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現在都沒有研製出治癒殺死病毒的西藥，因此我有理由說也不可能研製出治癒新冠肺炎病毒的藥物，對於應對這兩種病毒的藥物我希望永遠都研製不出來，也希望國家不要投資去研製，為什麼這樣說。我有三個理由。
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懷疑中國醫藥科研的能力，而是西醫研製過程從病毒發現到病毒分離，病毒培養、病毒分裂和繁殖，病毒的DNA排序，病毒擴散機理，病毒發病的病理等等，在病毒學本身的研究方向上可能需要多個學科來攻關，齊心協力，在研製藥物方面，實驗室環境下要在成千上萬的西藥門類中進行篩選並且要做上千次實驗才能找到和合成一個可靠有效的藥物，這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我國諾貝爾獎獲得者屠呦呦青蒿素的研製過程長達幾十年就是證明。
其二，屠呦呦研製有效治癒瘧疾的過程是一個漫長的不斷臨床試驗的結果，要知道，有蚊子的地方就有瘧疾它可以伴隨藥物研製不斷試驗的全過程，而這治癒這兩種病毒的藥物試驗條件則不可能，也許再過多少年又是一種新的病毒在禍害我們，沒有了這種病毒禍害的臨床病人，就失去了試驗新藥的根本，這種藥也不可能研製出來，應該說永遠都研製不出來。
其三，從病毒分離病理研究開始到藥物的病毒，藥理等等實驗室試驗的完成，得到一種或幾種試驗藥，接下來還要進行臨床試驗，可是疫情已經過去很多年了，這種臨床試驗的環境已經沒有了，前面的所有研究都打水漂了，更何況新藥的審批程序和過程也複雜和漫長的，兩個漫長加起來就更漫長。
大家注意到任何藥品的研製對象，都是臨床中大量的，經常的，不斷的發生的病例，它滿足了試驗室藥物走向臨床和普及應用的先決條件，而這兩種病毒的研製和臨床試驗就不可能做到，這就是問題之所在。既然如此，在疫情到來之際善良的人們和醫護人員就不要把希望放在所謂新藥的研製上，我們的希望永遠都是現有的西藥和已用過的治病方法，我們需要篩選搭配使用已有藥物來進行救治試驗，這就是西醫在疫情中治病的新方法，還有就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中醫治病理念和各種手段。在新的疫情到來之際，我們應該有能力快速組方產生新的中西醫合新藥投入臨床。這種能力是我們戰勝瘟疫的有力武器，可以說唯有中國捨我其誰成。
《漢書·平帝紀》中的記載——元始二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這段古語意思告訴我們，用隔離防止瘟疫的方法是老祖宗留下來的，也是最有效的，既然這種方法古來有之就是替天行道，而西方世界在新冠病毒面前逆來順受，違背道義必遭天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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