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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亞藝術史中，很難看見以兩性擁抱為主題的藝術作品。雖然風俗畫完全可能涉及到這類主題，但是由於這類表現形式往往跟狹斜、偷情有關，很難說可以從中透露出有關兩性關係的隱秘洞見。
即便是西洋藝術史，這一表現主題也不是從來就有的。從形容相貌清瘦、枯槁的中世紀藝術，到巨人迭出的文藝復興藝術末期，嚴肅藝術家對於世俗性擁抱的直接表現也相當邊緣，即便也間或作為母題，出現在藝術構造的非核心地帶（比如勃魯蓋爾父子）。
與此相反，古代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及印度細密畫在同一表現題材上，要比西洋藝術活躍許多。那麼在西洋藝術史中，世俗性擁抱是怎麼從無到有演變出來的呢？
● Michelangelo - Pietà, 1499
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無疑是一個分水嶺。在《聖母憐子像》（Pietà, 1499）之前，有濃烈世俗氣息，且涉及較低層次的、成熟的兩性擁抱（比如《聖母憐子像》的“懷抱”），在宗教表現題材中是比較罕見的。但是《生母憐子像》所塑造的“苦難與救贖”神聖主題，仍然是非世俗層面的。
至詹博洛尼亞（Giambologna）作《劫奪薩賓婦女》（The Rape of the Sabine Women, 1583），由於採用古羅馬題材，雕像的世俗性特徵大增。與此同時，經由這件作品，詹博洛尼亞開了同一題材的先河。
● Giambologna - The Rape of the Sabine Women, 1583
這一類題材的追隨者如彼得·魯本斯（Peter Rubens）《劫奪琉西珀斯的女兒》（The Rape of the Daughters of Leucippus, 1617-18）及其未完成的遺作《劫奪薩賓婦女》（1639），另外還有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盧卡·吉奧爾丹諾（Luca Giordano）、塞巴斯蒂亞諾·裡奇（Sebastiano Ricci）等等。
在這一類作品中，可以明顯分辨出一種比較邊緣的兩性擁抱（雖較之米開朗琪羅已有顯著提升），準確地說是一種“強抱”。詹博洛尼亞與魯本斯最令人驚歎的地方在於，透過這種“強抱”，女性特徵是在強力捕捉下表現出來的。或者說，正是通過孔武有力的肉體動盪，折射出柔弱驚恐的女性特質，此二者的戲劇性的結合正是古希臘肉體美學的結晶。
● Rubens - The Rape of the Daughters of Leucippus, 1617
總之，在這一階段，兩性關係表現出一種劇烈動盪的強暴特徵。即便偶爾也出現如倫勃朗（Rembrandt van Rijn）《雅各與天使角力》（Jacob Wrestling with the Angel, 1659-60），透過類似擁抱動作透露出來的兩性關係仍然保持著力學的微妙平衡。
● Rembrandt - Jacob Wrestling with the Angel, 1659
此後整個18世紀乃至19世紀上半葉，藝術家們從藝術贊助人那裡取得的訂單更加平庸。囿於單純滿足於記錄並美化貴族與新興資產階級的生活趣味，成年兩性之間的世俗性擁抱幾乎是罕見的，因為這一舉動或與當時教養不符。
直到前拉斐爾派，這一題材才開始有根本性轉機。約翰·米萊（John E. Millais）的《胡格諾教徒》（A Huguenot, 1852）與但丁·羅塞蒂（Dante G. Rossetti）的《卡萊爾城牆》（Carlisle Wall, 1853）是兩件劃時代作品，準確地說，是西洋藝術史上第一次成熟地展現世俗性的、情人之間的擁抱。
● Millais - A Huguenot, 1852
