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老夫子

赵匡胤宋朝的开国皇帝，“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登上皇位，后称宋太祖赵匡胤。

那么赵匡胤的重文轻武的国策，是不是矫枉过正了呢？其利与弊怎么去评价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吧！

从赵匡胤的这个举动开始，就知道为什么宋朝重文轻武了，因为赵匡胤是用武力来夺得的皇位，所以他也害怕会有那么一天别人也会像他一样，用武力来夺走他子孙后代的皇位。宋朝从此，立下规矩，凡是武将都不可以重用提拔他。岳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真的有点像“一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因为当时，赵匡胤是手握重兵，又是一个武将，隋朝时期，柴荣只留下了一对孤儿寡母！没有什么能力和权力，只能任人宰割，任人摆布的棋子了。

所以宋朝从赵匡胤这一代开始，皇位的继承人只要传给自己的弟弟“赵光义”，不能传给自己的儿子。这样才有可能代代相传下去，但是，宋朝立下这样的规矩，也是有错的。所以才导致了后面宋朝越来越严重，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宋太祖赵匡胤一样的，手握重兵就想夺皇位的。

01赵匡胤重文的利：

从这赵匡胤重文轻武这个角度来看，有利也有弊，利是，重文别人不能轻易的夺走皇位继的承人，不能够重蹈覆辙赵匡胤的手握重兵，夺权、簒位。重文是把权力都分散在文臣的身上，虽然那些文臣都掌管着各种权力，但是，他们没有兵力在手，所以是很难簒位。

02赵匡胤的抑武的弊：

弊是，武将没有发挥的作用。因为你没有掌握兵力，调动兵力的权力，一旦上战场，不能够及时的调动兵力部署，你就会输掉。岳飞精忠报国就是这样的下场，没有兵权，不能够及时的调动兵马，就算你再怎么能打，也不可能战胜。

岳飞本来想为国为民族而战的，可惜，有奸臣害死了岳飞。有四个人分别是；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

所以说赵匡胤的重文抑武的国策有利也有弊，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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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轻武“是宋朝一直贯彻落实的根本指导性思想之一，导致两宋时期的军事力量较其他朝代横向比较大有退步。作为北宋开国皇帝、”重文轻武“指导思想的首先倡导者与直接执行者，宋太宗赵匡胤为什么要这样做？”重文轻武“的国策到底合不合适？“重文轻武”真的是矫枉过正嘛？

首先，宋太宗赵匡胤“重文轻武”的原因是多重的，并不是想当然的一蹴而就。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日，赵匡胤把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匡胤便摒去众人，开始吐苦水。

“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守信等请其故，帝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 ——《续资治通鉴·卷二·宋纪二》

赵匡胤使用投石问路外加旁敲侧击之术，传递了自己想要加强军事集权的心意。石守信等人瞬间明白了赵匡胤的意思，辞官归乡，放弃军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其实，这个故事并不是赵匡胤的主意。而是宰相赵普的伎俩，无论如何，计谋是成功的，完美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关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动机，流传最广泛也是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其直接动机：赵匡胤作为后周殿前督点检，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为了防止部下故技重施，从而自导自演了“杯酒释兵权”的戏码。

除了直接原因之外，其实还存在历史原因，也算是一个间接原因或者是客观原因。我们知道，在宋朝以前，封建王朝对军权的制约力度最弱的便是唐朝，因为长期的歌舞升平，中央集权的暂时消弱，导致拥兵自重的节度使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成为了中国历史走向“五代十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结束乱世的赵匡胤，深深明白中央集权与握紧军权的道理，这也成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还有一点便是根本原因：中央集权的发展。中国封建历史长河之中，中国的政治生态始终围绕着君权与相权展开（明太祖之前为君权与丞相权力，明太祖之后为君权与宰相权力），政治格局也是在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与冲突中不断进步。到宋朝时期，中央集权已经十分必要，而且要立竿见影。首当其冲的便是军事威胁，其次是分割相权。所以说，赵匡胤只是历史选择的“发言人”，其自身的抉择是符合封建政治生态发展的。

“重文轻武”的国策到底合不合适？“重文轻武”真的矫枉过正嘛？

首先要阐述的一点是，“重文轻武”虽然是在两宋时期实行的，但在两宋时期并没有直接提出“重文轻武”的名词（就算想提也有碍观瞻），“重文轻武”是我们后人对两宋政治格局的总结。就如同元朝“四等人制”，元朝是实行了一系列保障民族利益的政策，但是从来没有提出过“四等人制”。“四等人制”最早是由民国学者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提出的。学术界迄今并没有发现元代实行过“四等人制”的法令，它仅仅是反映在某些法令之中。

