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是中国姓氏，"洹"安阳的母亲河，生于1965年则是时代背景。辗转河南、北京、美国、上海，千帆过尽之后，他说，身份证上的信息要用一生去表达，一辈子要说的东西，全部都在这里边。"一个艺术家面临最难的、同时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我表达什么?我怎么表达?那些成不了优秀的艺术家的人，一直在徘徊、一直在犹豫。如果艺术家总是介意别人会不会接受自己的作品，那就永远无法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他说，你心里是什么，就是你要表达什么。
西装、衬衫、西裤、B23运动鞋、墨镜 / 均为 DIOR
三月天气微凉，在上海远郊的工作室里，我们初见张洹。
白，是他全身着装唯一的颜色，从帽子、外套、内搭，到裤子、鞋子、袜子，再配上脸上白色的口罩。白色，在张洹的身上没有死角。衣如其人，张洹说，他喜欢简洁、概括。40岁之前，他穿一身黑色;40到50岁，灰色是选择;如今过了50岁，他穿白色。
作品亦如其人。张洹认为，表达要越少越好，如果作品用一两个字能说清楚，那必定说得很深、很高明。
1994年，在行为艺术代表作《十二平方米》中，他在一个公共厕所一动不动地坐了1小时，身上涂满鱼油和蜂蜜，让苍蝇聚集在身上。生活状态决定了艺术状态，那时他是一个北漂的艺术家，过得困顿，8年搬了13次家。从1991年到1998年，张洹在北京，那是一段“名声没有、钱没有、专业也没人承认”的艰难日子。但正当人生滑入低谷，他偶然得到去美国参加高名潞策划的“蜕变与突破:华人新艺术”展的机会，张洹卖掉全部家当，换了200美元，孤注一掷地去了。
他邀请了40多位在北京打工的外省民工及其孩子，年龄从4岁到60岁，一群人浸没在池塘里，做出了《为鱼塘增高水位》。这幅乌托邦气质浓郁的作品在美国一炮而红，当张洹抵达纽约参展，地铁、博物馆外面都是他的面孔，他成了新一代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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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洹认为，是作品本身说话了。《为鱼塘增高水位》反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承载了一种改变现状的精神—— 在外国人心中，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就是这样的。
没有人知道，这个来自河南安阳的年轻人原本只是打算到美国打黑工、赚快钱。媒体、评论家、画廊、收藏者如潮水般涌来，声望与财富成了顺理成章，张洹人生前33年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
隔了半个地球，才更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2006年，在移居美国8年后，张洹停止了行为艺术创作，他深感超越不了自己，不想再重复。他说:“在美国，身体里的荷尔蒙已经让我不能再继续做表演艺术了，我感到再不回中国，我就死在那里了。”
张洹觉得:“在美国8年最大的收获，就是终于弄清我是中国人，我是河南人。”于是他决定回到中国，在上海买下了前国有液压容器厂的厂房，招募了几十个人，建立了占地50亩(约33000平方米)的工作室。北京时期，他像一粒种子，发出一个芽;
到了纽约，有了土壤，这个芽开始生长;回到上海，这个种子灭了，又要找新的种子。
他带领工作室将创作方向转向绘画、雕塑和影像作品。得到了故土的滋养，张洹如鱼得水，积压的想法喷薄而出。他把香灰请到作品里，用香灰为历史人物作画，以及制作公共装置。香灰画、牛皮雕塑、门板木刻、羽毛版画等艺术形式都是他的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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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张洹做了《希望隧道》，呈现出被地震摧毁的火车残骸、变形的轨道，以及火车从事故地点辗转西安、上海再到北京的纪录片。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时，这辆21043号货运火车正在穿过连通甘肃、四川和陕西交界处的隧道，随后它被困在山体内并起火。
张洹购买了火车的部分残骸进行修复，用于当年的展览，至今这份残骸还保存在他上海的工作室里。他说，他试过很多表现这个事件的方式，结果发现给得多了，它本身的内容就少了，所以最后几乎什么都不给，略作一点处理，反而感觉更多。2019年，暂停了行为艺术表演13年后，他觉得血液里新的激情蠢蠢欲动，他已经准备好回归了。张洹说:“这是国家、时代给你的养分，只要你不是视而不见的人，你的感触就会被激发。”
真诚地反映当下的生活状态以及社会状态，是张洹一直以来的创作理念。不受制于作品的连续性，他制作任何他想象到的东西。他认为，看起来创作媒介和手法多样，表现形式与以往作品不同，但内心深处的线永远不断，因为 DNA 不会改变。他在不被人注意的平淡生活中，发现和体会人性的本质，也关注人的精神状态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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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男人风尚》和张洹的访谈实录。
我身上流淌的是商纣王的 DNA
生在河南安阳，童年成长的环境是怎样的?
