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奥斯曼帝国六百年》系列三:由“牧羊”到“牧人”的转变

所有的游牧民族在开疆拓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后,当他们不需要再担心青草枯黄,水源干涸,都会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被他们视作“牲畜”的被统治者,仍然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着,他们仍然具备经济上的生产能力,而来到定居环境下的游牧统治者,实际上变成了没有生产能力的“寄生虫”,那么,等待他们的命运只有两个: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推翻。

读《奥斯曼帝国六百年》系列三:由“牧羊”到“牧人”的转变

乔治·斯特凡内斯库作品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经历了奥斯曼、奥尔罕两位大帝的耐心经营后,已经具备了征战欧亚的实力。当这个帝国的第三位统治者穆拉德一世接过权杖的时候,他已经无须“耐心”,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征战之路:他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在巴尔干半岛拓展到极限,并成功地把首都由布尔萨搬到了欧洲土地上的阿德里安堡,这里,距保加利亚只有一步之遥。


“打天下易,守天下难”,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第三位统治者手里,变得无比强大,也变得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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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穆拉德一世;

职业:奥斯曼帝国的首任苏丹;

成就:穆拉德一世在位27年,全力推行领土扩张政策,征服了东南欧和西亚的许多国家,1383年,穆拉德一世自称“苏丹”,并创建了土耳其近卫军,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No.1 近卫军:奥斯曼帝国的“牧羊犬”


在游牧民族的眼中,被占领地区的人民就是他们的“牲畜”,然而如何管理好这些如牛马一般的“牲畜”呢?他们的思维路径是培养一批忠诚的“牧羊犬”,这些“牧羊犬”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照看好牲畜,一个是防止狼群来捣乱。这些牧羊犬就是穆拉德亲手缔造的“近卫军”。


笃信伊斯兰教的穆拉德缔造的“近卫军”竟然是一群基督徒。你没有听错,而且这群“近卫军”享受到比正常的“常备军”更为优等的待遇,甚至还有机会成为帝国高级的行政官员。这是为什么呢?


奥斯曼人身上本来就流着东方人——鞑靼人、蒙古人、格鲁吉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血液,现在又混入了巴尔干各民族和欧洲更遥远地方的民族血统,这就需要奥斯曼的统治者必须面对一个多民族融合的问题。多民族问题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问题。


鉴于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帮派林立、矛盾重重,再加上奥斯曼统治区基督教信众众多,穆拉德认为只有对基督教徒采取宽容的态度,才能分化基督教世界,而分化基督教世界,对于扩张中的奥斯曼土耳其,有百利而无一害。


穆拉德从基督徒中挑选体力和智力超群的男孩儿,随后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让他们服从铁一般的纪律,并且适应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像僧侣一般,不准结婚,也不得拥有财产或从事其他工作。在苏丹的指挥下效命行伍就是他们人生中唯一的内容。


看到这里,也许读者会有疑问:这样掠夺来的异教徒是一种奴隶,连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都没有,怎么可能死心塌地效忠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者呢?把这样的群体作为自己最王牌的部队,没有风险吗?


我们要说,评估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的“语境”。我们必须考虑到,在当时那个战乱频发的时代,人们衡量事物的标准和今天和平年代总会不同。在那时,与敌人作战和死亡是最司空见惯的事情,作为基督教徒,相互之间的战争也是家常便饭,甚至更加残酷。然而,一旦被征召成为近卫军,这些基督教的年轻人会有很多收获:得到专业的身体训练,有稳定而高贵的职业,有消遣,有一群情同手足、信仰一致的兄弟,在他们之间会萌生出一种集体的崇高精神。


同时,在近卫军服役的过程中,他们还会被灌输一种特殊的神秘主义的教义,参加神圣的仪式,近卫军的军旗上装饰着绯红的新月和奥斯曼苏丹的双刃剑图案。


奥斯曼土耳其近卫军的装饰也许是全球古往今来最“晃瞎人眼”的了:他们的帽子顶端不是帽球,而是一只木勺。这只军队的标志就是汤锅和勺子,象征着他们的生活待遇要优于其他部队。军官的头衔也来自于厨房:从首席汤厨到主厨,再到首席送水使。部队里的圣物是炖锅,他们不仅聚在炖锅附近吃饭,还聚集在炖锅旁商量军机要务。

