯坦總督，“以後嚴戒俄兵不令越界”，並承認“此番俄武員帶兵竟到中國界內，是其錯處，已經行文申飭”。
但是，沙皇俄國賊心不死，於一八九二年六月又第二次派遣楊諾夫帶領一千五百多名侵略軍入侵我國帕米爾。楊諾夫支隊從瑪爾格蘭出發，經阿克拜塔爾山口，進據六爾阿烏一帶，分兵侵佔各地。從此，我國帕米爾的絕大部分地方，淪於沙皇俄國的軍事殖民統治之下。
沙俄侵佔我國領土的卑劣手法，一貫是軍事、外交互相配合。先行武裝佔領，造成既成事實，然後以外交訛詐，強迫簽訂條約，為其血腥暴行披上合法外衣。它在帕米爾地區的侵略行為也同樣如此。楊諾夫出兵佔領我國薩雷闊勒嶺以西大片領土--帕米爾地區以後，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沙俄駐華公使正式向清朝政府提出會談帕米爾的邊界問題，主張以薩雷闊勒嶺為中俄雙方的邊界線，妄圖把俄國的非法軍事佔領線當作合法邊界強加給中國。清朝政府當即駁斥了沙俄的這種無理要求。雙方反覆進行交涉，直至一八九四年四月初，沙俄提出“兩國各不進兵以作調停”的建議，說“擬請彼此按照現在局面情形，各飭該管官員仍駐原處，不準前進，……徐候商議定局”。它企圖用這個辦法拖延中俄關於帕米爾邊界問題的合理解決。當時，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中日甲午戰爭即將爆發，清朝政府窮於應付緊張局勢，被迫同意這個建議。但清朝政府駐俄公使許景澄代表中國政府在給俄國外交部的復照中，對於中國在帕米爾地區的領土主權作了明確的保留聲明，指出：“在採取上述措施時，並不意味著放棄中國對於目前由中國軍隊所佔領以外的帕米爾領土的權利。它認為應保持此項以一八八四年界約為根據的權利，直到達成一個滿意的諒解為止。”沙俄自知理屈。在復照中說：“帝國政府在自己這方面，已根據相互原則命令俄國機關不得超越它們目前所佔據的位置。直到俄國和中國間對帕米爾劃界問題得到最終解決為止。”沙俄對於清朝政府的保留聲明，無法提出異議，不敢公開堅持以薩雷闊勒嶺為邊界線。但是，它卻在背後勾結英帝國主義進行骯髒的交易。
沙皇俄國和英帝國主義，經過互相劇烈的角逐，在一八九五年舉行的“倫敦會議”上，揹著清朝政府，瓜分了帕米爾。結果，原來絕大部分屬於中國的帕米爾高原，除塔格敦巴什帕米爾全部(屬今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境地)和郎庫裡帕米爾的一部分仍屬中國以外，其餘全被非法侵佔。
以後，英帝國主義又企圖併吞蒲犁地區，曾多次指使坎巨提土邦向清朝政府借墾蒲犁南部的熱斯坎木，作為蠶食領土的步驟。沙皇俄國知道以後，以此為要挾，也提出：如果允許坎巨提租地，則俄國要求中國讓給蒲犁北部的塔合爾滿。中國人民強烈反對帝國主義這種貪得無厭的侵略陰謀。腐朽的清朝政府由於失地過多，民情憤慨，也不得不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拒絕了英俄的要求。
當帝國主義虎視眈眈，企圖侵佔新疆南部重要門戶蒲犁的時候，世代居住在這裡的塔吉克族人民，發揚了愛國主義熱忱和保衛邊疆的光榮傳統，同當地駐軍一起，英勇地嚴守著邊防。這對阻止帝國主義併吞塔吉克族地區，維護祖國領土完整，起了重要的作用。一八九六年，許多塔吉克族和柯爾克孜族青年，應募組成“色勒庫爾綏遠回隊”，由駐防當地的馬隊旗官兼任管帶，阿奇木伯克兼任總哨。負責保衛地方。一八九五年，有六十四戶牧民自願到熱斯坎木附近各邊卡，長期參加“墾牧守邊”；一八九八年，又有五十戶遷到明鐵蓋等處放牧，擔負守衛邊境的任務。