《胡格諾教徒》將情人間戲劇性的一幕，設置在聖巴託洛繆大屠殺（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前夜。1572年8月24日凌晨，巴黎的天主教徒突然發起了針對胡格諾教徒的大屠殺，當日造成至少2000人喪命（屠殺在法國境內一直持續到10月，死難者計有7萬至10萬人）。參與屠殺的天主教徒以纏白布為記號，以此與胡格諾教徒區別開來。
《胡格諾教徒》呈現了其中極其悽美的一幕。女孩佯裝撲進男孩（為胡格諾教徒）懷抱，雙手卻悄悄地為他繫上了白布袖標（表示效忠天主教即可免死），但她的愛人識破了她的“詭計”：他執意要把它扯下來（表示拒絕妥協，甘心赴死）。
畫面中情人之間微妙的表情反應被藝術家盡數捕捉下來：女孩臉上混雜著脆弱、驚恐、嬌懶，甚至包括可能佯裝出來的鎮定跟無辜（兩手卻悄悄給他系白布）、以及被識破後的哀求等細微反應集成的複雜表情，男孩則面露識破的笑意（那種笑複雜而且微妙，幾乎難以闡釋），顯得從容、坦然。
約翰·米萊將情人間的擁抱表現得既溫婉又悽美，尤其對於細節的展現，將人物從生理、心理到精神的三重維度糅合、疊加在一起，代表一種古典意義上強調多重和諧的愛情觀念。
具體地說，擁抱直接將肢體的親密度放大到超越契約關係的依賴（從人類學角度看，婚姻關係可被視為一種特殊形式的契約關係，即以契約關係約束依賴關係），女孩的心理矛盾（在被識破的瞬間）顯出鳥雀奔逃的驚慌，與男孩的泰然自若所透出的從容自信構造著情感張力。而男孩此刻之慷慨赴死，又被賦予了富有宗教精神的、殉道者的決心。就此而言，古典意義上的愛情觀念，仍試圖在世俗愛情與信仰之間尋求微妙平衡。
在更加隱蔽的層面上，《胡格諾教徒》自身所呈現的戲劇性特徵，仍處在詹博洛尼亞與魯本斯的偉大傳統中（這一點類似於電影中的致敬鏡頭）。魯本斯筆下的女性與男性是符號化的，堆積在肢體上的是湧動的情緒（比如激情、驚恐、奔逃）。與之相對的是，《胡格諾教徒》實現了從情緒符號向情感世界的根本性飛躍。
米萊大大弱化了《劫奪琉西珀斯的女兒》中的肢體語言，從中開拓出心理空間與精神空間。通過肢體的動盪與行為的戲劇性特徵，來呈現擁抱所凝聚的情感世界，是對平面化的情緒符號的根本克服，幾乎也可以說是從扁平人物向立體人物的漸變。
● Francesco Hayez - The Kiss (吻), 1859
與《胡格諾教徒》的戲劇性細節恰相反，羅塞蒂從另一角度，從隱匿細節，純粹呈現世俗情感本體的角度，開創了另一個影響更加深遠的傳統——也可以說，羅塞蒂站在蒙克、畢加索、克里姆特及以後的悠久傳統的源頭上；相比而言，米萊的古典理想從一開始就達到了無法超越的巔峰，這一傳統在19世紀以後只得漸趨平息（差不多同一時期，屬於米萊一派的弗朗切斯科·哈耶茨（Francesco Hayez）、福特·布朗（Ford M. Brown）等人在同一題材上表現平庸）。
《卡萊爾城牆》據說得益於邊疆民謠的啟發，而羅塞蒂本人也是一名一流詩人。這件作品自身包含的抒情詩氣質，恰恰與其隱匿細節的表現方式有直接關聯。在這裡，擁抱呈“V”字型半開放姿態面對觀眾，但這種半開放的擁抱（與此同時自然也是半封閉的）並不打算將其半開放的部分和盤托出：不但二人的面容及表情是模糊的，攥在一起的手跟遊移在擁抱之外的手也都是模糊的。
● Dante Rossetti - Carlisle Wall, 1853
在印象派藝術家未試初啼之前，這種表現力無疑是大膽的。但與威廉·透納（William Turner）不同，羅塞蒂意在藉由模糊增強細節隱匿，即便他們都形成一種印象化的客觀效果。除此之外，另一種光學層面的隱匿，把依偎在一起的面孔，封閉在擁抱半封閉的另一端。藉由隱匿，羅塞蒂究竟要表達什麼詩意的企圖呢？
《卡萊爾城牆》無疑將《胡格諾教徒》所呈現的生理、心理與精神三重維度都刪減、削平了。在刪削之後，剩下的是什麼呢？剩下來的是純粹的擁抱，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但還是不夠。也許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半開放擁抱以其雙重隱匿特徵，構造著巢穴跟港灣。巢穴跟港灣確乎有著隱匿性質，而這一對隱喻也貼近於懷抱自身所具有的特質，尤其男性以環繞的左手，構成一種半包圍（因而也可說是保護性）的姿勢。但詩人羅塞蒂還有更深層次的考慮。
