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大流行病打亂了全世界人的生活。而這場大流行病最明顯的特點是長潛伏期和強傳染性，通過接觸、交談等都有可能被感染，而且潛伏期沒有任何症狀的情況下也具有傳染性。
由於中國發現早，而且隔離措施及時果斷，從發現到基本完成有效控制也用了2個月的時間。然而，歐美及其他國家就沒那麼幸運，由於種種原因，這場大流行病最終在美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快速傳播，已經達到了當地醫療體系承受能力的上限，最終無奈之下也不得不走上封城、封國之路。
然而大流行病的爆發，一方面威脅到人的生命健康，另一方面也摧毀了全世界原本穩定的經濟秩序，導致全球化下各行業供應鏈的中端，一場全球性經濟危機也在醞釀中。至於這場危機會不會爆發，決定性因素還在於大流行病治理速度上，雖然美國和G20各國均推出一系列的穩定經濟增長的措施，當然中國更是早於其他國家提出了新的穩定經濟的方案，那就是增加短期基礎設施建設，以拉動內部需求。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有接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這是一種源於西方的經濟刺激方式。這是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提出的，他對 1929一1933 年世界經濟危機進行深入的思考，於1936年發表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從社會總需求與生產、就業之間的關係闡述了自己關於危機後重建的觀點。凱恩斯主義的推演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
1、以往假設的充分就業均衡建立在薩伊定律（經濟一般不會發生任何生產過剩的危機，更不可能出現就業不足）基礎之上，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函數的分析結果顯示，通常情況下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
2．之所以存在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其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就業量就取決於總需求。
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
4．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危機繼續存在；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而非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
這些邏輯從需求和供給、就業方面闡述了，經濟要想達到均衡不僅需要“市場無形的手”，也需要政府“有形的手”進行適當地控制。在需求旺盛時，政府不能一味任期野蠻生長；在需求不足時，政府應該適度干預，消化過剩的供給。這就有了後來的凱恩斯“挖坑填土”經濟刺激法。“凱恩斯主義”的精髓就在於主張國家在特殊時期需要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也就是擴大政府開支，實行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維持繁榮。
齊國國相、經濟學家管仲
有些熟讀中國古代歷史的讀者可能在這裡會想到，中國歷史上一位有名的齊國國相——管仲。他是中國古代著名的經濟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而這個經濟學家並不是只有虛名，他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知道消費和投資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並積極籌劃，最終強大齊國，稱霸春秋。管仲在任期間，鼓勵通過大量的消費，從而來促進社會大量生產，他當時已經認識到了消費是有乘數作用的；覲見國家出現了災年，糧食歉收，經濟動盪，老百姓流離失所，齊桓公就應該大修建宮殿，一方面吸收閒置勞動力發工錢給他們維持生計，一方面宮殿修建會拉動各個行業的需求，這樣一舉兩得。你看，所謂的“凱恩斯主義”原來是我們老祖宗早就用過的，只是在世界經濟聯繫日益緊密的當時被凱恩斯將中心思想重新組織發表和普遍應用。這個不存在誰抄襲誰的思想的問題，不同時代不同背景，更何況凱恩斯必然不認識管仲。
凱恩斯式的經濟刺激政策，在特殊時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短期需求，提高社會就業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各國為恢復經濟，休養生息，普遍採取了這種做法；中國解放戰爭勝利初期，也出現過一系列的大型基礎建設熱潮，中國很多大型的水利工程也是當時完成的。中國在應對近20年的幾次大型經濟危機時也用過“凱恩斯式”刺激政策，比如2008年次級貸危機實行了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主要投向基建高鐵，促進了中國高鐵的快速發展。當然也有人對當時的刺激政策存在反面觀點，認為當時政府短期一次性投入資金量過大，導致了社會大量閒置資金流竄，催生短期經濟虛假繁榮；而為應對本次的大流行病危機，中國再次拋出了大量的基建投資計劃，起到了比較好的穩定市場情緒的作用。而在歐美在這次抗疫經濟政策上，似乎更為簡單粗暴，就是提供無限量的資金供給，甚至直接給民眾發現金刺激消費。
不管“凱恩斯主義”在各國應用上有什麼樣的差別，但是這確實是一種恢復經濟平衡的一劑良藥，關鍵在於使用者應該根據實際情況掌握好使用的力度，避免矯枉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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