河南就是平原的文化，一望无际，睁眼全是黄土，中原的食物也非常简单。黄河流域是中国最老的区域，我们的祖先就是几千年前在这里发源的，再慢慢发散出去。
河南是我的家乡，我身上流淌的是商纣王的 DNA。商纣王有三件事，打仗、喝酒、女人。我也是三件事，创作，家庭、喝酒。这种基因，这种遗传，你改变不了。
14岁开始学画，在那个年代里怎么发掘出自己对于画画的兴趣?
这最有意思，就是因为其他的学不好。老师讲课的时候，我没有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然后听不进去，脑子就跑掉，这是个恶性循环，我就开始在桌子上乱画乱写。
父母当然也希望我学好，但是我天生就这个基因，天生没有注意能力。他们就算着急也没办法，只要我不打架、不抽烟、不做坏事，就已经很好了。他们也有期望，但是我就是这块料，期望有什么用?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刚开始我什么都不行，没有一点自信，经常罚站。一直到了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一个启蒙美术老师，姓谷，他问我暑假要不要参加我们学校的美术班，那是我第一次被老师肯定，第一次有了自信，那一次很重要。
大学毕业之后去做老师，跟这个是不是有关系?
也不是，大学毕业以后做老师那是分配的，谁想做老师?铁饭碗，很无聊。
小学毕业以后，自己朦朦胧胧有一个想法，未来要做一个画家，给人画像，当时不知道这是个艺术，只知道是个技术。后来到大学了知道，画家里面有艺术家、有好的画家、有大师、有巨匠，开始对这个概念有不一样的体会了。
大学毕业以后，我能分到一个大学做美术老师，已经很幸运了。因为我们在开封读书，被分到省会郑州，首先这是大家都希望去的地方，其次能在郑州的一个大学做美术老师，不改行，太幸运了。
我在大学期间，我的各方面跟小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干部，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进步、很积极，画画的成绩也非常好。可能因为是年龄的关系，我开始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专业，而且考了四年才考上大学，一般人家一年就考上了，我考四年才考上。你说你能不高兴吗?能不珍惜吗?
既然当老师是个好工作，为什么要去北京读书?
有一次我们学校开运动会，开幕式的时候，每一个系、每一个年级都是老师带着学生，排队经过主席台。我看到历史系的刘教授，一个老头带着年轻人走过去，我那个瞬间就看到，我的未来就是美术学院的张老师带队穿过主席台，我一下很害怕，很紧张，在这待一辈子不是我要的，我必须要离开。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中国从一个贫寒、闭塞的状态，整个转向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开始变了。南下、北漂的人很多，学生的思维也都极其活跃。
我们那几届在大学里边的学生，都不安心学习了，都想着毕业以后怎么样去赚钱、怎么样去在物质上有提高，所以我一到郑州，虽然在大学里边工作，但是我私下去服装厂应聘厂长去了，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想把服装厂做好。我开始不安心，不踏实，没有心思去做艺术了。
同时就开始找再学习、进修的机会。终于在1991年，26岁去了北京中央美院。这过程特别不容易，里边的故事都够写一个剧本拍一部片子了。中央美院专业上的要求比较高，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要去认识老师，原来在地方学的这一套跟北京的要求也不一样。当时要把作品拍成照片，还要初试、复试、面试，真的很难的，最后乱七八糟给混过去了。
在北京就眼界一开，不想回去了，心就野了。中央美院的老师都是我心目中的大家，他们给我上课，这种感觉特别幸福。中央美院的图书馆有那么多藏书，中国美术馆那么多好展览，北京当时是文化中心，其他任何地方都没这个条件。
做艺术的人在北京，野心就大了，我那个时候就想，2000年的时候我35岁，到那时我必须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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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8年，我无地自容
作为一个北漂的年轻人，你觉得怎样才算成功?
就是我必须得自己养活自己。
你想想看，一个大学老师到了北京以后，两年学习结束不回去，大学就把我开除了，身无分文，靠什么生活?你是个活人哪，首先交房租、吃喝拉撒，还要买画布、画框。
当时生存压力非常大，经常付不起房租，我在北京8年搬了13次家。有一次夜里两三点钟蹬着三轮车、拉个板车，从北京往郊区拉，路上被人截住，以为我是干吗的。
所以《十二平方米》是当时北漂生活的真实反映?