对于北宋而言，“重文轻武”是正确而且必要的。面对五代十国末期的政治环境，必须进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尤其是军权，一定要矫枉，而且矫枉一定要过正。不然就会像沙漠中只带一口水——远远不够，不仅仅不能达到中央集权的效果，然而会“打狼不死，反被狼咬！”

为什么一定要矫枉必须过正？对于赵匡胤来书欧式“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对于掌握军权的大将来说，有“前人搭桥，后人过河”的路子。于情于理，于彼于己，矫枉过正都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重文轻武”是否矫枉过正的说法，是要分时间段而言的。对于宋太祖、宋太宗来说，为了培养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矫枉过正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后继之君，尤其是所需的政治生态已经建立的时候，君主仍旧延续“重文轻武”，这边会引发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这边是绝对有害的矫枉过正。

“重文轻武”有何利弊？

利：“重文轻武”的推广有利于中央集权，大大降低了军事威胁，为北宋消除了潜在的军事隐患，也为配套实施的中央集权政策提供了方便；提高了士大夫地位，促进了文化繁荣。

弊：“重文轻武”思想的深入人心，使得北宋的国防力量直线下跌；腐儒当政，祸害朝堂，导致举国一片投降论调；排挤武将，党同伐异，内耗严重；间接导致了冗官冗费。

结束语：在茫茫历史长河之中，政策、事件、抉择，绝非我们眼前看到的如此简单。其中盘根错节、政治力量暗流涌动。一步错，步步皆错。人人都说昏君亡国，让你上去难道就一定会成为明君嘛？见贤思齐、三思而行便是提升自我的良好途径！

【文 / 楚南青史君】

楚南青史君

老赵家的宋朝江山，得之于当年赵匡胤的武将实力，皇帝控制不了武将。

赵匡胤当上皇帝，就演了一出戏，"杯酒释兵权"，直接让收下的武将放弃兵权，回家养老。不仅如此，老赵家后来皇帝都秉承着赵匡胤的这个政策，不让武将有大的权力。

这是因为他们老赵家的皇帝，不想别人也效仿他赵匡胤，来个陈桥兵变，或者什么兵变的，再把他老赵家给撅了下来。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重文轻武之后，周边国家却重武轻文。当金国武力强大了，就开始攻打宋朝。

宋朝的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不是说没有过硬的武将。但是皇帝这时候心里又开始打鼓了，要是让这些武将立了大功，将来会不会让我这个皇位坐不稳呢？于是就处处制约武将，以至于战之难胜，甚至连皇帝都被抓走了，实乃中国一大奇耻——靖康之耻！

由上可知，赵匡胤重文轻武的国策，开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那时主要矛盾在国内。

可是后来不能根据形式做出有必要的变化，当国泰民安人民富裕，主要矛盾集中在外国的时候，还在刻意打压武将，不发展军事，直至导致亡国，实在是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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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当上皇帝后，有感于武夫乱国的情况，担心武夫专政，大权旁落，从建国之初便确定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扬文抑武的政策。据陆游《避暑漫抄》载，962年，宋太祖特意安排人刻了一块“誓碑”，立于祖庙寝殿夹室，用销金黄幔将它遮盖起来，规定每次新皇登基，都安排一个不识字的宦官引领新皇进去，焚香跪拜，宣誓就职。碑文三条：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这就是宋朝重文抑武政策的来源之一。

宋朝不但让文人治国，而且让文人带兵。这种政策在一定的时期有效地抑制了武夫篡位的危险，使宋朝不至于重蹈五代兵变频繁、政权更换频繁的覆辙。但凡事有一利则有一弊，在外敌如西夏、辽国、金国步步进逼、国土不断丧失的情况下，仍压制武将、松弛武备，这就是荒唐了。宋朝最后灭亡在女真和蒙古的铁蹄和武力之下，就是不能与时俱进带来的最严重后果，这一政策弊端最后使国家走向了灭亡。

那么，北宋重文轻武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利的方面，宋朝将文化发展到了中华民族登峰造极之地，带来了文化的极度繁荣。不利的方面，它也带来了外族的入侵，国家民族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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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重文抑武的国策，在早期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毕竟唐朝末年一直是争战不休，混乱不堪。从黄巢起义，乃至五代十国，老百姓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说到底，是武人执政的弊病。

