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決裂尤其是兄弟相殘這種家庭內鬥慘劇在春秋時期極為常見，並非晉國所獨有。開風氣之先的是鄭莊公，他“克段於鄢”，逼死了自己的弟弟，被後世儒家罵了兩千年。
但這實在是時代的一種普遍現象，比如齊桓公上位是和他哥公子糾比賽賽跑贏得的，事後他脅迫魯國殺了這位親哥哥；而齊桓公死後，他的四五個兒子們相互開戰，打的如火如荼，連給他收屍的空都沒有。其它國家這種事情也屢見不鮮，甚至連周天子的兒子們都相互爭鬥過（如晉文公平定的周王子帶之亂）。
齊桓公是公認的春秋頂級牛人之一，連他都拿這種事情沒辦法，可見這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
箇中原因，很多人會認為是規則、制度、人性或者歷史發展趨勢等原因，這些肯定都有道理，但我傾向於一個可能更具規律性的解釋，那就是：作為人類最重要的活動——政治，它的參與人群和階層必然是越來越擴大的，這個趨勢註定難以阻擋，而一旦新的階層參與進來並尋求主導地位，舊階層就註定遭到挑戰，相應的規則就會發生改變，新事物（相比傳統多數是大逆不道或者說道德淪喪）一定出現。
如果說西周時代的政治主要是周天子在玩，那春秋初期就是周天子權威衰落，數百個諸侯們參與主流政治的過程。作為周天子，他當然不會樂意將主角的地位主動讓出，但是諸侯中的霸主會教他怎麼乖乖做人，這就有了鄭莊公發動繻葛之戰，將周天子打的顏面掃地。鄭莊公和周天子是本家，還是三代以內的直系親戚，這種爭鬥實質也是家族內鬥慘劇，只是諸侯中還沒誰真有膽子幹掉周天子罷了。
所以沒辦法，政治人群必然擴大，而首先被擴大的諸侯階層就註定要和周天子產生衝突，圍繞周天子為核心的玩法或者說規則就必須要改變。於是，儒家痛恨的“周鄭交質”等讓禮樂制度禮崩樂壞的新做法、新事物就出現了。周天子怎麼可以和一個諸侯國相互交換質子呢？天子威嚴何在？諸侯禮儀何在？但是新事物註定不可遏制。
如果說從周天子到諸侯的政治人群擴大由鄭莊公所引領，那從諸侯到卿大夫的擴大這一環節，則主要由晉國來引領。
同周天子和諸侯的矛盾一樣，諸侯和卿大夫的矛盾必然也要從內鬥開始，因為他們也是本家嘛。而封建分封制下，只有嫡長子才能繼承老爸的爵位，其他的兒子只能降級分封，但這些人要參與政治，就必然要挑戰嫡長子，而嫡長子又只有一個，於是內鬥、爭奪不僅不可避免，反而應是常態。如果道德對此無能無力，就算譴責痛罵也註定只是嘴炮。
但客觀地說，相比齊國等其它國家，晉國在這方面似乎的確更有內鬥的“天賦”甚至於說基因。
從最早的“曲沃代翼”開始，晉國就開了內鬥的先河，可能符合規律的是，在晉國當時三大宗族之中，居然就是那個最沒有繼承資格或者說法理性最弱的曲沃一宗笑到了最後，這就是晉武公的貢獻，以小宗而逆轉了大宗，平定晉國，讓周天子都覺得不像話，但又不能不默認。
其後晉獻公擔心各宗後代的公子作亂，將群公子聚集起來一勺燴了。晉獻公不僅對自己的本家兄弟不客氣，對自己的兒子下手也狠，他的太子被他逼得自殺，晉文公就是跑得快，要是真被逮到，估計就沒有後來的人生傳奇和霸業了。
正因為晉國公族的人丁稀少，給了晉國公卿大夫們機會。將政治人群徹底擴大到卿大夫階層的這個歷史重任，最終交到了趙盾的頭上，正是這個史上最早的權臣搞出了一個“設立公族大夫”的新玩法，所謂公族就是諸侯一族，晉國不是公族人少麼，那就多設唄。
不要以為趙盾是擔心晉國國君家族的生育和繁衍問題，他只是藉此為名頭，真正設立的公族大夫不是國君的兒子或者本家，而是卿大夫階層中的人，這個新玩法無疑大大提升了卿大夫的地位和待遇，甚至從根本上衝擊了諸侯的地位。
也就是說，趙盾和鄭莊公一樣，都做出了讓本階層登上政治舞臺並基本成為主流的重大貢獻。由於晉國是春秋時期最強大的國家，既然強大，也就自然會在無形中引領時代的發展，於是卿大夫階層在各國都漸次興起和效仿。這個群體的數量，自然又是諸侯數量的至少數百倍，這個人數優勢自然會讓他們成為社會政治的主要構成。
而歷史複雜之處在於，由於禮樂文化的影響和社會根本制度變革的緩慢，雖然再也沒有人把周天子當回事，但就是沒有人敢幹翻或者取代他，反而是將他踢出中央位置的諸侯們，居然遠早於他被時代而拋棄。這些諸侯們，絕大多數被同類中的佼佼者——諸侯霸主所兼併和消滅，而諸侯霸主們又被公卿大夫所架空或取代，畢竟幹翻一個諸侯國君，各方面的成本就不算高了。
於是，在晉國這個公卿大夫階層最為強大的國家，出現三家分晉，應該是早晚的事。而中國政治史，就是參與人群逐漸擴大或者說階層降級取代的過程，從天子到諸侯，從卿大夫到士，從士族到庶族，再到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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