那是太真实了，没有一点修饰。现实里天天用的就是那样的公共厕所，那都算是最好的、最干净的。
当时我搬去东村，就是有房租上的考量。我在中央美院快要毕业的时候，离开都市，去村里边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去搞创作，我还需要一个足够大的空间，所以去了东村。我是第一个去的，逐步把一些搞音乐的搞戏剧的都拉过去。我在门口写了个牌子，East Village。
既然做行为艺术很难变现，为什么还在坚持?
那个时候很单纯，没想过变现的事情，那时很狂热，艺术像宗教，我就是一个圣徒。
只有对艺术有很真诚、很崇敬的心态，才能把艺术做好。首先要真，就是你有没有良知，艺术家要说真话，要把社会把百姓把你的生活展示出来，这是非常朴素、非常单纯、非常崇高的。
《十二平方米》是我的头一两个表演作品，一下就成为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后来的表演作品就很难超越它了。现在才清楚，那个时候以为才开始，其实已经结束了。因为到后来可能很多因素进来，真诚是一直很真诚，但是不像一开始那么单纯，要考虑的东西会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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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作品之后，声名和金钱是不是也都跟着来了?
我1991年到北京，一直到1998年都没有一点变现的机会和势头。谁会去买一个在厕所里坐着的，这么丑、这么脏、这么难闻、这么不舒服的作品?在北京8年，名声没有、钱没有、专业也没人承认，我就是一个失败者。
到了1998年，我是无地自容的状态，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青春给扔过去了。
每次都骗父母，我在搞艺术，我在北京混，不用担心，我什么都有，但是骗两年可以，8年?抗战8年都胜利了，我做个艺术8年了怎么还没饭吃。那时候，我去找老师朋友借200块钱都借不到了，周边的人都知道我借钱还不上。人到了一个最低谷的时候，高名潞先生在纽约的 InsideOut 华人艺术大展请我过去。那个时候也巧，我前一天早上
刚做完《为鱼塘增高水位》的作品，做完我就把照片洗出来，第二天去高名潞家里找他，把照片给了他就回去了。
结果两个月之后，他的助理跟我联系，邀请我参加Inside Out 华人艺术大展，包括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60多位艺术家，是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次在美国做展览。而且最高兴的是，展览的大画册封面要用我的作品，还邀请我去美国参加开幕式，让我在开幕式上做表演。
这是一个背水一战的好机会，我就决定去美国试试。走的时候，我把家当全卖了，卖了200美元，签证也是签了好几次才签上。
结果一到美国我没想到，地铁上、博物馆外边挂的全是我的照片——《为鱼塘增高水位》，我到了纽约，一下成为关于中国当代艺术最有名的一个面孔。
那个时候欧美正在发现中国新一代艺术家的代表人物。因为蔡国强、谷文达、徐冰、黄永砯在欧美已经很有名气了，他们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是60年代，我正好就是一个崭新的形象，哗哗机会就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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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8年，河南人在美国
你在欧美受到认可，更多是因为中国身份吗?
都有。
作品本身说话了。一帮各行各业的人，跟艺术家在一起，光着膀子站在北京郊外的一个鱼塘里边，为鱼塘增高水位，这个概念对于外国人来讲也是很新的，是很乌托邦式的梦想，有种改变现状的精神，他们心中的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就是这样的。
我在北京这些年做的作品都送到纽约去了，再加上在开幕式上做的《朝圣:纽约的风水》的表演，他们都炸了，《纽约时报》、《金融时报》都开始报道，各种评论、专家都来了，商业机会就出来了，画廊开始找我，有人开始买我的作品。
我原本要在美国打工，街头画肖像、去医院里背尸体洗尸体，赶紧在一两年赚点钱，然后回北京租个房子开始画画。
30多岁那种紧迫感，让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但是第一天到美国就很幸运。33岁之前，我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努力、我的梦，在纽约就全部开始实现了。
在美国8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1998年去美国，1999年就有孩子了，在美国生了两个孩子，这是很大的收获。
但美国这8年最大的收获，是终于弄清我是中国人、我是河南人。为什么叫四十不惑?到了不惑之年，你开始挖，原来自己是从东方来的，原来自己是个河南人在纽约。从地球的另外一边，再看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理解就更清晰。
我2006年从纽约回国，到上海以后如鱼得水。
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室成立，把自己积压了那么多的想法，一个个地实现。我在美国的时候，是一个水土不服的状态，比较被动。虽然比在中国没饭吃的状态好很多，我开始有饭吃，但是美国的文化跟我没什么关系，我的根、我的血脉不在这块土地上。2006年回到中国以后，一下灵感就来了，就有了这几年的香灰，跟土地上分不开的东西就长出来了。
但是从美国回来之后，你不再做行为艺术了，为什么?
