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是中國歷史非常獨特的一個階段。雖然此時政局動盪，國際地位一落千丈，但正如對個人來說，落魄之時也是奮發之時，對國家社會亦是如此。幾千年傳統素養依然深植，而新世界的潮流紛沓而至，人們的心態、行事，能對古今中外兼容幷包，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千姿百態，出現了很多傳奇人物、傳奇故事，堪稱民國風流。其中一段愛情，不轟轟烈烈、纏綿悱惻，但是細水長流、相濡以沫，令人感動。他們就是王世襄和袁荃猷。

1.學術伉儷

王世襄（1914.5.25—2009.11.28）字暢安，著名文物專家、古玩名家，生前是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38年獲燕京大學文學院國文系學士學位，1941年獲文學院碩士。1947年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及編纂。1962年任文物博物館研究所、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副研究員。1980年11月任文化部文物局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

袁荃猷（1920.9.20—2003），生前為直屬於文化部的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館員。1938年至1941年在燕京大學教育系學習，1942年在北京輔仁大學教育系四年級借讀，1943年畢業。建國前曾從汪孟舒、管平湖學習國畫及古琴。1947年與張伯駒、管平湖、王世襄等一同發起組織北平琴學社，與楊葆元、關仲航、溥雪齋等經常琴會雅集。建國後在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工作。

兩人皆出自書香門第，學養相當，志趣相投。令人想起近代陳寅恪與唐篔、錢鍾書與楊絳、梁思成與林徽因、錢學森和蔣英等學術伉儷。民國時期的戀愛婚姻故事很多傳奇。比如有自由戀愛的徐志摩陸小曼、蕭紅蕭軍、魯迅許廣平等，還有終身未婚的金嶽霖、呂碧城等，也有奉父母媒妁之命但婚姻和睦的胡適江冬秀等，而

這裡要先介紹燕京大學，近代中國著名的大學之一，20世紀初英美基督教教會聯合在北京開辦。燕大的校訓由創始人、首任校長司徒雷登所定：“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1928年，燕京大學與美國哈佛大學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學社，到1930年代更是躋身於世界一流大學之列，在國內外名聲大震。 燕大各科系後來分別被併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校舍由北京大學接收。燕大可以說給近代中國培養了優秀人才。王世襄和袁荃猷便是相識相知於這所高等學府。

袁荃猷是江蘇松江人，母親早逝，自小跟隨祖父母長大，充分接受了古典教育和西式教育，既讀《論語》、《孝經》，彈古琴、學國畫，又上新學堂，18歲考上燕京大學教育系。袁荃猷的祖父是奉天中國銀行行長，祖母是一位獨立開明、俠肝義膽的現代女性，38歲結婚，是袁祖父的第四位續絃，同時作為同盟會成員，熱衷婦女運動，經常拿一把洋槍去替受丈夫虐待的婦女出頭。袁荃猷母親去世後，祖母說，為免孩子爸爸娶了後媽待孩子不好，就把幾個孩子“一窩端，全給接收過去養起來了”。

袁荃猷在燕京大學讀書，過的“才真是‘資產階級生活’”：

“那時候女生宿舍是一院二院三院四院，宿舍有舍監、有工友，每天早晨起來連被子都不用疊，放學回來，已經由工友打掃得窗明几淨。從圖書館借了書，看完書，夾好借閱證，碼放在桌子上，自有工友代為送還。自行車也由工友打氣、保養，看見哪兒壞了，自己就推著送去修理了。在食堂吃飯，把碗一伸，“大師傅半碗”，“大師傅一碗”，自有人盛來，吃了幾年食堂，不知道在哪兒盛飯。”

由袁荃猷的家庭環境、學校教育，大致可以想象袁荃猷是一位文雅大方、獨立達觀的近代知識女性。尤其她自小跟從名師學習書畫、古琴，後來的老師有古琴大師汪孟舒、管平湖等人，可以想象才華品性超卓拔群。出身世家、眼界不凡的王世襄對她一見傾心，並不是出於虛無縹緲的緣分之說，而是精神境界的相近與吸引。

