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大瘟疫,对我们现今防疫情有什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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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大规模的传染病也称瘟疫不计其数,包括霍乱、天花、鼠疫等等,据我们的史料记载,从西汉以来2000多年,中国古代先后发生了300多次瘟疫的大规模流行,经常隔几年或者几十年爆发一次。因而作为一个历经瘟疫折磨的多难之国,我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也得到了很多的教训。多个朝代都针对可能会爆发的瘟疫做了政策的制定和应对条例。也得益于这些启发,现代以来的疫情也得到了明显有效的控制。

(图源于网络)

首先在古代对这种瘟疫的控制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个就是药物治疗,每一次的大瘟疫的流行,都会极大的促进对中医药物的研究和发展,正是由于这一步步的发展,在应对新冠肺炎时,中医药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国家中医药局:临床显示中医药对新冠肺炎总有效率达90%以上

第二种方式就是隔离传染源。据史料记载,从汉代开始,就开始采用隔离病人的方式,来控制大型瘟疫的传播。清代的宫中就专门设立了叫避痘所,隔离感染天花的人。但是局限于当时的生产力限制,所以很多瘟疫控制隔离的效率并不是很高,因而很多次都导致了大量民众的感染和死亡。不过老祖宗的思想还是很正确的,从感染源开始采取控制,的确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也是因为有经验可追,在应对新冠疫情时,政府果断地采取了封闭武汉的措施,各地积极响应,封闭道路和小区村口,切断了大规模的传染源流动渠道,从而避免了更大规模的爆发,也因而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健康。

终南山:若管控迟5天,疫情规模预估将扩大至3倍

(图源于网络)

说到最后,疫情的爆发无法预测,但是也可以降低频率,那便是少吃野味!少吃野味!少吃野味!说三遍。虽然现在已经确定华南海鲜市场不是传染源头,但是这种病毒的确是从野外环境中流入人类社会中的,所以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感染,全人类的敌人都是病毒,危及的也都是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经济发展,这才是对全人类防卫瘟疫的最大启示。毕竟没有瘟疫,那也就无从谈起防疫了。

作为一个生活在有着几千年历史传承的国家的中国人,内心还是无比自豪的,毕竟历经风霜磨难之后,诞生的是一个充满着无数经验和智慧的中华民族。每次的苦难都会让我们更加坚强和团结。

习近平总书记:中国人从来不怕困难,从一开始就不怕。


四月的蔷薇花


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疫灾多不胜数,而且都是随着年代的拉近而逐渐增加的。在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中,就有历数了中国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一次、秦汉十三次、魏晋十七次、隋唐十七次、两宋三十二次、元代二十次、明代六十四次、清代七十四次。

在数千年与疫灾争斗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自然而然的总结出了不少的经验与应对方案,其中很多做法,直至今日仍在沿用。

首先,对于疫灾易发生的时机,我国古人就早有总结与预测。

人们很早就有发现,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而生: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洪灾,次年三月继发疫灾;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接着发生疫灾,“死者十九”.........

其次,对于突发性的疫情,防比治要来得有效得多。

那么如何防疫呢?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与疫情爆发相关联的事物。

在早先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将疫病归结于瘟神作怪来解释!不过后来,随着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意识到疫病的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

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就认识到此地春秋之交常生疫病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日久有关,决定兴工清理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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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正在漫延的疫病,切断传染路径与源头才是重中之重。

早在先秦之时,人们就知道通过处理尸体来切断疫情传染。后世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成口死者十七八!朝廷命人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疫情传染。宋代,官方都会在疫灾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

还有就是对于仍然活着的人来说,早在《汉书》之中,就有了对于病人实行隔离措施的记录。

很明显,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重视流行病的传染性问题。

在晋朝,隔离传染病人已成为制度。南朝齐时,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唐代则是由僧人开设乞丐养病坊,以隔离收治病者。

宋代开始,出现大量官办养病机构,都有隔离病患的作用。苏轼在杭州设立“安乐坊”,正是养病机构。

此后,元、明、清三代,官方设置的医疗机构除了药局外,其它则渐呈萎缩局面。不过,由于民间慈善机构的大量兴起,对于疫病的控制方面仍较有成效。


暗夜思考


17世纪的伦敦鼠疫

人类自从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大型瘟疫的传播,更多其实是一场名为“城市化”的资本聚集效应所带来的顽疾。其中,以17世纪,当时英国的工商业中心——伦敦最为显著。并呈现周期性的爆发。

