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中国历史非常独特的一个阶段。虽然此时政局动荡，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但正如对个人来说，落魄之时也是奋发之时，对国家社会亦是如此。几千年传统素养依然深植，而新世界的潮流纷沓而至，人们的心态、行事，能对古今中外兼容并包，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千姿百态，出现了很多传奇人物、传奇故事，堪称民国风流。其中一段爱情，不轰轰烈烈、缠绵悱恻，但是细水长流、相濡以沫，令人感动。他们就是王世襄和袁荃猷。

1.学术伉俪

王世襄（1914.5.25—2009.11.28）字畅安，著名文物专家、古玩名家，生前是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38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学士学位，1941年获文学院硕士。1947年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62年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1980年11月任文化部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袁荃猷（1920.9.20—2003），生前为直属于文化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馆员。1938年至1941年在燕京大学教育系学习，1942年在北京辅仁大学教育系四年级借读，1943年毕业。建国前曾从汪孟舒、管平湖学习国画及古琴。1947年与张伯驹、管平湖、王世襄等一同发起组织北平琴学社，与杨葆元、关仲航、溥雪斋等经常琴会雅集。建国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

两人皆出自书香门第，学养相当，志趣相投。令人想起近代陈寅恪与唐筼、钱钟书与杨绛、梁思成与林徽因、钱学森和蒋英等学术伉俪。民国时期的恋爱婚姻故事很多传奇。比如有自由恋爱的徐志摩陆小曼、萧红萧军、鲁迅许广平等，还有终身未婚的金岳霖、吕碧城等，也有奉父母媒妁之命但婚姻和睦的胡适江冬秀等，而

这里要先介绍燕京大学，近代中国著名的大学之一，20世纪初英美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燕大的校训由创始人、首任校长司徒雷登所定：“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1928年，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到1930年代更是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在国内外名声大震。 燕大各科系后来分别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燕大可以说给近代中国培养了优秀人才。王世襄和袁荃猷便是相识相知于这所高等学府。

袁荃猷是江苏松江人，母亲早逝，自小跟随祖父母长大，充分接受了古典教育和西式教育，既读《论语》、《孝经》，弹古琴、学国画，又上新学堂，18岁考上燕京大学教育系。袁荃猷的祖父是奉天中国银行行长，祖母是一位独立开明、侠肝义胆的现代女性，38岁结婚，是袁祖父的第四位续弦，同时作为同盟会成员，热衷妇女运动，经常拿一把洋枪去替受丈夫虐待的妇女出头。袁荃猷母亲去世后，祖母说，为免孩子爸爸娶了后妈待孩子不好，就把几个孩子“一窝端，全给接收过去养起来了”。

袁荃猷在燕京大学读书，过的“才真是‘资产阶级生活’”：

“那时候女生宿舍是一院二院三院四院，宿舍有舍监、有工友，每天早晨起来连被子都不用叠，放学回来，已经由工友打扫得窗明几净。从图书馆借了书，看完书，夹好借阅证，码放在桌子上，自有工友代为送还。自行车也由工友打气、保养，看见哪儿坏了，自己就推着送去修理了。在食堂吃饭，把碗一伸，“大师傅半碗”，“大师傅一碗”，自有人盛来，吃了几年食堂，不知道在哪儿盛饭。”

由袁荃猷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大致可以想象袁荃猷是一位文雅大方、独立达观的近代知识女性。尤其她自小跟从名师学习书画、古琴，后来的老师有古琴大师汪孟舒、管平湖等人，可以想象才华品性超卓拔群。出身世家、眼界不凡的王世襄对她一见倾心，并不是出于虚无缥缈的缘分之说，而是精神境界的相近与吸引。

袁荃猷作品《游刃集》，王世襄题，封面大树为王世襄80岁生日时袁荃猷刻纸

现代很多所谓爱情婚姻交往攀援之术，传授提升层次、进入更高社交圈、实现阶层跃升的技巧方法，从袁荃猷和王世襄的身上，我们见到是无需技巧、自然天成的佳偶之合。

王世襄被称为玩出来的“京城第一大玩家”，他对古玩文物的鉴赏力是从小接触而来，但也因此被批评为“不务正业”、“业荒于嬉”，他在《鸽哨》自序说

“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鞲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听起来很有“纨绔”资质。当然这也是因为优渥的家境和深厚的家学让他有自由游玩的条件。王世襄世家出身，高祖王庆云官至总督和工部尚书，是《清史稿》编修之一，祖父曾任内阁中书，父亲王继曾先后担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政务司司长、墨西哥公使兼理古巴事务和1924年国务院秘书厅秘书长，母亲金章精通花鸟绘画，“幼嗜六法，花卉翎毛无所不工，而尤精于鱼藻”，舅舅金北楼（金城）是清末民初北方画坛领袖。

母亲金章

四岁时的王世襄（左一）与哥哥

王世襄的行为即使在风气开放的民国时期，也是显得有些惊世骇俗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住在王家隔壁。某日深夜，听到声音嘈杂，一连串的疾行声、嘘气声，还以为来了强盗。第二天才知道，原来是王世襄半夜牵了四条狗去玉泉山捉獾，归来无人应门，越墙而入。

王世襄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也被视为“不务正业”，经常手臂上架着大鹰，或者怀里揣着蝈蝈去上课。燕大名教授邓之诚先生讲授中国历史课时，忽然传来蝈蝈叫声，同学哄堂大笑，原来是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气得邓先生将他请出教室。

但是“不务正业”的王世襄因为对文物的深厚知识，在抗战胜利后，受梁思成举荐，帮助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经过侦察调查、奔走交涉，追还、征购文物达2000余件，由故宫博物院接收保管。又负责调查交涉日本归还文物事宜，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1948年王世襄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