我们常说，矫枉必先过正。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的一系列举措可以说是比较正确的。宋朝也因此登上了文治的巅峰。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宋朝内部出现了各种新的矛盾。士大夫阶层的权利得到了空前的高涨，同时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也得到了非常有效的保证。于是贫富的差距正在逐步的越拉越大，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变得不理想。

不能寄希望于每一个读书人都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不现实的。

宋朝中后期最大的问题是习惯了安逸的生活，失去了进取心和改革的勇气。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有很多失误，但失败的核心是动了权势阶层的奶酪。因此就算有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也还是得到了失败的结局。

我们常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宋朝的文人太膨胀，以为自己能写诗就能打仗，却总是被无情的现实扇耳光。而宋朝也在这一记记耳光中越来越胆怯，越来越颓唐，直至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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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朝建立前的五代十国，军阀横行，武力篡权十分盛行，包括赵匡胤自己就是靠陈桥兵变上台。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对武将及其势力十分忌惮，所以才有了杯酒释兵权，实行重文抑武政策。

这个政策利弊都非常明显，利是军阀难以形成，朝局稳定；弊是将不知兵，兵不识将，军队战斗力低下。

至于是否矫枉过正，我看未必。一是这个政策终止了乱世，所以才有了两宋社会生产、经济人口大发展，才又有了辉煌的两宋文明。至于宋朝军队战斗力低下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宋王朝生不逢时，当时北方游牧民族也都是处在最辉煌的顶峰。契丹横跨中亚到日本海，国力强大，辽国也只是和北宋对峙不相上下。女真灭了北宋，再也无力南下，南宋在与金国的相争中，渐渐也不落下风。南宋最后灭于元，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蒙古骑兵是整个欧亚大陆的霸主，综合实力、军队战斗力超一流，宋朝真是生不逢时。

另外宋朝（南北宋）历时319年，根据中国的封建王朝的兴衰规律，也是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所以说赵匡胤重文抑武政策对宋朝有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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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整体来看，对内利大于弊，对外，弊大于利，特别是对后世的影响颇大！

宋朝“重文轻武”的利弊：

利：限制了武人乃至整个官僚体系的权力，在军事上分禁军、厢军强干弱枝中央朝廷保持绝对的军力优势；设立枢密院、三衙，枢密院管军籍、文书、名单，三衙管着军队的训练统领，而调兵权在皇帝的兵符；地方官制上司法、行政、财政、军事分开司法有推官判官提刑、行政有县令知府、财政有三司，分权细致明确想造反忒难，腐败程度浅。导致两宋在内部上一直都很稳定。

弊：官员太多、兵员太多（宋朝怕造反哪里闹灾荒就招兵、不安定分子地痞流氓也一并招募为兵，青壮年、流氓都当了兵就造不了反了）；分权太细做事效率就下去了；文人知兵导致一系列被人围点打援还拼命帮人招呼援兵的、中了计谋大骂对手不道义的二逼将军、也有仗没打军功顶天的往上报的将军。。。成为对外战争屡屡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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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赵匡胤虽两度释兵权，主要是针对时弊，巩固统治。他也是知兵之人，当时天下未靖，他不会矫枉过正，损坏军力。他在位期间文武并重，制度的建设才刚刚开始。重文抑武的国策形成始于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对武人的压制的确有些矫枉过正。造成的弊端就是对外战争能力下降，自宋太宗在太祖的余荫之下，灭掉北汉一统中原后对外战争基本都以失败收场，往往需要用金钱买和平。他的好处就是国内统治稳定，文治鼎盛，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形容就是“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赵匡胤建立宋朝，是利用了何种制度缺陷，他在建国以后，就要去弥补这种缺陷，防后人效法。是禁军中的兄弟把他推上皇位，那就要对这些兄弟特别注意。他做了皇帝后，这批兄弟依次升迁，仍然在禁军供职，只是中间插进去一个新人，就是皇帝的兄弟赵光义。这只能达成一种暂时的稳定状态，在有控制力的壮年皇帝在位的情况下，它才能存在。石守信、王审琦之流于宋太祖，正如宋太祖之于周世宗，老留在禁军中，养大了势力，万一自己“不虞”，留下一个周恭帝那样的小孩儿皇帝，他们保不准也会学一招“黄袍加身”。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在禁军高层换血。但他并未用屠戮功臣等比较直接、血腥的方法。

