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吸引外來人口這件事上,江蘇已經輸給浙江幾十年了

在吸引外來人口這件事上,江蘇已經輸給浙江幾十年了



這世上最牛逼的人,其實不是手握大權的,也不是坐擁金山的,而是發明金句的。兩千年多前山東的一個老頭,憑藉一打金句,成了萬世師表,雖然在真正的哲學家,如黑格爾看來:

(論語)裡面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裡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裡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處的東西。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至於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裡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

在當下,金句誕生比較多的,除了藝文圈,就要數財經圈了。比如任澤平的那句“房價短期看金融,中期看土地,長期看人口”,連菜場大媽都能倒背如流信手拈來了。

其實,不止買房要看人口,分析城市更得留意人口問題。特別是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搶人大戰的興起,人口數據的受關注度,更是僅次於GDP。

像是這段時間,幾乎所有財經、城市類自媒體都在討論“杭州人口過千萬”、“杭州人口增量超廣深”、“浙江人口淨流入量全國第一”“江蘇人口增量不及餘杭一個區”等話題,“智谷趨勢”一篇關於復工搶人的文章《奪回失去的一個月!廣東浙江又現神操作,一堆城市懵了》,竟然獲得了2100多萬的閱讀量。

在吸引外來人口這件事上,江蘇已經輸給浙江幾十年了

2100萬吶,同志們,“三土城市筆記”創號以來的閱讀量總和估計都沒那麼高。還有天理嗎?你們能給力點嗎?不留言、轉發、點擊在看不是中國人!

所以,化悲憤為力量,三土上週也埋頭寫了篇七千字的長稿《孔雀東南飛:浙江的人口膨脹之路》,過段時間會在公號裡推送。

在寫作此文的過程中,我翻閱了許多歷史文獻,意外地發現了一個秘密:就是江浙兩省在吸引外地人口流入方面的差距,並非最近這兩年才出現的,而是已經持續了幾十年。

按說,江蘇一馬平川,又處在京滬線上,自然稟賦、地理區位比“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要好太多了,但為何在外來人口吸引力方面,卻被浙江甩出幾條街?

這一篇,我們就來聊聊這個有趣的話題。歡迎“蘇大強”的小夥伴留言或進群(目前群友已突破掃碼入群的人數上限,還想加入的可以先添加三土的個人微信tgnf1987,我單獨拉入群)反駁辯論,要求只一條:拿數據說話。



太遠的歷史咱就不細說了,直接貼一張圖吧。

在吸引外來人口這件事上,江蘇已經輸給浙江幾十年了

看看,在那個江南、江淮和淮北三地第一次被人為捏合成一個省的年代,江蘇、安徽和上海兩省一市加起來,也就比浙江多了那麼一丟丟人。

但,這不是常態,具體浙江人口的走勢,還是關注接下去推送的《浙江的人口膨脹之路》。這裡,我們只談大多數情況下,江浙兩省的人口總量之比和現在差不多,8070萬:5850萬≈4:3。畢竟,一個是平原省,一個是丘陵省,人口承載量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比總量沒啥意思,看增量才能看出問題。

當然,總量也好,增量也罷,前提是得有可靠的統計數據。而中國歷史上的那些“戶口調查”水分太大,準確度太低。許多地主豪強之家,為了逃避稅糧,歷來有隱匿人口的傳統。這點不要說古代了,即使到了20世紀初,近代人口調查制度剛傳入中國那陣,相關數據仍舊失真嚴重。

這也是為什麼,知名歷史學家何炳棣對宣統年間的戶口普查評價極低,認為清末戶口普查結果不足信,甚至表示自咸豐元年(1851年)至 1949 年間,雖有數字,實際上卻是人口統計學的真空時期。

當代中國第一次全國性的人口普查起於1953年,此後,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前後總共進行過六次人口普查,而第七次將於今年下半年進行。

根據這些統計數據,從1949年-2019年,江蘇常住人口增長了4558萬,年均增長65.1萬,年均增速1.85%;浙江增長了3766.93萬,年均增長53.8萬,年均增速2.58%。江蘇儘管總人口數和年均増量都要高於浙江,但浙江的人口年均增速則快過江蘇。