书画收藏鉴赏家张伯驹曾感叹“王世襄是个小天才”。美术家、书法家黄苗子总结王世襄“玩物成家古所无”。坊间有传言：一个世纪可以再出一个钱钟书，但几个世纪也难再出一个王世襄。

王世襄的“玩”，是乐趣、享受，也是他的自,由、有趣心性的体现。

这样的人，大概就是人们心中有点怪癖的“大家”、“大师”，在民国时期，也是不多见的有趣的传奇人物。

但是普通人也会对传奇人物敬而远之，毕竟，生活是需要长期相处，长期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学识不凡的王世襄倾心于文雅秀丽的袁荃猷，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自然追求，而袁荃猷对王世襄的回应与毕生携手相守，更是心底境界的宽大与平和。

2.相识燕大

1934年，王世襄奉父命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但读了两年，多门课程不及格，幸好选修课分数高，于是转到文学院国文系。1939年春母亲去世，王世襄深感悲痛，不愿继续放任，当年秋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因为家学，也因为纪念母亲，选定研究论文题目为《中国画论研究》，1941年取得硕士学位。就在此时，王世襄认识了袁荃猷。

袁荃猷于1938年考上燕京大学教育系，大四时要写一篇研究美术史的论文毕业论文，系主任周学章先生推荐她去找研究院的王世襄做指导，两人由此结识。

第一次见面，袁荃猷印象最深的是王世襄吃柿子，吃完留下两个吃净、掏空而依然完完整整的柿子壳。更重要是王世襄的指导很专心很上心，他给开了几页单子指导袁荃猷，又给她写了不少信。

1941年12月，因为日本侵略，燕京停学。王世襄去了重庆，临行前，他把家里养的太平花端了一盆送给袁荃猷，请她帮忙浇水。在四川，王世襄给她写了很多信，袁荃猷回了两封信，其中一封告诉他，“你留下的太平花我天天浇水，活得很好，但愿生活也能像这太平花。”

王世襄后来回到北平，1945年底，两人结婚。

3.知音知己

两位才学相当、家世优厚的民国名士的婚姻，双方分别是怎样的地位？

现在大家更熟知的还是王世襄，因其玩世不恭、才华高绝，都符合人们对“民国大师”、“名士风流”、“世家风骨”的想象。而袁荃猷，甚至名字都未必能读出来。在这段婚姻中，王世襄中自幼年至老年，不改爱好玩乐心性，又爱收藏，钱财大笔大笔花出去，收藏的大件小件包括家具等等堆满家里。听起来确实是袁荃猷在忍让和付出。

他们的朋友郁风曾经回忆说：

“说起袁大姐这位主妇真够她为难的，家里已经塞满各种大小件不能碰的东西，她的吃喝穿戴日用东西东躲西藏无处放，而王世襄还在不断折腾，时常带回一些什么。她常说累得腰酸背痛连个软沙发椅都没得坐（因为沙发无处放），家里全是红木凳。但是我了解她的抱怨其实是骄傲和欣赏，而绝不是夫唱妇随的忍让。”

朋友们都了解，袁荃猷不曾真正抱怨，夫妻之间，始终是相知、欣赏、扶持。

两人之间的称呼，袁荃猷叫王世襄的乳名长安，王世襄叫她荃荃。当朋友谈论起别的夫妇吵得不可开交，袁荃猷说：“长安别说吵架，脸都未曾红过，我真不能理解。”王世襄说：“荃荃也从未红过脸”。

袁荃猷精于绘画、抚琴，王世襄也是最好的知音、知己。

袁荃猷是古琴一代宗师管平湖先生的入室弟子。家中藏有几把唐宋元明的传世名琴，是袁荃猷追随管平湖学琴、抚琴的日常用器，看到好琴，王世襄都会变卖各种细软筹款为袁荃猷买琴，所以王世襄常以“琴奴”自居。其中著名的一把是“大圣遗音”琴（故宫存有另一把同年代、同品题的宫中藏琴）。1948年，王世襄典卖了三件饰物以及日本版的《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再加上母亲留给他的遗物翠戒三枚，正所谓“鬻书典钗”，才以倾家之资从一位藏琴世家手中求得。

袁荃猷在2003年久病辞世后，王世襄不忍睹物思人，便将家中所存古琴以及与夫人共度几十岁艰难时光的各种珍藏，尽数释出，交付古物市场拍卖。其中这把稀世的“大圣遗音”琴，在嘉德“俪松居长物”拍卖会上拍出了891万元的天价，创出中国古琴迄今为止世界最高的拍卖纪录，之后在2011年这把古琴更是被拍出1.15亿元的高价，可谓一琴值连城万金。然而对王世襄来说，钱财外物都是身外之物，这也是夫妻两人的共同志趣。

早在1993年，王世襄夫妇将几十年变卖家财辛苦收集到的79件明式家具捐赠入藏上海博物馆。袁荃猷说：“物之去留，不计其值，重要在有圆满合理的归宿。”

2003年，荷兰克劳斯基金会奖励王世襄十万欧元奖金，当时袁荃猷已生病住院，“病危而神智清醒”，她和王世襄一致决定将全部奖金捐赠给希望工程。完全不将金钱地位等外物放在心上，而更珍贵难得的，是夫妻二人完全一致的志趣追求。

最后王世襄将两人收藏之物全数捐赠国家，只留下袁荃猷的一件东西，就是他们一起买菜的提筐，他说，等到自己百年之后，要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墓里，就像他们两个人，一起拎着这个提筐去买菜。王世襄说，这叫生死永相匹。

参考文献：

王世襄，《锦灰堆》（合编本）

张建智，《文博玩家：王世襄传》

扬之水，《王世襄夫妇记事》

閱讀更多 關茲茲 的文章

關鍵字: 文化 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