袁荃猷作品《遊刃集》，王世襄題，封面大樹為王世襄80歲生日時袁荃猷刻紙

現代很多所謂愛情婚姻交往攀援之術，傳授提升層次、進入更高社交圈、實現階層躍升的技巧方法，從袁荃猷和王世襄的身上，我們見到是無需技巧、自然天成的佳偶之合。

王世襄被稱為玩出來的“京城第一大玩家”，他對古玩文物的鑑賞力是從小接觸而來，但也因此被批評為“不務正業”、“業荒於嬉”，他在《鴿哨》自序說

“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於嬉。秋鬥蟋蟀，冬懷鳴蟲，韝鷹逐兔，挈狗捉獾，皆樂之不疲。而養鴿飛放，更是不受節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聽起來很有“紈絝”資質。當然這也是因為優渥的家境和深厚的家學讓他有自由遊玩的條件。王世襄世家出身，高祖王慶雲官至總督和工部尚書，是《清史稿》編修之一，祖父曾任內閣中書，父親王繼曾先後擔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政務司司長、墨西哥公使兼理古巴事務和1924年國務院秘書廳秘書長，母親金章精通花鳥繪畫，“幼嗜六法，花卉翎毛無所不工，而尤精於魚藻”，舅舅金北樓（金城）是清末民初北方畫壇領袖。

母親金章

四歲時的王世襄（左一）與哥哥

王世襄的行為即使在風氣開放的民國時期，也是顯得有些驚世駭俗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陳夢家住在王家隔壁。某日深夜，聽到聲音嘈雜，一連串的疾行聲、噓氣聲，還以為來了強盜。第二天才知道，原來是王世襄半夜牽了四條狗去玉泉山捉獾，歸來無人應門，越牆而入。

王世襄在燕京大學文學院讀書時，也被視為“不務正業”，經常手臂上架著大鷹，或者懷裡揣著蟈蟈去上課。燕大名教授鄧之誠先生講授中國歷史課時，忽然傳來蟈蟈叫聲，同學鬨堂大笑，原來是王世襄揣著蟈蟈葫蘆進了教室，氣得鄧先生將他請出教室。

但是“不務正業”的王世襄因為對文物的深厚知識，在抗戰勝利後，受梁思成舉薦，幫助清理追還抗戰時期被敵偽劫奪之文物，經過偵察調查、奔走交涉，追還、徵購文物達2000餘件，由故宮博物院接收保管。又負責調查交涉日本歸還文物事宜，追還被劫奪的原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圖書106箱。1948年王世襄被派赴美國、加拿大考察博物館，拒絕了弗利爾美術館、匹茲堡大學的聘請，返回故宮任原職。

書畫收藏鑑賞家張伯駒曾感嘆“王世襄是個小天才”。美術家、書法家黃苗子總結王世襄“玩物成家古所無”。坊間有傳言：一個世紀可以再出一個錢鍾書，但幾個世紀也難再出一個王世襄。

王世襄的“玩”，是樂趣、享受，也是他的自,由、有趣心性的體現。

這樣的人，大概就是人們心中有點怪癖的“大家”、“大師”，在民國時期，也是不多見的有趣的傳奇人物。

但是普通人也會對傳奇人物敬而遠之，畢竟，生活是需要長期相處，長期面對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學識不凡的王世襄傾心於文雅秀麗的袁荃猷，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自然追求，而袁荃猷對王世襄的回應與畢生攜手相守，更是心底境界的寬大與平和。

2.相識燕大

1934年，王世襄奉父命考入燕京大學醫預科，但讀了兩年，多門課程不及格，幸好選修課分數高，於是轉到文學院國文系。1939年春母親去世，王世襄深感悲痛，不願繼續放任，當年秋考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因為家學，也因為紀念母親，選定研究論文題目為《中國畫論研究》，1941年取得碩士學位。就在此時，王世襄認識了袁荃猷。

袁荃猷於1938年考上燕京大學教育系，大四時要寫一篇研究美術史的論文畢業論文，系主任周學章先生推薦她去找研究院的王世襄做指導，兩人由此結識。

第一次見面，袁荃猷印象最深的是王世襄吃柿子，吃完留下兩個吃淨、掏空而依然完完整整的柿子殼。更重要是王世襄的指導很專心很上心，他給開了幾頁單子指導袁荃猷，又給她寫了不少信。