建隆二年（961），即建国之后第二年，他召集禁军旧部聚饮于宫中。有了三分酒意，他开始倾诉：“当皇帝未必有多少乐趣，每夜睡不安枕啊！”

群下知机问道：“天下已定，何人敢有异心？陛下何必忧虑？”

“我相信你们没有异心。不过，一旦有人硬把黄袍套在你身上，你想不干，恐怕也不成。”

“这个倒是没想到。请陛下哀怜，指一条明路！”

“人生弹指即过。不若多积金帛田宅，留与子孙；歌儿舞女，颐养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忌。这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吗？”

众人谢恩：“皇上能作此想，足令枯骨生肉，枯木逢春！”

旋即各自找了理由，辞去了禁军中的职位，外放去做节度使。

这个“杯酒释兵权”之典故，说的是从龙诸将“释”了禁军中的兵权。禁军高级军官，睡于皇帝的卧榻之旁，时时威胁皇权，安置好他们，是最为紧迫、最为关键之事。借着旧友“心甘情愿”安度晚年的机会，宋太祖重新整顿了禁军，改革了统兵制度，把禁军中的重要位置安排给新进人物，立即强化了对禁军的控制。

那么放出去做节度使，是不是威胁小一些？确乎如此。五代后期，藩镇势力已弱，不再具有颠覆性的力量。不过，乘乱兴兵的能力还是有的，有时仍会有很大的破坏力，一种很令人不安的前景是，若不能短期之内弹压，则会影响其他藩镇的动向。后汉时陕西三镇连兵，当时的枢密使郭威左支右绌、焦头烂额，动用常规兵力之外又大肆招募新军——赵匡胤就是在当时从军的——才得以平定。所以，藩镇仍是一种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宋朝建立的第一年（建隆元年，960），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驻扬州，今江苏扬州市）李重进筹划反叛，李筠且引北汉为援，当时宋太祖极担心南北夹攻，用计使两边一先一后而发，且亲征潞州，终于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若藩镇和其他多种不利条件结合在一起，比如契丹、北汉、南唐等，那么危机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是很难逆料的。

所以对藩镇的控制和削弱，不能松懈。太祖的处理手法不算新颖。最常见的是命各节度使换任，或称“徙镇”。节度使总要在本镇有若干年的经营，才好完全掌控本镇的资源，有作乱的资本。可是一“徙镇”，多年的苦心经营顿时化为泡影。然而皇帝令节度使易地任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想听命，就只好在条件不那么成熟的时候立即反叛，以致功败垂成。从建隆元年开始，各节度使被密集徙镇，这就大大增加节度使作乱的难度。有时征其入朝以考验其忠诚度。一旦入朝，很可能就被长期留在京师，甚至免了实职，领干薪、“奉朝请”了。开宝二年（969），太祖又重用“杯酒释兵权”的故智，一次“准许”五名来朝的节度使“辞职”。

太祖朝对于藩镇的频繁调整，使藩镇的势力愈加消退，建隆元年潞州和淮南发生的带有恢复旧朝性质的反叛，成为最后的藩镇叛事，中唐延续下来的藩镇割据、称兵之惯习，至此告终。接下来的十余年，宋太祖凭着过人的手段，消弭了藩镇起兵的可能性，终结了一个时代。

在中央释禁军旧僚之兵权，在地方则制约藩镇，使之不得展手足，这些都足以见太祖之高明。此外，他对其他将帅尤其是边将的控御也非常成功。史家盛赞他用人不疑，郭进、李汉超、何继筠等边将，皆在一地掌兵十数年、二十余年，久任而成事，故边圉宁靖。一位开国皇帝应当拥有的宏猷远略，宋太祖都不缺乏。他在位十六年，国内外形势日渐稳定，这是对他能力的肯定。

但不得不说，太祖依靠的，更多的是他的个人能力和魅力，他做事、用人，抓大放小，不拘一格，嗣君若无他的眼界、胆魄和胸襟，就无法像他那么挥洒自如。后世君主能守得住这个天下，就要更多依靠制度。而制度的建设，他在位时才刚刚启动，大部分内容，还有待太宗甚至真宗、仁宗去完成。

宋朝初建时，所继承的后周疆域只不过拥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它周围还盘踞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在北方，有势力雄厚的辽国，有盘踞太原的北汉；在南方，有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漳州等封建割据势力。宋太祖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但究竟应当从何入手？当时有人提议，相对南方诸国，北汉军力更强，应当先打下来，解决心腹之患。但

