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庙制就是宗庙制度的简称，古时候的人们非常迷信的认为灵魂是人死之后真实存在的，灵魂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人，古人为了使故去的亡魂有所归而建立的秩序以及祭司制度是为宗庙制度。
宗庙制度做了以下规定：周天子可以立七庙，诸侯能够立五庙，大夫可以立三庙，士只能够立一庙，而平民百姓不能立庙，以此规定来划分远亲和贵贱。
先秦与汉的古文献关于西周战国的宗庙制度大都表示为周天子七庙，各诸侯五庙，大夫重卿三庙，士皆为二庙，但对于其中的具体内涵却大有不同。西周战国时代的宗族制度下的宗庙制度我们由此可窥一斑，其重要性更是得以体现。
周朝以前的宗庙制度及周代宗庙制度的形成
狭义上来说的宗庙，带有宗字的帝王所有的庙是为宗庙，但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是西周战国先秦时期周天子、各诸侯及士大夫为祭祀祖先而修建的庙宇。在西周战国时期，每个受到后人祭祀的祖先都会有各自的庙，因此受供养的祖先有几位就会有几座庙，这就是常说到的庙数，这是在宗庙制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昭穆制度是宗庙制度中又一重要制度之一，它是宗庙制度宗庙的排列在民间的衍生，也就是祠堂神主牌的摆放次序即为昭穆制度。始祖在祠堂的排列中居于中间，左右两列分别排列着子孙，左边的是昭则右边为穆，始祖的儿子辈为昭，始祖的孙子辈为穆。
始祖的孙子的儿子辈亦为昭，始祖的孙子的孙子辈为尤为穆。如此，于昭穆制度的排列中，父与子自始至终在不同的列当中，祖孙则早同一列之中。
在中国历史当中宗庙制度很早便已存在，但对其渊源的考察研究，似乎已经无从可知。但至少在商代时，我们可以知道宗庙制度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因为庙号之称就是在商朝时候出现的。
周朝建立之后，不仅继承了商的制度，也还靠着自身的文化对这些制度加以改革。商朝由于其年代久远，能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的古籍文献并不多见，尽管后世对其宗庙制度仍有记叙，但相互之间有着矛盾的地方，有的说法为七庙，也有的说是六庙，更有甚者持五庙学说，这些真的让我们无法辨析其真伪。
不过历朝历代大多采用夏朝五庙、殷商六庙的学说，觉得商朝祭拜父、祖、高祖、曾祖四亲庙祖以及契和汤两个祖庙。
《诗经》中关于祭祖的乐和歌与西周宗庙制度的关系
《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集，是我国关于诗歌的开端，共收集了西周到春秋的三百三十一篇诗和歌，也是用来解读达到三代文明的高峰的西周之文化的一个十分有用的经典范例。
依照风雅颂的传统分类，风是各地方的乐歌，雅是王室所有的乐曲，颂则是庙堂祭祀的乐曲，同时雅中的大雅部分亦可作为庙堂乐曲，因此颂与其相同。前文所述的的庙堂祭祀乐曲，就是古代宗教祭祀所用的乐和歌。
这些乐歌所祭拜的神氏从内容上来说包含了天神、地址，但实际上大部分是祭拜祖先的乐曲，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周朝宗庙文化的盛况集中体现在其中。《诗经》里面大部分祭拜祖先的乐歌记载在其《周颂》《鲁颂》《商颂》当中，一共三十五篇。
除此之外《大雅》里面记载了十六篇祭祖乐曲，二两者共计五十一篇，在诗经作品中足足占了六分之一。《周颂》中收录的是西周较早时期的乐曲作品，这里面不乏祭祖乐曲，如《清庙》、《我将》等是祭祀文王的作品。
而祭祀武王的有《时迈》、《访落》等；《思文》是祭祀后稷的诗歌；《潜》中记载了天子奏乐祭拜的活动，《丝衣》则记载了天子祭祖祈祷的活动。《鲁颂》是鲁国仿《周颂》而做的庙堂乐曲，至今留存有四篇，都是赞扬鲁僖公的作品。
其中《宫》一文着重歌颂了鲁僖公继承周王先祖的道法治理天下的功绩，是诗经祭祖乐曲中最长的一篇，《商颂》现今所存的五篇都是祭拜祖先的的乐曲。
西周春秋时期鲁国的宗庙违礼现象
作为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制度组成部分之一的宗庙制度，在商和周时期已经得到了逐步的完善和发展，但是随着时代进到春秋时期，违背礼仪的现象和事件层出不穷，这时候的代名词则是"礼崩乐坏"。
在殷商时代，宗庙制度以周人祭法为载体成为了商朝统治者巩固其统治的一个关键因素；西周王朝不但总结了殷商宗庙制度的经验而且还结合了周人自己的特点不断改革创兴并最终形成了完整而特色鲜明的宗庙制度以祭祖之礼作为核心，在后人不断改造之后成为了历代王朝礼制的样板。
进入春秋时代后，因为在霸主整治政治不断加强，经济发生大的变化和各种"民重天轻"的思想观念得以发展等历史原因之下，违背礼制的现象接连发生，春秋时期的代名词也就成了"礼崩乐坏"。
然而礼制在这一时间断中，任然发挥着其重要作用，不仅是作为一种关于个人安身立命的标准规则，也是每个诸侯国安邦治国所必须的根本途径，甚至有一些的存在国家幸免于灭亡的重要保障。
一些文化人士开始从违礼现象反思礼制，导致了礼仪和立法两两之间的分离，积极地推动了当时人们打破传统观念、早就开放社会之风以及士的崛起。不能将春秋时代完全的、片面的认为是"礼崩乐坏"的时期，这显然是不够科学的。
在这一时期人们仍然重视礼制，只不过当时社会的需要已经不能与西周时期所订制的礼制相适应。春秋时期的违礼，尽管不能将其完全称之为礼制创新，但也不能带有偏见的认为是礼制的崩坏。
宗庙制度的文化渊源或许可以上溯至远古时代人们对图腾的崇拜和图腾的祭祀，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成了比较文明的先祖崇拜和祖宗祭祀，这才形成了宗庙这种用于祭祀祖先的专门场所。
大概从周朝开始，明文立下规定将宗庙建于王宫左侧，此为左宗右社的定制。周朝宗庙制度关于庙数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千百年来这样的争论无非就是七庙与四庙的区别，但这不会从更本上影响西周春秋时期的宗庙制度，因为无论是七庙还是四庙，其庙数终究是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一点毋庸置疑。
因此这样两种的争论对宗庙制度的研究不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在春秋时期各国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违礼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周礼造成了冲击，以鲁国的违礼为代表，但这样的违礼现象并不能说明是对西周礼制的否定，而不过是对西周礼制改革创新的良好开端，在研究其内涵式不能偏颇的讲这样的现象归结为"礼崩乐坏"。
参考文献：
《诗经》
《礼记》
《史记》
閱讀更多 書呆子文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