总而言之,通过基督徒的代理人来管理子民,是奥斯曼帝国一直以来的一个漫长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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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从14世纪到17世纪,土耳其近卫军是一支在欧亚大陆所向披靡的军事力量。这是一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超前于时代的专业化军队。这支部队的标志是汤锅和勺子,军官的头衔名称也都来自厨房。图中从左到右依次是“送水使”、两位“厨师”、主厨-虽然这么称呼,但是他们都是真正的近卫军军官。


No.2 老对手:拜占庭


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1453年,这个城市变成了奥斯曼土耳其的首都,改名叫做伊斯坦布尔,这个读音是对希腊语“is tinpoli”的误传,其本义是“进城去”。

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国家往往也是战争频繁的“冤家”,如同当年的希腊和波斯,奥斯曼土耳其和拜占庭的争斗持续了100多年,时而兵戎相见,时而“秦晋之好”,利益之争的内核始终未变。

如果说奥斯曼、奥尔罕两位大帝在与拜占庭交锋的时候,更多的选择耐心和等待,是出于韬光养晦,那么,到了第三代统治者穆拉德时期,对于拜占庭问题上的不动声色,则是出于他已经十分娴熟地掌握了操纵拜占庭皇室内部矛盾的技巧了。

还记得上回讲到的那个叫巴列奥略的拜占庭皇帝吗?就是奥尔罕大帝的“连襟儿”,后来,在欧洲各种势力的干预下,他们大权在握的岳父约翰·坎塔库尊被赶下了台,找了一个边远地方的修道院躲了起来,潜心修史,写了一部流传至今的伟大历史著作。巴列奥略又恢复了对拜占庭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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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过去了,巴列奥略郁郁不得志的长子和穆拉德郁郁不得志的儿子悄悄结成了同盟,起兵造反,反对各自的父亲。这俩儿子的名字都不太好记,读者随便给他们起个代号就行了。得罪了巴列奥略尚可,得罪了穆拉德后果可就相当严重了。

他们很快被围困,被迫投降。穆拉德大开杀戒:叛军中的希腊人被绑在一起,从高高的城墙上扔了下去,落到河里淹死。接着,穆拉德挖去了儿子的双眼,并将其斩首。命令所有参与叛乱的土耳其年轻士兵的父亲,也效法他的做法处置自己的儿子,下不去手的父亲,替儿子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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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穆拉德高明政治手腕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用残酷的方式处置了自己的儿子,而在于他宽容了拜占庭叛乱的王子,不是穆拉德仁慈,而是他要为敌国留一个反对者。看!这就是政治家,视野和韬略一定要超越骨肉亲情。


接下来的两手连环棋就更绝了,诸位慢看——


第一招:拜占庭的小王子卷进了一场反对穆拉德的叛乱,被俘后被穆拉德赦免,放回拜占庭,与父亲同为“共治皇帝”;

第二招:上次叛变的大儿子终于推翻父亲和弟弟的统治,自立为王,父子二人到土耳其寻求穆拉德的庇护。穆拉德帮助父子恢复王位,同时要求赦免篡位的大儿子,并把国土的一部分划分给大儿子管理。但,双方都要为土耳其纳贡,并且让拜占庭士兵在土耳其军队中效命。这一招,厉害不?


然而,历史终究深不可测,就在这位伟大的帝王让奥斯曼土耳其一步步走向巅峰的时候,他的生命也面临着终结。他,不是寿终正寝,而是被敌国的刺客杀害。就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运蒸蒸日上的时候,危机,也随之悄悄袭来,穆拉德的儿子巴耶济德,开创了伟大的时代,也让这个帝国陷入了长达11年的危机,自己也身陷囹圄,屈辱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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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拉德一世长眠之所(1389年6月15日,穆拉德一世在科索沃战役中,被诈降的塞尔维亚贵族用毒匕首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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