在吸引外來人口這件事上,江蘇已經輸給浙江幾十年了



當然,1949年以來江浙兩省各自的人口增長並非勻速進行。以1973年12月,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召開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彙報會為界,之前是鼓勵人民放開肚子生,當“光榮媽媽”;此後則轉向節制生育,而且是越來越嚴,什麼“該流不流,扒房牽牛”“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經歷過那些年的人想必終生難忘。

總的來說,江浙兩省都是執行計劃生育的“先進”地區,早在1963年7月,江蘇就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省計劃生育委員會;1964年2月,浙江則率先頒佈了《關於計劃生育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不過,浙江雖然啟動計劃生育比江蘇早,但江蘇自80年代以來的執行則比浙江嚴。

直到最近這幾年全面放開“二胎”前,江蘇省長期堅持的是城鄉基本一致且十分嚴格的“一孩”政策,而浙江則是“一孩半”政策。特別是對於農村居民這部分,浙江的“女兒戶”政策要寬鬆得多,農村居民適用的條款也要比江蘇多得多。

即使是在計劃生育最嚴格的年月,溫州等地二胎三胎情況始終很普遍。而江蘇則誕生了如東這樣的“全國計劃生育模範縣”,結果自己把自己給活活計生死了,較全國提前2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這也告訴我們一個人生道理:沒事別爭著當什麼先進模範,當先進模範到頭來是要吃苦頭的。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進入新世紀後,江浙兩省的自然出生率雖然都低得驚人,但相對來說,江蘇比浙江更早進入1%以下的低生育水平行列。2000年,江蘇人口出生率就已降至0.908%;兩年後的2002年,浙江人口出生率才跌破1%線,降到0.998%。此後浙江人口出生率始終高於江蘇,並持續至今。

綜合來看,2000-2013年江蘇省年均出生率為0.9345%,而浙江達到1.0195%。第一局,浙江勝出!

在吸引外來人口這件事上,江蘇已經輸給浙江幾十年了



眾所周知,人口增長分為兩部分,自然增長和機械增長,自然增長指的是本地人自己生的,機械增長也就是俗稱的外來人口流入。

改革開放前,由於戶籍制度的束縛,機械增長很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所以人口增長基本等同於本地人的出生數減去死亡數。

1978年以後,雖然因為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江浙兩省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一降再降,但隨著改革開放的同步啟動,身處中國經濟發展前沿陣地長三角的江浙兩省,吸引來大批內地務工人員“孔雀東南飛”。

199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首次設立了人口遷移調查項。當時,浙江是全國人口遷出率較高的六大省區之一,遷出率在1.5%以上,這跟溫州人、青田人走四方做生意的情況基本吻合。而江蘇人則顯得更加安土重遷,特別是這一時期蘇南鄉鎮企業蓬勃發展,沒必要出門討生活,相反還能吸引大量外來勞動力。所以那幾年,江蘇是全國人口遷入率較高的省區之一。

數據顯示,2000年前,流入江蘇的流動人口規模佔全國流動人口的百分比一直高於浙江,但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後,浙江的人口遷入率穩步攀升,從2000年開始,流入浙江的流動人口規模佔全國流動人口的百分比開始超過江蘇省,在保持領先的同時差距也在持續擴大。

在吸引外來人口這件事上,江蘇已經輸給浙江幾十年了

不僅如此,浙江的流動人口中,來自外省的人口占大頭,省外流入人口占全省流動人口總數的比重高達約60%;相反,江蘇則是省內流動規模大於省際流動規模,省外流入人口占全省流動人口總數的比重僅為40%,這跟大多數人印象中江蘇主要是蘇北人流入蘇南的感覺一致。

除了比例上大幅領先江蘇,在省外流入人口總量上,浙江也是碾壓江蘇。以2010年“六普”時的數據來說,浙江的省外流入人口達到1182.4萬,比江蘇的737.9萬多出將近450萬。