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赵匡胤召其弟赵光义饮酒，共宿宫中；隔日清晨，赵匡胤暴死，享年五十岁。宋太宗赵光义即位。

太祖于开宝八年灭南唐，去掉了南方最强的割据政权，南方仅剩吴越钱俶、漳泉陈洪进。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在宋朝的政治压力下，陈洪进、钱俶相继向宋廷纳土归降。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赵光义先派大将潘美等挥师北上，围攻北汉都城太原，赵光义于二月率军亲征，宋军击退辽国援兵，灭亡北汉，终于结束了自唐末黄巢之乱以来近九十年藩镇割据混战的局面，再次形式上一统全国。太宗朝正是制度建设最重要时期。他大体完成了地方兵权上收中央的过程，又为皇帝掌控中央之兵权奠定了基础。

宋太祖驾崩之前，大宋收复北汉的军队已经在战场了，正是因为太祖的暴毙，宋太宗才将这次军事行动终止；如果宋太祖不死，收复北汉也是为时不远、顺理成章的事。所以，从根本上讲，北汉的收复，并不意味着宋太宗的武功超越了他的兄长。正是因为宋太宗清楚这一点，所以，在北汉收复之后，马不停蹄，立即进伐幽州，企图收复燕云地区，从而在根本上实现对宋太祖的超越。

太平兴国四年（979）、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先后两次大规模的北征，先后有高梁河、瓦桥关、岐沟关、陈家谷、君子馆等多次大败，丧师三十余万。从后周世宗开始养精蓄锐培养起来的精兵强将，几乎损失殆尽。如果说宋代在军事上真的存在所谓的“积弱”局面，那首先应该归咎于宋太宗。

在西北宁夏，由于宋太宗对党项李氏兄弟心存幻想、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策略，导致李继捧降而复叛，李继迁屡败屡起，势力愈来愈大，终成西北大患。

在西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朝知邕州太常博士侯仁宝上奏赵光义，请求趁交趾丁朝内乱之机南下讨伐，恢复汉唐故疆，统一交趾。于是，赵光义任命侯仁宝为交州陆路水路转运使；任命兰陵团练使孙全兴、漆作使郝守俊、鞍辔库使陈钦祚、左监门将军崔亮为兵马都部署；宁州刺史刘澄、军器库副使贾湜、供奉官阁门祗候王僎为兵马都部署，伺机进攻丁朝。但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白藤江之战中先胜后败，统一交趾的计划最终成为泡影，交趾得以保持独立地位。

从宋太宗方面而言，造成对辽、党项、交趾等战争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不知兵，却自以为知兵。

正如毛泽东对《宋史·太宗本纪》中“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的评点：“但无能。”在军事方面，宋太宗比起他的兄长太祖差远了。不懂军事，这不要紧，毕竟大宋王朝熟稔军事的人很多。不懂却自以为很懂，这就很要命了。对宋太宗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毛泽东批注说：“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不是宋人不省，是宋太宗不省。宋太宗在军事上自以为是、自以为能的心态终于导致了太宗朝军事上的节节失利。

第二，不会用将，却自以为高明。

宋太祖朝，对边防将领非常尊崇，并授予他们“回图贸易”的特权，因此边将有足够的财力加强边防设备，买通间谍，打探消息，重赏士卒，士卒无不尽力而战。宋太宗上台之后，取消了边将的这种特权，对边防将领又心存疑忌，“将从中御”，派遣监军，干预军事。宋太宗的这种做法，自以为很高明，事实上也的确加强了集权，但是，毫无疑问，极大地挫伤了边将的积极性，边将动辄得咎，战战兢兢，自保不及，谁敢违反圣上旨令、出奇制胜？

或许说，在将从中御、将权不专的情况下，胜负成败责任的归属很难判断。宋太宗更是将战败归咎于将帅不遵成算，不据方略。但太平兴国四年的满城之捷，端拱元年的定州之胜，都是主将冒着违抗圣旨的大罪，随机应变才得来的。

第三，急于超越，却恶性循环。

说到底，宋太宗在军事上的重大过失，源于他超越心理，源于他即位的沉重包袱，源于他的不自信，源于他的猜忌。要摆脱嫌疑，要实现超越，难免急功近利。这种心态直接影响了他对军事大局的客观分析，直接影响了他战败之后的不反省。对边将控御没有足够的自信，猜忌心理的存在，直接影响了边将的主观能动性，根本不敢对瞬息万变的军事行动做出及时反应。由此，战争屡败，边防不稳，加重了宋太宗的统治危机，这种危机又会影响到他对军事的准确判断，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宋太宗的一生，是努力摆脱兄长太祖阴影却又无法摆脱的一生。他在军事上的急于建功，不仅仅是国家统一的意图，更有借此证明自己的赫赫武功的深层心理。等这一切被辽国的铁骑彻底踏碎以后，他开始了以战略防备为主的转移，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努力营造他的盛世。