2006年左右就不再做了，当时最后一个是在波士顿。一直到去年又开始，在黄山为轩尼诗做了行为，那个是为了拍片子、做商业项目，未来有可能会再一次开始做行为，现在还不到时候。
当时不做，因为超越不了自己，不想再重复。而且在美国，我身体里的荷尔蒙已经让我不能再继续做表演艺术了，我感到再不回中国，我就死在那里了。
现在感觉完全变了，境界也变了，所以想重新开始，我已经准备好了。血液里有一种新的荷尔蒙，它已经很饱满了，你只要开始做，它就有全新的东西。这是国家、时代给你的养分，或者说只要你不是视而不见的人，你的感触就会被激发。我的作品反映的是我当时的生活状态，也是大众的一种普遍状态。我根据自己的环境做最感兴趣和最熟悉的事，不断发现日常事物中有意思的部分，然后进行艺术创作。在我看来，当代艺术的价值所在就是创作出代表时代精神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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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上的一行字，要用一生去表达
你怎么理解艺术家参与商业项目?
也是想在另外的领域把自己的知名度打开，去挑战。
做商业项目其实比做纯艺术还难，因为他们给你一个调子，有点命题作文的感觉，在这个调子里边，要做到你能接受、他能接受。有时候还有情感关系。
比如说去年我为了轩尼诗重新开始做行为艺术，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因为我最大的收藏家从20年前我还穷困的时候，就开始支持我，他的品牌请我来做，我能拒绝吗?这是我的恩人，从感恩、从人性的角度我都要做。
如果说总是有类似轩尼诗要感恩的情况，是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作品的时间会少一点?
也不是，就算没有这些事，自己该不画还不画、该不做还不做。
重要的是，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我就不仅仅是我了。
年轻的时候，一切都是“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当阅历成长的时候才开始明白，原来“我”是因为很多人才有了“我”，所以要开始回馈、感恩。这是到这个年龄，才能这样做的。自己牺牲一点也没什么，慢慢地，“大我”就变成了一个“小我”，最后就变成“无我”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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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四十不惑，那50岁的感觉是什么?
50岁是真的知道，所有的事情不是你说干吗就干吗，不是你说了算。
君子不与命争，这就是说人的命天注定。《易经》里边讲，所有的事情都归时间管。点儿好，点儿背，说的就是时间点。你的成你的败、你的所有，都是早就定好的事情。我信奉佛教，是在家居士。今天种的因，明天结的果。世界一直是这样的，都是你的命，跟努力没关系了。
努力也是命中注定的。有的人吃不了苦，天生就懒，或者有的人天生就喜欢折腾，就是个好动的人。像我的基因，8% 是藏族血统，4% 是蒙古，还有韩国，更多的是汉族血统。我觉得我身上有游牧民族的基因，就是一个爱动的人，所以我离开家乡在世界上跑了一大圈。50岁的时候，往未来看，都看到头了，就开始形成了
对生命、对人生、对感情、对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理解，开始思考了。
人能看到头的时候，就变得有限了。我45岁之前，一直是无限的，50岁的时候，我还想着后半场才开始，但是现在55岁，这5年的认识又不一样了。
当人能看到头的时候，就不狂妄了，就开始客观了。年轻的时候总说前途无量，现在我觉得，太有量了，太有限了。当然，孩子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命的延续，但这只是延续，并不是自己。
人生最好的时间是70岁以前，一过了70岁，就加速衰老，那之后就别谈生活的品质了，能维持正常人生活就不错了。我现在55了，还有15年最好的时间，我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能创作自己喜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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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过，生活状态决定艺术状态。那你的态度、你的作品影响到了一些人吗?
是全球性的影响。每天很多人从全球给我发来信件，年轻人，各行各业的，都给我来信。昨天一个学生艺术家来信，他要参加一个表演，说一直很喜欢《十二平方米》，能不能在活动上借用这个想法，做一个作品来致敬。
一个艺术家面临最难的，同时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我表达什么?我怎么表达?那些成不了优秀的艺术家的人，一直在徘徊犹豫这个问题，最后什么也无法选择。大师呢，我为我自己画。
如果我总是想，世博会会不会选我的作品，或者是那个谁会不会买我的画，如果艺术家总是想到这个，那就画不出画来，无法创作。
艺术史那么丰富，各个流派都有好的作品，你没法下手。你心里是什么，就是你要表达什么。张洹，1965年生于河南安阳，身份证上的这一行字是我一生要表达的。
“张”是中国姓氏，“洹”是洹水，安阳的母亲河，安阳是甲骨文、殷商文化的发源地。我一辈子要说的东西，全部都在这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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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杜绍斐
撰文\\王静仪
摄影 \\ 李奇
化妆 \\Eason
协助 \\Luca
版式设计 \\ 孙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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