就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当时作为英国经济中心的伦敦,先后爆发了6次规模较大的鼠疫,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瘟疫发生。在1665年,伦敦中因瘟疫死亡的人数高达55,797人,总死亡率高达17.6%。而导致英国伦敦瘟疫频发的重要原因,即跟当时不够发达的医疗条件有关;更重要的也与英国当时的圈地运动、价格革命导致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大趋势有关。

大量的人口集中,城市流民数量的增加,虽然促进了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但是也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公共卫生压力。特别处于伦敦社会底层的贫民,因为生活条件恶劣,高密度聚集,且长期处于封闭潮湿的工作环境之中。这些状况都极为容易引发瘟疫的大规模流传。

再加之,当时的英国是一个高度社会分层的国家,特别以伦敦为最:伦敦城的富人区的医疗条件更好,生活条件优越,居住条件更为宽敞明亮。但是在贫民区则恰恰相反,他们收入、饮食条件很差,生活本来就十分拮据。更兼之,人口密集,居住环境恶劣。所以往往是城市中的重灾区。而在泰晤士河两岸的贫民区中,周边除了污秽的窝棚,破坏环境的工厂和堆满泔水的养猪场,就剩下堆积如山的各种垃圾。即便生活条件如此恶劣,泰晤士河两岸的居民也不得不为日常开销而疲于奔波,其中大部分收入所得则都用于支付房租。

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曾经对英国的贫民区有细致的描述:

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国(除了伦敦的某些地区),这是普通的工人住宅。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像的。

……

这里的房子也是从地下室到阁楼都住满了贫苦的家庭。在韦斯明斯特的圣约翰教区和圣玛格丽特教区,根据统计学会会刊的材料,在1840年,5366个工人家庭住了5294所住宅(如果这还可以叫做“住宅”的话);男人、女人和小孩,总共26830人,不分男女老幼地挤在一起,在这些家庭中有四分之三只有一个房间。在汉诺威方场的贵族教区圣乔治,根据同一材料,有1465个工人家庭总共将近6000人在同样的条件下居住着;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每一家不超过一个房间。

……

这些房子真正是塞满了人。每一层住着三四家,有时达20人之多,有时每一层整个地都当夜店租出去,在一个房间里,不能说安插了,而简直是塞进了15个到20个人。这些区域是居民中最贫穷、最堕落和道德败坏到极点的一部分人的藏身之所,这些地方应当被看做那些可怕的要命的流行性热病的发源地,这些病就从这里蔓延到整个格拉斯哥。

而在恩格斯之前的年代,英国工人的状况显然也并没好到哪里去。而为了减轻当时英国公共卫生压力,英国政府在1580年,就颁布了禁止修建新房法令,当然这项法令只针对贫民区的窝棚,富人区的房屋则除外。尽管英政府在1593年、1607年、1625年反复重申禁令。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深,当越来越多外地人口涌入城市,这项法令不仅无助于缓解当时的问题,而且还更进一步恶化了底层民众的居住环境。这使得大多数人在不扩建新房屋的前提下,不得不将已有的房屋进行分割成一个个更小更不透气的隔间。同时,不少人更是在老房子的院落或是老街区里,偷偷修建各种劣质的、缺少排污条件和足够采光的简易砖房。而在1665年,维特福瑞斯区(贫民区)与圣·郊斯坦区(富人区)其中受鼠疫影响的死亡人数比约为3:1。因为穷人的患病率远远高于富人,所以这场瘟疫又被称为“穷人的瘟疫”

而在1665年大瘟疫时,英国皇家医学院就专门编写了《瘟疫防治指南》,其封皮上就专门写有“为穷人而作。”不过当时的医学条件也使得并不能提出多么有效的防治方法,皇家医学院当时提出的主要建议是点火。他们建议市民用姜、迷迭香、玫瑰花和精油捣碎后放到小盆中焚烧。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可以祛除瘴气,并可以驱散屋内的跳蚤和老鼠。1625年伦敦的每个街区,每周大约要点火烟熏二到三次。而一些医生、教会的教士和负责执行隔离的治安官也秉承着责任感,参与到整个瘟疫的防治一线过程中。