文治方面

从宋太祖开始，就提倡读书，强调宰相需用读书人，强调武官读书，呈现出从唐末五代以来重武轻文向文武兼备的转变，这种趋向，在太宗朝继续发展，逐渐演变为重文抑武的国策，由此，太宗朝的文化事业空前发展。在这一方面，宋太宗的确超越了他的兄长。

第一，开科取士。

宋太宗登上帝位两个来月，就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这次考试总共录取了500人左右，这预示着宋太宗朝科举考试的井喷。这种规模在以后的科举中没有丝毫的收敛。据统计，从太平兴国二年（977）至淳化三年（992）16年间，太宗共举行科举考试八次，共录取6692人。

太宗朝的科举考试不仅录取人数激增，而且待遇优厚，擢升速度迅速。在太祖朝考中进士而位至宰执者没有一人出现，而太宗朝中进士者，不少在太宗朝已经位至宰执。

例如，太宗朝首次开科的状元吕蒙正，十二年后的端拱元年（988）出任宰相，并于淳化四年（993）第二次出任宰相。吕蒙正同年进士张齐贤，在七年之后出任同签枢密院事，到淳化二年（991）出任宰相。太平兴国三年（978）进士赵昌言，在十年后的雍熙四年（987）已官至枢密副使。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寇准，在十二年后的淳化二年（991）已官至枢密副使，同榜进士李至出任参知政事，同榜进士苏易简到淳化四年（993）出任参知政事。。

太宗朝的扩大科举考试，至少在两个层面对大宋王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是从根本上确立了文官政治的基础。

宋代的科举考试，其诱人之处在于及第后国家就会给你安排一份待遇丰厚的工作。太宗朝的及第人数如此之多，可以说宋太宗通过科举考试这条途径，为大宋王朝的行政阶层换了一次血，文职人员成为大宋政权中最有实力的阶层。文人统治基本代替了五代以来的武人统治，由此确立了两宋三百年文官政治的基础。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大宋负责军事的枢密机构，科举出身的文人在这样的机构中竟然掌握了话语权。

二是在全社会形成了重视文化的共识。

由国家科举考试为导向，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对文化的重视程度，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都是难以想象的。在科举的导向下，当时的社会形成了这样的风气：作为家长，如果孩子不读书；作为兄长，如果弟弟不读书；作为妻子，如果丈夫不读书，那就会为此深为自责，在人前都抬不起头来（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为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容斋四笔》卷五）。据说出自宋真宗赵恒的那首《劝学诗》：“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书中有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反映的就是这种社会导向。全社会读书的风气在宋代诗歌中多有反映。如大宋建隆元年（960）出生的魏野有一首名为《晨兴》的诗歌，其中有这样两句：“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东观集》卷四），写的就是一个读书人熬夜苦读的场景。

第二，文化建设。

宋太宗朝的文化建设可谓成果甚多，最值得提起者当为馆阁的重建。馆指三馆，三馆指昭文馆、集贤院、史馆，是国家藏书、修史的重要文化机构。宋代的三馆始建于五代后梁贞明年间（915—921），宋太宗即位的时候，已历经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中，代表国家文化的这几间小破屋一直默默无闻，三馆是当时对待文化的一个缩影。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下令选择新址，重建三馆。由于宋太宗亲自规划、过问，三馆一年时间即竣工，赐名“崇文院”。于是，将旧址的全部图书八万卷移入，以类相从，用青陵帕包裹，置于雕木架上（《职官分纪》卷十五《集贤院》）。

阁指秘阁，端拱元年（988）五月，宋太宗下诏就崇文院中堂建造秘阁，淳化三年（992），又下诏增修，八月完成。三馆、秘阁，合称馆阁，或称四馆。这是大宋朝廷最重要的文化机构。在当时的所有建筑中，这是建设得最好的，体现了宋太宗对文化的重视。

第三，图书整理。

一是搜求图书。

太祖时期，每吞并一个割据政权，就下令将其书籍运抵京都开封，置于三馆。太宗即位以后，更是下诏搜求图书，广开献书之路。献书三百卷以上者，据其个人意愿、才能与实际情况，或赐官，或赏钱，由此大大丰富了国家的藏书（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