但是，帝國主義還是千方百計地陰謀在蒲犁建立侵略據點。一八九七年，英國駐喀什的“遊歷官”，藉口寄遞印度文書，在蒲犁設立郵站。一九O一年，沙俄駐喀什領事援引英國的例子，也藉口往塔什干等處遞送文報，在蒲犁設立郵站，並派軍佐一人，騎兵五名駐紮該站，後來駐站俄軍增加到二十名。一九一六年，英國又按照沙俄的“章程”，以保護郵站為名，擅自派兵十六名進駐蒲犁南部丕依克的英郵驛站。
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設置郵站和任意駐軍，嚴重地侵犯了中國的主權，而這些機構和軍隊又大量進行各種侵略活動。郵站不但非法收寄國內外民間郵件、轉運盜自我國的名貴文物，並且大量販運鴉片、走私軍火、盜竊情報，成為間諜中心。外國軍隊橫行無忌，任意欺壓中國人民，甚至粗暴地干涉中國邊防，阻擋經過蒲犁回國的其他外國人出卡。對於這些侵略者，當時蒲犁“官民均視為眼中之釘，欲拔不得”。
一九OO年，英國在喀什設立領事館，進一步加強對新疆南部各地的侵略。由於清朝政府和沙俄曾訂有“俄國人在天山南北兩路貿易暫不納稅”的條約，英帝國主義也援例取得了同樣的特權。實際上，當時英、俄兩國僑民，不論經商或從事其他職業，都不向中國政府交納任何稅收。同時，英僑、俄僑又依仗“領事裁判權”，橫行無忌，不受中國法律約束。英國領事館就以此為誘餌，濫發通商票照，引誘中國人當英國“僑民”。後來又散發所謂“調查戶民註冊章程”，非法規定：各屬“英民”專由英領事調查發票，不和中國地方官相干；凡想當“英民”者只須填寫一張申請書，找一證明人，繳票費銀一兩五錢，英領事就給發票；凡一家中有一人領票，全家男女及其親戚、同住者、僱工，就都算作“英民”，受英國保護。妄想先大量誘騙新疆各族人民加入英籍，進而達到併吞我國新疆的目的。
當時，英國領事及英國“商總”在蒲犁進行吸僑的陰謀活動時，遭到了塔吉克族人民的普遍反對。在新疆南部其他地區，受騙的人也很少。只有一小撮封建地主和地痞惡霸，甘心投靠帝國主義，仗勢欺壓本國人民。莎車縣扎熱甫夏提鄉的一個塔吉克族大地主，就憑藉“英僑”頭目的身份，橫行鄉里，私設牢房、刑具。任意壓迫和役使全鄉農民。這些所謂“英僑”頭目，實際上是領取英國津貼的特務，他們到處煽惑人冒入英籍，為英國收集情報，甚至組織陰謀暴動。這夥背叛祖國的民族敗類，遭到了廣大人民的唾棄。
當時所謂外來的“英商”，在英國領事的庇護下，享受免稅等特權，大都以放高利貸和走私販毒為業，並且經常仗勢詐騙、霸佔中國人民的財物、牲畜甚至田園。對於帝國主義分子的這些強盜般的掠奪行為，塔吉克族人民不斷進行鬥爭。據一九一七年一至四月統計，在蒲犁這樣人口稀少的地方，有關外僑索債和詐騙的訴訟案件即達二十一起之多。英商傾銷毒品，給塔吉克族人民帶來了更大的危害，走私馬幫往往一次就把上百馱的鴉片偷運入蒲犁，使許多人染上了煙癮，弄得傾家蕩產，社會生產受到嚴重影響。當時也有些正義的牧民，向官府報告或自動捕捉越境毒販。但是，清朝和軍閥的官吏，不但以“得錢賣放”走私犯為重要的貪髒來源，而且他們本身也大都是煙鬼。
英帝國主義還利用宗教派別矛盾干涉地方事務，他們利用國外宗教勢力，在外國主子的唆使下、竭力利用塔吉克族和兄弟民族信仰不同教派的差別，製造民族矛盾、破壞民族團結。他們還向教徒橫徵暴斂、詐騙大量金銀、牲畜，供自己揮霍和孝敬宗教頭目。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不斷加深，他們的反動面目越來越暴露，廣大群眾和愛國宗教人士越來越反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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