其中西蒙·弗曼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在鼠疫爆发时,他坚决留在伦敦,并说:“我将留下来拯救那些被感染的人,即使我因此而死亡。”而这位令人尊敬的医生与他的家人后来则都感染上了鼠疫。

但是有很多贵族、法官、议员和部分医生、教士、普通市民则都纷纷逃出伦敦城。在瘟疫爆发期间,整个城市的富人区空空如也,工场全面停工、集市无人经营,坟墓区则堆满穷人发臭的尸体,挖墓工昼夜轮班也无法做到将所有尸体24小时内埋葬。留在城中的除了少数专职医生和教士外,绝大部分人是贫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学徒和被辞掉的富人家佣。

而在英国的其它地方,由于疫情的加重,也使得附近的城镇人人自危,周围城镇开始对疫区人员进行封锁,他们关闭城道,锁闭城门,派专人携枪守卫,拒不接纳来自伦敦的普通难民,甚至还投掷石块来驱赶。甚至当一个垂死的伦敦人爬进一个农场小屋里奄奄一息时,当地人吓得只好挖了一个巨大的坑穴,将垂死中的病人连同房屋一道埋了起来。



D海国


人类与瘟疫的斗争,是地球上最惨烈的战争。欧洲的黑死病,夺走了近2亿人的生命;西班牙流感让5千万人离开了这个世界。瘟疫,给人类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但人类并没有缴械投降,停止抵抗的脚步。

“后事不忘前车之鉴”。纵观历史上发生的这些瘟疫,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一、科学应对。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原因、过程、结果,瘟疫也一样。过去,人们局限于认知上的短见,对瘟疫认识不足,找不到科学的应对方法,这是时代的局限性。现在则不一样了。就拿这次新冠肺炎来说吧,疫情发生后,我国的科学家们很快就确定:我国疫情爆发地为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中间宿主是中华菊头幅,并提出了科学性的建议。政府据此科学应对,采取封城、禁足、切断传染源等措施,第一时间防止了疫情向外扩散。某些国家采取的“集体免疫”,则是一种不负责任、不科学的做法,视生命于儿戏。

二、技术攻关。历史上的瘟疫之所以死人多,与落后的卫生医疗条件分不开,但人类一直在探索前进。欧洲天花肆虐时,全球有近1.5亿人死亡。科学家们没有被吓倒,而是夜以继日,迎难而上。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发明了“牛痘接种”法。1979年世卫组织宣布消灭天花。新冠肺炎发生时,我们的科学家成为最美“逆行者”,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探索病源,分析病理,提出了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大大地降低了死亡率。

三、同舟共济。疫情是无情的,是无国界的。面对疫情,全世界人民都应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同舟共济。新冠肺炎发生后,我们响应政府号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4万多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大量的医用物资运往湖北。民众则服从安排,禁足宅家。短短两个月,阻击疫情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武汉决定从4月8日零点开始,恢复离汉通道,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战换来的结果。

病毒是未知的,但人类的探索是无止境的,人类终将战胜病毒取得最后的胜利。





鱼头聊史


可以说一下历史上这个肺鼠疫

1911年2月20日,东三省肺鼠疫发生,且有蔓延之势,东北满洲地区的6万条生命被吞噬!加上春节期间,疫情更难控制!肺鼠疫从俄国贝加尔湖地区沿中东铁路传入中国,鼠疫的最先感染者是捕捉旱獭的“移民”,他们将鼠捕来,剥取其皮,染以颜色,冒充黑貂,售与西方妇女。人从旱獭身上感染后,借呼吸和飞沫传染的肺鼠疫。当时,在西伯利亚工作的中国劳工,回乡时,把鼠疫传入了中国。清政府耗银1000余万两,设立了民政部防疫局、京师卫生警察队和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等。此举为中国卫生事业之发轫。

因为这个鼠疫是有呼吸和飞沫传播,所以发明了口罩,应用在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同样适用,而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2019年的时候,内蒙古出现了两个感染鼠疫的患者,因为有了以前的经验,知道这个鼠疫传染性强,致死率高,所以在确诊后立即隔离,采取了立即的防控措施,才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所以正是以前我们国家有了经验,才会在面对这些疫情的时候第一时间采取措施,没有被病毒打的措手不及。





努力的露露


谢谢你的提问!