二是校订图书。

在搜访图书的同时，宋太宗还组织专业学者，加强对图书的校订，提高藏书的质量。

宋太宗留意字学，太平兴国二年（977），诏太子中舍陈鄂等校订《玉篇》、《切韵》。《玉篇》是南朝时期编纂的一部字书，《切韵》是隋朝编纂的一部韵书。太平兴国七年，又令著作郎王著删订字书。还令徐铉等人详校《说文》，于雍熙三年校毕，这是《说文》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本子。

端拱元年（988），宋太宗令孔维等分校唐孔颖达《五经正义》。至道二年（996），太宗又令国子监李至等人校订《周礼》、《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七经旧疏。淳化五年（994），太宗还下令选官分校《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

三是编纂图书。

宋代的四部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前三部都是宋太宗下令编纂完成的，《册府元龟》虽成于真宗时，但太宗朝已有编纂之意。另外，比较著名的如编纂医书《太平圣惠方》，编纂书法《淳化阁帖》等。

四是刊刻图书。

经过编纂及校订的图书，自然要刊刻，以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如上面提到的这些书籍，编纂或校订完成后，宋太宗就下令模印颁行。

宋太宗的搜求、编纂、校刻图书，对图书文献的保存与传承、对宋代文化的兴盛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宋太宗的着眼点并非仅在于此，他曾不止一次地讲：图书是教化之本、治乱之源，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麟台故事》卷一）。可见，太宗的图书事业，也有很强的实用目的，是为了治理天下、实现文治服务的。

宋太宗的文治事业还有很多，此仅择其大要者论述。总之，宋太宗即位以后，在文治与武功方面双管齐下，都很尽力，都想超越他的兄长宋太祖。但后来的发展证明，他在军事上超越太祖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进而转向“守内虚外”，大兴文化事业，从而最终确立了文官政治的基础。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与宋太宗的超越心理和现实努力是分不开的。

总之，宋太宗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基本实现统一、重视文化事业两项。这两项大业，对于当时乃至此后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有利的影响。但是，宋太宗因即位问题而急于建功立业，汲汲于皇位的稳固与传授，所以在军事上举措失当，不仅贸然北征，屡遭大败，丧失了军事优势，引发了财政危机，爆发了农民起义，而且由此确立了守内虚外的国策，对此后的中国历史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所以，从比较长的历史时段而言，宋太宗一生是功过参半的。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时很难三言两语就能够彻底说清楚，也很难简单地用是非对错来判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宋太宗朝都称得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宋太宗朝的很多国策，不仅是对五代以来风习的重大改变，而且对宋代甚或宋代以后的历史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它有理由、有资格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这正是：

超越

一杯酒世事难料

三传约几人知晓

费苦心觊望大宝

文治隆超越前朝

最得意，太原城上飘降旗

不曾想，高梁河畔尝败绩

一心要一统江山垂青史

也难说身后骂名千夫指

超越，是你一生永远的梦想

燕云，是你心中抚不平的伤

沧海桑田古战场

谁记得

铁马嘶风边城霜

只留下

一尊铁塔几座荒冢

坐看秋月与春风

萧立誌

重文抑武的国策，其实是赵匡胤对自己运用武力黄袍加身取得皇位的一种巩固措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武力代表一切的权利，连赵匡胤自己都是通过武力被部下半推半就之下登上皇位，且不论这一切究竟是不是他自己的阴谋。 今天你们把我推上皇位了，保不准你们哪天看我这个老大哥不爽，就推另一个人上来了！所以成为皇帝后，赵匡胤其实是坐立不安的，整天疑神疑鬼，这也就是赵匡胤一直推行重文抑武国策的根本原因。

至于是不是矫枉过正，我认为这只是赵匡胤维护自己皇权的一种手段，再说重文抑武，单纯就是因为赵匡胤觉得文士怎么搞都不会比武将的危害大，“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嘛！加上他的皇位来路不正，也算是拉拢一下这些笔杆子们。

重文抑武的好处是涌现了很多有气节的文人，以及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巩固了政权，对北宋及以后的文化发展起了推进作用，也让北宋延续了167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坏处，文人终究不能代替武将征战，经不起腐败的诱惑，北宋后期在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恒的统治下，被元朝所灭，北宋就此结束。

