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級研究員，政治科學家米卡·贊科（Micah Zenko）3月25日在美國知名學術刊物《外交政策》發表了一篇題為《新冠病毒是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情報失敗》的文章，全文翻譯如下：
這是比珍珠港和911事件更扎眼的失敗，全是唐納德·特朗普領導的過錯。
去年9月，我在華盛頓與一家《財富》（Fortune）100強公司的風險管理部門副總裁會面。我問了這位以前曾擔任情報分析師很長一段時間的高管一個會向任何風險主管問的問題：“您最擔心的是什麼？” 這位先生不加思索地回答到：“一種高度傳染性的病毒，始於中國某處並迅速傳播。” 這位副總裁的公司在整個東亞都設有辦事處，他解釋了公司隨後採取的預防性措施，以應對這一潛在的威脅。
自從新型冠狀病毒席捲全球以來，我經常想到這個人具有先見之明的風險計算。大多數領導者缺乏進行基於風險的日常常規視野掃描的自覺，而更少的人仍然制定必要的應急計劃。更有遠見的領導者則具有遠見卓識，可以預先正確地識別出最大的威脅，從而提前制定和實施這些計劃。
可以說，特朗普政府在認真對待情報界關於新冠狀病毒（COVID-19）爆發的連續不斷的反覆警告，以及大力推行與此預計的威脅相稱的全國響應計劃方面，全部都失敗了。僅聯邦政府就有資源和權力來領導公共和私人利益相關者應對該病毒造成的可預見危害。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官員做出了一系列的判斷（最大限度地淡化了COVID-19的危害）和決定（拒絕採取必要的緊急行動），致使美國人民跌進本不該進入的險境之中。
簡而言之，特朗普政府給美國人民帶來了災難性的戰略意外。與以往的戰略突襲不同（珍珠港事件、1979年的伊朗革命，尤其是911事件），現在正在發生的這場災難是由前所未有的漠不關心，甚至是蓄意的疏忽造成的。如果說9/11委員會的報告將基地組織的襲擊歸咎於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總統到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而正在蔓延的新冠狀病毒危機則完完全全是現任白宮的責任。
9/11委員會報告的第8章的標題，“系統紅燈在閃”，正來源於中央情報局前局長喬治·特納特（George Tenet）在2001年夏天所說的話。當時，情報界的許多報告都表明美國境內即將發生航空恐怖襲擊。不顧一些反恐官員已經發出的警告和瘋狂的努力，9/11委員會仍然確定：“我們看不到任何證據表明該密謀的進展受到任何政府行動的干擾。……時間不多了。”
上週，《華盛頓郵報》報道了情報界在一月和二月連續向白宮發出新冠狀病毒警告，而這些警報對深受特朗普影響的高級政府官員沒產生什麼影響。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從1月22日開始對新冠病毒進行不斷的嘲諷，這無疑對他們產生了影響：“我們已經完全控制了它。這是一個從中國來的病毒，我們可以控制住它。就會好的。”
特朗普的錯誤判斷何以被貫徹執行
到目前為止，特朗普總統的領導風格中有三點令人痛苦而顯而易見的事實，可以解釋為什麼美國人現在正面臨的日益嚴重的新冠狀病毒大流行。
首先，一個事實是，一旦他絕對相信任何東西，不管他對此考慮了多少，信息不靈通還是不準確，他都會完全依賴於最初的印象或判斷。領導者通常傲慢自大，過分自信。對於許多人來說，權力的升級就證明了他們內在的智慧。但是，真正明智的領導人會真誠地尋求反饋和批評，積極開放、勤于思考、從善如流。眾所周知，特朗普缺乏這些素養。
其次，特朗普的判斷具有很高的傳染性，幾乎感染了與其接觸的每位官員或顧問的思想和行為。總統將自己包圍在跟他一樣看事物，一樣想問題，一樣做事情的人裡，對於這些“身邊人”而言，這種影響力自然不足為奇，然而，他並不準確或無可爭辯的評論對那些曾經的軍事、情報和商業領袖，竟然也產生了令人觸目的影響。如果有人不能夠緊跟總統，他們就面臨解僱或者隨時可能被解僱。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近日有報道稱，總統對不可或缺的安尼·福奇（Anthony Fauci），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失去了耐心。
第三，糟糕的判斷很快傳染了聯邦政府的所有決策部門，連合理的質疑都幾乎沒有，更不要說遇到任何抵抗。一般來說，聯邦機構由白宮認為最有能力執行政策的官員領導，這些官員通常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不從屬於特朗普。更有甚者，歷史上無黨派傾向的國家安全或情報領導職位，也不再是擁有足夠豐富的經驗或專業知識以應對非政治職業人士提出的擔憂的人士，取而代之的，這些職位也被願意與白宮結盟的人充斥。
以上，特朗普最初的錯誤預判和陳述於是得以在執行層面貫徹實施。
特朗普將令美國人民付出數十年的代價
上述同一篇《華盛頓郵報》的報道里，一位匿名美國官員令人震驚地引用了9/11委員會報告第8章那句著名的引言：“可能連唐納德·特朗普自己都沒想到，但政府中的許多人卻明白—他們根本沒法讓他對此做任何事情。系統紅燈在閃。”
既然特朗普早已得出結論，新冠狀病毒根本不可能對美國構成威脅，那麼情報機構，運用流行病學模型的醫學專家或公共衛生官員，也就不大可能再告訴白宮有什麼不一樣的情報。
就像前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那句流傳很廣的名言，對於情報機構的警告未能得到人們的認可，他說，“您警告過我，但沒有說服我。”
而特朗普總統的大腦完全無法接受任何不同的觀點，即使警報再準確，也一樣無法說服他。
在新冠狀病毒爆發的初期，白宮的置身事外與漠不關心將是任何現代總統所能做出的代價最高的決定之一。清晰的警告、關鍵的決策要點，提前了足夠多的時間，該國本可以做的更好。但是，永遠不要忘記他們浪費遠見，浪費時間的恩賜的方式，更不要忘記他們浪費的原因：特朗普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他的核心圈子更在過長的時間裡推進了他的錯誤，直到今天，依然政策不力。
而美國人民，現在，將付出數十年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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