我只说 我们国家历史上的大瘟疫,我国历史上有多次的瘟疫发生,且死者十有七八,最初有大疫记载的是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有大灾”,此大灾为大疫,此后更是不断的有瘟疫的记录增加。

而古时,古人认为傩戏有驱疫的功能,还有设醮,纸般,龙舟竞渡等民俗都是驱疫的具体形式。

而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渐渐认识到公共卫生与疾疫的发生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正如我们现代的对公共环境的消毒。

而在古代,最为有效的防疫方法是现今疫情期间我国采用的方法:隔离!

可惜的是在古代,人们认为隔离是“不仁”而拒绝采取这种真实有效的措施,从而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

而在现今,隔离却是我国打赢了首场防疫战役的最有效方法,也是我国最正视生存权,最重视全国14亿人民生命的表现。


吾家阿七


这是个庞大的课题,历史上疫情发生一般有几个方面原因:

1、战争:军队和营房往往是疫病的重灾区,战乱会导致地方性疫病,流动的军队就是一个移动的大病菌(我国古代的伤寒疫情),此外现代战役是常会使用细菌战(日本侵华细菌战),瘟疫成为战争的武器。

2、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

3、自然灾荒,伴随着地震、水灾、旱灾和饥荒等自然灾害的结果,一定是疫病大流行。

4、古代世界的商人、传教士、信差和游客推动了各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同时也会导致大规模的疫情,黑死病就是典型的例子。

5、民间习俗和饮食习惯(吃野生动物)。

在疫情发生的原因上,我们吸取教训,前四点目前都做得还可以。唯独要提及的就是吃野生动物,是从来都没汲取的历史教训。从古至今,诸多大规模的传染病都由动物引起,并由动物传播到人。1988年上海发生甲肝,就是因为上海习惯吃启东的毛蚶,导致那次疫情,感染人数超过了30万,毫无疑问是一次罕见的特大公共卫生事件。至于SARS事件是不是由于滥食野生动物(吃果子狸)引起,本人表示质疑。

从源头上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做好防范,尤其是禁食野生动物。

古代社会的处理瘟疫方式:

1、隔离(驱逐出村、或安置远离乡镇的郊外空屋,比如对付麻风的方法是隔离,早期是将患者驱逐出境(乡镇),近代以来是建立麻风病院,将患者集中在规定地区疗养,禁止与外人接触;急性和大规模传染病突发时采取强制性封户或者封城,阻断传染病的传播与扩散,比如1911年东北发生的鼠疫事件,伍连德采取的就是切断由东北进入山海关的火车,将疫情首先控制在东北地区,防止疫病散播至关内;1665年英格兰德比郡的小镇来姆(Eyam)爆发鼠疫时,镇内居民主动封城,不让外面的人进来,也不让里面的人出去,以中断疾疫外传,全村350多人有260人死于这场瘟疫,这所被历史学家称为“瘟疫之村”的村民以自我牺牲的壮举,使附近地区的疫情得到控制,邻村的居民获得生机;也有感染的患者和家庭在家自我封闭;或者是建立专门时疫医院,集中接待传染患者,专门治疗,并与医院其他患者隔离。)、焚烧尸体。

2、改变生活方式,比如开始洗澡、洗手;

3、近代社会发明用了公筷、戴口罩;

4、疫情爆发时调整交际方式,宵禁,在家自我封闭。

5、制定贸易新规则,比如港口检疫,对货物和外员人员进行检疫,1374年威尼斯首先颁布法规,规定所有进出威尼斯的客商,若有感染或有感染嫌疑的商人一律不许进城,其他意大利城市也照例而行。1377年,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拉古萨共和国首先规定,所有被疑为鼠疫传染者,必须在距离城市和海港相当距离的指定场所,同时是在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环境里停留至30天才准入境,后延长至40天,称为四旬斋(Quarantenaria),即为今天的海港检疫。1383年,法国马赛正式设立海港检疫站。

中国古代王朝基本没有专门的措施,“遇有疾疫,不特各人自谋医治,自为保卫,地方官府尤必代为之计,使合境之人同登寿域而后已。较中国之施医设局,任人自便,来者听之,不来者勿强不同”。一旦疫情爆发,会派“太医”去地方观察,要求地方政府代为处理,地方政府会设立“别坊”、“养病坊”和“疠人坊”接收患者,或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这置医药”,大多情况下,主要依靠民间力量或是宗教团体设立临时医院接收治疗患者,近代上海一旦遇到疫情,就会出现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共同设立的“时疫医院”。