中国大案纪事

宋太祖赵匡胤经历过五代十国那个军阀割据的时期，而且他自己也是宋州归德节度使，所以他深知军人权力过大带来的后果，如果站在他的立场上来说，没有矫枉过正。

【鉴春秋】，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

但是，从我们现在的认知看来，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随着宋朝的发展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重文抑武带来的就是宋朝几百年都被北方游牧民族吊打的局面。

首先，说一说有利的一面

1.彻底解决了国内军人干政的弊端。

我们纵观中国历史，其实各朝各代，除了极个别之外，改朝换代的战争一般都是由内部的军人将领发起的。比如，王莽篡汉是官至大司马。东汉末年，西凉刺史董卓，还有袁绍、曹操等也是。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等等，都是手握兵权之人。也都是各王朝的开拓者。

这些人曾经都是前朝的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在王朝的后期抓住了时机，开创了自己的新朝。

宋太祖深知历史中蕴含的哲理，也害怕自己陈桥兵变，被手下部将“黄袍加身”而来的大宋王朝，某一天也被某个将领“黄袍加身”，所以才来了个“杯酒释兵权”，解除了众多手握重兵的开国将领军权。其实，这还算不错了，没有大开杀戒。

其实，我国近代以来，军阀割据依然存在，军人干政是国家动乱的重要原因。比如，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府就是一个军政府，根本就是军人说了算，政府文官就是透明的存在。

直到现在“dang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彻底解决这个几千年来的难题，毛爷爷真乃世纪伟人，一点不为过。

2.促使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我们都知道，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是存在比例的，比如近代的苏联，就是大力发展重工业，而忽略了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平衡，导致最后经济崩溃。

宋朝在抑制武力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

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经指出：在两宋统治的两三百年间，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

• 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大力发展。

农业方面

宋朝时期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基本上普遍使用犁、耧、耙、锄、镰等铁制农具。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而是，还大力修建水利，引江河湖的水进行灌溉，种植水稻，大获丰收。农民的身份地位获得提高，不再依赖于某一个地主。

手工业方面

从宋朝初期，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了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比如，制瓷业的发展，宋朝的瓷器是世界有名的，景德镇，官窑、钧窑、汝窑、定窑和哥窑等北宋五大名窑。而且纸业、印刷业（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火药等的发展也相当发达。

商业

由于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北宋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纸币的出现，进一步扩展了贸易。而且，宋朝的商业贸易，远通海外，诞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

• 文化上，也是长足发展。

宋朝的文学，经过唐诗的发展延续，形成了一种与唐诗齐名的文学体裁～宋词。而且出现了很多大文学家，比如，三苏、辛弃疾、李清照等等。

在绘画上，也出现了闻名世界的“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等。

再来说说不利的一年

不利的一面当然就是宋朝的军队在两百多年间基本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

1.宋辽之战

从宋朝建国以来，就围绕五代时期石敬瑭送给辽太宗的燕云十六州开展策略，经过几代人的攻取征伐，最后仍然是北宋失败，被迫与大辽签订了“檀渊之盟”。

2.宋夏之战

李元昊建立西夏以后，多次入侵大宋边境，来谋求宋朝的承认，大宋并不承认它，于是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双方有胜有负。

3.宋金之战

公元1115年女真族的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后来，宋金联合灭掉大辽。之后，金国开始南下进攻宋朝。终其金国一朝，都是金对大宋的进攻，大宋都是防御。期间发生了中原王朝历史最惨之一的“靖康之耻”。这也是宋朝重文抑武的最严重的后果。

4.宋蒙之战

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后，建立蒙古帝国，与大宋联合，一起灭掉了大金。后来蒙古开始进攻大宋，面对蒙古铁骑，文弱的宋朝只有被迫防御。崖山海战之后，宋朝灭亡，元朝建立。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就是宋朝两百多年间，对周边政权的战争中败多胜少，最终灭国与蒙古铁骑。

总结

综上所述，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施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初期稳定了国家政权免遭军阀割据的动乱。同时，由于大力发展经济文化等，使得宋朝成为当时最富裕的国家。

但是由于抑制军事力量的发展，使得宋朝在之后的对外战争中，基本上没有大胜的战绩，终其一朝，都是在割地赔款、被动防御之中度过，直到“崖山海战”之后，南宋灭亡与蒙元。带来了“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前半句的历史悲叹。

可见，国家富而不强是没有用的，照样挨打，比如重视全面发展，才能使国家民族立于不败之地。

【鉴春秋】，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欢迎大家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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