在吸引外來人口這件事上,江蘇已經輸給浙江幾十年了

可見,相比浙江,江蘇的“外援”明顯較少,人口增長更依賴江蘇人自己。但上面提到,江蘇計劃生育又特別嚴格,即便蘇北人的生育率也不敵浙南,所以全省的人口增長後勁自然也較浙江遜色。

第二局,江蘇繼續完敗。



生又生不過浙江,吸也吸不過浙江,所以在人口增長這件事上,江蘇就只能乖乖認輸了。

來看一組數據:2000-2010年這十年,浙江常住人口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53%,而江蘇是多少呢?0.56%。不到浙江的一半,與全國平均水平(0.57%)十分接近。

而在最近的2010年-2019年這十年,江蘇人口從7866萬到8070萬,增長了204萬;而浙江則從5443萬到5850萬,增長了407萬,是江蘇的整整兩倍。

在吸引外來人口這件事上,江蘇已經輸給浙江幾十年了

特別是最近這五年,浙江彷佛開了掛,人口增量一騎絕塵,從35.6萬、51萬、67萬、80萬、直至2019年的113萬,可以說是一年上一個臺階,開始與廣東並駕齊驅。不出兩年,浙江總人口就將突破6000萬大關,超過湖北,晉升為中國人口第九大省份。

而江蘇的人口年均增長數則始終徘徊在一二十萬的水平線。以至於2016年底《江蘇省人口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到2020年末,全省常住人口達到8200萬人左右”的預期,現在看來是根本不可能完成了。按照目前的速度,到“十四五”末,都未必一定能達到。

這或許也能夠解釋,過去這幾年,浙江與江蘇的GDP比開始觸底反彈,從60.29%一步步爬升至62.58%。

得人口者得天下,誠不我欺。



說了這麼多,可能有人要問了,既然浙江人口增長早就領先江蘇,為啥從2003年開始,兩者的GDP差距反而越拉越大?

在吸引外來人口這件事上,江蘇已經輸給浙江幾十年了

問這個問題的同學,估計是沒有認真讀任澤平的金句。人口只是影響樓市走勢的一個長期因素,但並非唯一因素,同理,人口流入情況的確會影響城市的發展與走勢,卻不是唯一的決定力量。

江蘇從2003年開始經濟發展甩開浙江,根本原因是市管縣體制對省管縣體制的絕殺。新世紀以來,江蘇啟動了大規模的撤縣設區工作,目前,除了蘇北的宿遷外,其餘12個地市的轄區數量都在3個以上,蘇南的蘇錫常更是達到5區建制,突破了許多人認知中地級市轄區數量的天花板。

“大都市戰略”幫助江蘇乘上了城市化的風口,城市發展狂飆突進,南通、常州、揚州等相繼甩開原先的競爭者溫州、紹興、嘉興。

反觀浙江,那些年始終在“縣域經濟”的一畝三分地裡打轉轉,撤縣設區步伐緩慢。在2013年前,全省只有杭甬溫三大城市擁有3個以上的區,其餘城市多為2區體制,有些(如麗水、紹興)甚至只有一個區。由此帶來的強縣弱市、市本級首位度底下等問題,使得流入的人口被分散到了各個縣城,無法發揮集聚效應,從而制約了經濟的發展。

好在這些年,浙江有些回過味來了,省級層面開始頻繁表態要“推進縣域經濟向都市經濟轉型”,撤縣設區和區劃調整工作也明顯加快:

2013年撤設上虞、柯橋,2014年是富陽,2015年為洞頭,2016年撤江東、分鄞州、設奉化,2017年則有臨安……據說嘉興也已經在行動了,而且方案極其大膽,因為尚未官宣(省裡已經點頭,海里還為通過),三土也不便在這裡洩露天機,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入群私聊。

隨著地級市的壯大,浙江這幾年的發展開始抬頭,但是跟珠三角、蘇南還有不小差距。後者的一個共同點是都消滅了縣。什麼時候環杭州灣也都消滅了縣,海寧、長興人不再以做縣民為傲,浙江的“吸人神功”才能發力到經濟發展上,“浙大富”才有望變身“浙大強”。

(更多長三角區域城市分析文章,歡迎關注我的微信公眾號“三土城市筆記”或“三土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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