当然中国古代在防疫上还有很多贡献,比如接种疫苗,历史上持续爆发的天花,导致的总体死亡人数远远超过鼠疫,死亡率高达25%。自宋代以来,中国社会采取人痘接种方法预防天花,亚洲其他国家和阿拉伯医生也会此方法,18世纪前后人痘接种法传到欧洲,1796年英国人痘接种师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术,成为有效对付天花的无害疫苗,但当时人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此疫苗的作用与重大意义,英国议会立法强制推行接种疫苗。疫苗接种的方法有效防治诸多传染病的爆发,20世纪之前危害社会与人群的斑疹伤寒、白喉等传染病得到控制。

防疫启示综合有以下几点:

1、14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之后有两项重要措施一直沿用至今,并能有效地起控制作用,1、1383年,法国马赛正式设立海港检疫站;2、政府设立一个委员会专门监督指导收尸、殡葬、戒备外来船只、隔离、呈报病情等事项。

2、卫生立法、设立隔离场所和收容机构,隔断疫情,救助患者。

3、国家卫生动员和公共卫生知识普及:卫生海报(现在网络宣传)、预防指导手册(洗手、口罩、公筷、消毒等)。

4、预防学和卫生统计学兴起。五、传统中医有针对性的抗疫方子、现代有针对性的疫苗。

5、每次疫情爆发,伴随而来的另一场隐性瘟疫:流言、谣言和迷信、非科学的所谓民间疗法的传播,这些社会性疫病,其传播速度更快、感染人群更快,其危害并不见得比生物性疫情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易造成社会恐慌;因而防治疫情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信息透明、科学知识普及和及时的防治方法指导。

总之,瘟疫可以对人类社会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也促使人们反思生命的价值,启发医学家探究致病原因,产生新型的学科,比如细菌学、流行病学的概念兴起、统计学调查方法的广泛应用、人口普查和疾病谱的出现。由霍乱而导致水资源的控制和水质量的监督管理、疾病研究的社会学取向等。瘟疫在人类历史重大转折节点上扮演的角色可参看前面回答。值得补充的是,SARS事件,不仅推动了中国公共卫生预防与应对机制改革与完善,而且将医学史、公共卫生史和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从一个隐性的研究领域,推到了学术研究的前台,成为一门显学,越来越多地受到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关注,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争议


中国有文字记录的大瘟疫有五百多次,全世界范围内按死亡人数可以分为:一、欧洲中世纪黑死病,世界范围死亡人数大概7500万人;二、美洲大瘟疫,死亡人数大概3000万人,印第安人几乎绝种(欧洲人故意将天花病毒引入美洲);三、明末鼠疫,死亡人数大概一千万人,军队丧失战斗力,加速明朝灭亡;四、西班牙大流感,全球死亡将近4000万人。

这都是全世界最惨烈的瘟疫,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但是人类在与这些瘟疫斗争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抵抗瘟疫传染的方法。

1、派官方医生为老百姓免费医治,我们在电视剧《女医明妃传》里就看到皇帝派太医到民间亲自问诊。明朝还制作“济疫小饮子”发放给老百姓。

2、官方处理尸体,古代瘟疫爆发前往往是大旱大涝,造成大饥荒。饿死无数,尸体腐烂会造成进一步的传染。官方派人掩埋尸体,一方面避免传染,另一面对百姓也是一种安慰。

3、实施隔离政策,西汉政府腾空部分房屋集中对患者治疗,这种行为在秦朝已经进行立法,汉代进行了继承。比如在《睡虎地秦墓竹简》里看到秦朝已经对瘟疫立法,要求不与患者接触,不与患者共同饮食,知情马上上报,这是最早有记录的立法。

4、树立全民防疫意识,比如在腊月年末集中大扫除,民间有腊月24扫房子一说,端午饮雄黄酒、挂艾叶等。

这些措施在今天我们对抗新冠病毒的时候仍然有借鉴作用,当然现代社会科技更发达,我们更有信心消灭新冠病毒。




青崖之上


信息透明,实事求是,提供公众认知。因为,传染病比一般疾病多了一层社会学意义:纯粹的医学努力无法遏制它,它考验着整个社会应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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