1941年12月，因為日本侵略，燕京停學。王世襄去了重慶，臨行前，他把家裡養的太平花端了一盆送給袁荃猷，請她幫忙澆水。在四川，王世襄給她寫了很多信，袁荃猷回了兩封信，其中一封告訴他，“你留下的太平花我天天澆水，活得很好，但願生活也能像這太平花。”

王世襄後來回到北平，1945年底，兩人結婚。

3.知音知己

兩位才學相當、家世優厚的民國名士的婚姻，雙方分別是怎樣的地位？

現在大家更熟知的還是王世襄，因其玩世不恭、才華高絕，都符合人們對“民國大師”、“名士風流”、“世家風骨”的想象。而袁荃猷，甚至名字都未必能讀出來。在這段婚姻中，王世襄中自幼年至老年，不改愛好玩樂心性，又愛收藏，錢財大筆大筆花出去，收藏的大件小件包括傢俱等等堆滿家裡。聽起來確實是袁荃猷在忍讓和付出。

他們的朋友鬱風曾經回憶說：

“說起袁大姐這位主婦真夠她為難的，家裡已經塞滿各種大小件不能碰的東西，她的吃喝穿戴日用東西東躲西藏無處放，而王世襄還在不斷折騰，時常帶回一些什麼。她常說累得腰痠背痛連個軟沙發椅都沒得坐（因為沙發無處放），家裡全是紅木凳。但是我瞭解她的抱怨其實是驕傲和欣賞，而絕不是夫唱婦隨的忍讓。”

朋友們都瞭解，袁荃猷不曾真正抱怨，夫妻之間，始終是相知、欣賞、扶持。

兩人之間的稱呼，袁荃猷叫王世襄的乳名長安，王世襄叫她荃荃。當朋友談論起別的夫婦吵得不可開交，袁荃猷說：“長安別說吵架，臉都未曾紅過，我真不能理解。”王世襄說：“荃荃也從未紅過臉”。

袁荃猷精於繪畫、撫琴，王世襄也是最好的知音、知己。

袁荃猷是古琴一代宗師管平湖先生的入室弟子。家中藏有幾把唐宋元明的傳世名琴，是袁荃猷追隨管平湖學琴、撫琴的日常用器，看到好琴，王世襄都會變賣各種細軟籌款為袁荃猷買琴，所以王世襄常以“琴奴”自居。其中著名的一把是“大聖遺音”琴（故宮存有另一把同年代、同品題的宮中藏琴）。1948年，王世襄典賣了三件飾物以及日本版的《唐宋元明名畫大觀》，再加上母親留給他的遺物翠戒三枚，正所謂“鬻書典釵”，才以傾家之資從一位藏琴世家手中求得。

袁荃猷在2003年久病辭世後，王世襄不忍睹物思人，便將家中所存古琴以及與夫人共度幾十歲艱難時光的各種珍藏，盡數釋出，交付古物市場拍賣。其中這把稀世的“大聖遺音”琴，在嘉德“儷松居長物”拍賣會上拍出了891萬元的天價，創出中國古琴迄今為止世界最高的拍賣紀錄，之後在2011年這把古琴更是被拍出1.15億元的高價，可謂一琴值連城萬金。然而對王世襄來說，錢財外物都是身外之物，這也是夫妻兩人的共同志趣。

早在1993年，王世襄夫婦將幾十年變賣家財辛苦收集到的79件明式傢俱捐贈入藏上海博物館。袁荃猷說：“物之去留，不計其值，重要在有圓滿合理的歸宿。”

2003年，荷蘭克勞斯基金會獎勵王世襄十萬歐元獎金，當時袁荃猷已生病住院，“病危而神智清醒”，她和王世襄一致決定將全部獎金捐贈給希望工程。完全不將金錢地位等外物放在心上，而更珍貴難得的，是夫妻二人完全一致的志趣追求。

最後王世襄將兩人收藏之物全數捐贈國家，只留下袁荃猷的一件東西，就是他們一起買菜的提筐，他說，等到自己百年之後，要請人把這個提筐放在墓裡，就像他們兩個人，一起拎著這個提筐去買菜。王世襄說，這叫生死永相匹。

參考文獻：

王世襄，《錦灰堆》（合編本）

張建智，《文博玩家：王世襄傳》

揚之水，《王世襄夫婦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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