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以何種方式，2020年的春天要被世界長久銘記了。此刻不論身處哪一個大洲，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世界各國已不得不直面這場已經帶走了萬餘生命，且還在不斷惡化的公共安全危機。截至3月26日，全球累計因新型冠狀肺炎死亡的人數達到21,974人。
從1月22日武漢宣佈封城開始，中國實行了有史以來最為嚴厲的“禁足令”，全民在家“悶死”病毒。這種廣泛而深刻的全民動員在中國持續了近2個月，有效地阻斷了病毒傳播的途徑，從而在3月中旬，基本上消滅了新增病例。但面對疫情，不同的文化和語境下，由於對其的嚴峻程度認識程度不同，對需要社會控制，甚至犧牲個人自由的政策的本能反應不同，不同文化傳統的社會在面臨這場突發性公共危機時採取了不同的應對方式。最有效的方法都是類似的，但各國也有自己不同的花樣。
新加披：“武當派”手段嚴控輸入
截至3月26日中午，新加坡新增52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為683例。雖然一開始有網友調侃新加坡政府只注重宣傳手衛生而不要求民眾佩戴口罩是“佛系”防疫，張文宏醫生卻評價“新加坡屬於武當派的，你表面上看不出來，而且是非常佛系，但它內部是非常厲害的。”
新加披的防疫手段主要體現它對境外輸入病情的嚴防死守上。新加坡2月1日時宣佈禁止所有過去14天曾經到中國大陸的旅客入境或過境新加坡，無論哪國國籍；隨著最近疫情在東南亞的擴散，新加坡要求所有來自日本、瑞士、英國、東盟國家的公民在入境前需要先獲得其衛生部門的批准。
如果是持有其永久居民、工作準證、學生準證等長期準證的人需要從上述國家進入新加披，需要提前報備，入境後需要嚴格執行14天的自我隔離，否則會受到嚴厲的處罰。
2月10日新加坡國立大學宣佈，一名學生因違反居家隔離規定到校上課被處以停學一個月的處分。同時，學校對他發出訓誡，懲罰將記入他的學業記錄。還有兩名沒有遵守相關規定的國際學生則立刻被吊銷學生準證並被驅逐出境。
與韓國不同，新加披目前未出現大規模的社區傳染，新增病例數量一直處於低位。這得益於政府從一開始就極其重視防控疫情的態度，將對外嚴控，對內嚴查傳播路徑，鼓勵取消大型集會等措施結合起來。
新加坡疑似、確診及治癒病例數量（1.21至3.26）
德國：呼籲自覺與團結
3月23日，德國新增確診6057人，累計有28729例確診，而德國在前一天（3月22日）才出臺了社交禁令：除家庭成員以外，禁止兩人以上在公共場所近距離接觸，即仍未禁止民眾出行。法國的累計確診人數是德國的一半，卻早在3月16日就宣佈了全國性封鎖措施。法國總統埃馬克龍當天在對國民講話中說，“我們正處於戰爭狀態，如果不是確實需要，自17日12時起，未來15天內全國民將禁止出行。”
德國新增確證人數變化曲線（至3.25）
法國新增確診人數變化曲線（至3.25）
在疫情期間，德國聯邦政府多僅對公眾進行相關的建議和警告，很少出臺強制行政命令。先前，德國的全國性防疫措施僅為16日宣佈的禁止除生活必需品店以外的普通商店營業，並中斷了宗教設施的運營。疫情重災區柏林和圖林根州等州自行宣佈禁止舉辦50人以上的活動。
為何德國政府遲遲不肯出臺全國性的封鎖性措施？這與德國的政治體制和文化有關。德國屬於聯邦制國家，而且有重視經濟自由的文化傳統，中央政府的干預性措施往往被視為越小越好。德國總理默克爾在18日的電視講話中呼籲民眾團結起來，自覺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這與法國總統馬克龍使用戰爭隱喻，為政府嚴厲措施開道的畫風截然不同。
這部分是因為法國是單一制國家，法國總統是國家的權力核心，而德國聯邦制議會制下，政府權力受到議會的限制，所以如果沒有議會的批准，總理默克爾是無權發佈“禁足令”的。
希臘：生命與信仰皆不可拋
3月25日是希臘的國慶日，但是這天沒有閱兵儀式和孩子們舉著國旗的遊行隊伍行過廣場，因為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在22日宣佈，從23日開始，希臘將進入全國範圍的封鎖和禁足，民眾外出需要準備僱傭單位出具的證明或具體事宜的說明書。
法國新增確診人數變化曲線（至3.25）
截至3月25日，希臘已經出現了743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而作為一個宗教傳統深厚的國家，東正教堂是希臘常見的聚集場所。隨著確診人數不斷上漲，呼籲要求關閉教堂的聲音越來越多，另一方面也有信徒認為不去教堂做禮拜違反了習俗，是對上帝的不敬。3月22日，基特拉島上的一位牧師因在疫情期間組織彌撒活動被短暫宗教事務所短暫拘留。
生命和儀式哪一個更重要？希臘的第一個死亡病例出現在3月12日，雖然政府沒有要求教會暫停宗教活動，但希臘國教會在3月16日宣佈，暫停所有的彌撒儀式，教堂僅為個人禱告開放。隨後，希臘教育與宗教部呼籲，暫停除了個人禱告和喪葬以外的教會儀式。
一位希臘網友在博客中寫道，“幾個星期以來，我一直在猶豫要不要上傳這張照片，但如果它能幫助我們認識到社交距離的重要性，現在就是時候了。照片上是芝加哥的長青公墓為來自聖君士坦丁聖海倫納主教堂的161名兒童建立的紀念碑。這些孩子們死於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他們全部來自同一個教區。現在我們能儘自己的力量，保持社交距離，我們就能避免豎立第二座這樣的紀念碑。即使最終我們仍需要這樣做，那也是一個小得多、名字少得多的紀念碑。現在這就看我們怎麼做了。”
在這次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下，各國政府對疫情防控的應對方式將國家間在不同文化背景和政治傳統下形成的觀念差異體現的淋漓盡致。然而政策的表現形式和執行效率不盡相同，但為了減少生命的代價，政府引導擴大人群距離，阻斷傳播途徑的方向是一致的。
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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