回溯到半開放式擁抱的隱蔽的深處，我們看見由依偎與親暱構造出來的寂寥感；半封閉那一端則形成膠著。男子拾起情人的手，在彼此面部互相接近的交叉地帶，留下極其憐惜的一吻。而這一姿態又因其明顯的收縮特徵（包括女子縮起來的肩膀跟頭部），使得擁抱顯出回巢鳥雀才有的特殊蜷縮：一種既舒適又脆弱的敏感。與之相對的是男子被有意放大比例的左手，它顯得粗獷而且有力，幾乎是作為畫面中孤立的庇護者而存在。
假如說《胡格諾教徒》透過戲劇性張力所構造的三重維度來塑造情感世界，至此則可以說，經由羅塞蒂刪削的純粹擁抱，已變成情感世界的荒涼的本體形態。幾乎愛情的每一種形態，都在背後蘊藏著這樣的荒涼感：我們洞悉這種荒涼感是首先經由不可分割的擁抱所折射出來的。
也就是說，我們經由擁抱所產生的親暱、依偎、孤獨、脆弱，以至害怕分離的恐懼、對庇護的渴望、膠著的疑慮、隱蔽的慾望，甚至於埋怨跟嗔怪等等，無不都是那個荒涼本體所投射出來的東西。這絕不是說羅塞蒂以紛然羅列的方式編織情感圖示。恰恰相反，羅塞蒂是隱匿羅列的，他絕不以具體的情感暗示指向單薄而且偏頗的世俗需要，而是透過擁抱，直觀展現情感背後的荒涼本體，因為這才是人有情感需要的根本原因。
不管是《胡格諾教徒》中男女雙方被迫面對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脅，還是《卡萊爾城牆》中直觀呈現出陰鬱的荒涼感以及從這種荒涼透露出的脆弱（既是情感的脆弱，也是生命的脆弱），前拉斐爾派都有著類似的生命體驗，都在不同程度上縈繞著華麗生命背後的落寞以及世事無常的悲哀。
● Dante Rossetti - Bocca Baciata (被吻過的嘴唇), 1859
不只在這兩件作品，在其他作品中，前拉斐爾派也紛紛流露出這種生命意識。這一點與19世紀英國的公共衛生史和疾病史有直接關係。差不多整個19世紀，整個不列顛都籠罩在肺結核、霍亂、傷寒所造成的死亡陰影下。
差不多與前拉斐爾派處於同一時期的勃朗特姐妹（The Brontë Sisters）也都因染病盛年夭折，其中還包括她們的弟弟，在她們之前還有兩個姐姐未及成年便夭折，稍早一些還有詩人約翰·濟慈（John Keats）。
工業革命造成的空氣汙染跟飲用水汙染，直接加重了英國城鎮負擔。最遲在1848年《公共衛生法案》頒佈以前，英國城鎮汙染問題極其嚴重，生活汙水跟工業廢水嚴重汙染了河流及飲用水水源（經常從河流中直接取水），城市街道惡濁不堪、臭氣熏天，蚊蟲又進一步加劇傳染病擴散。與此同時英國各地新興的工廠直接排放大量未經處理的工業廢氣，也是加重呼吸系統疾病的致病原之一。
根據當時統計，1811-1820年，英國人平均死亡率是19.3%。1831-1939年，英國城鎮地區平均死亡率達到26.2%。其中在1826-1827年、1831-1832年、1837年和1846年，傷寒大規模爆發，遍及整個不列顛。此外，1831-1832年、1848-1849年、1854年和1867年，霍亂也在不列顛接連四次大爆發。
除每一次流行病大爆發直接造成慘重傷亡外，19世紀上半葉至維多利亞時代早期，甚至醫院也是主要致死因素之一。當時人還未形成現代醫療衛生知識（包括消毒及清潔），一般醫院隨地可見醫療廢棄物、排洩物、嘔吐物。由於空氣惡濁、衛生環境極差，加之跳蚤、臭蟲、老鼠滋生，有時候一般小病也可能造成慘重傷亡。
● Millais - The Blind Girl (盲女孩), 1856
可以說，時代因素或間接、或直接地促成了前拉斐爾派的典型藝術特徵。不論是羅塞蒂筆下充滿青春氣息的英國少女，還是米萊企圖用豐腴飽滿、瑰麗多變的色調，超越現實中灰濛濛的工業社會，恐怕也只有洞察到生之脆弱及世事之無常，才更能理解透過擁抱展現出來對於華美絢爛的生命形態之渴望。
參考文獻：
Edwin Chadwick: 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Britai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5.
James Walvin: English Urban Life 1776-1851, London: Hutchinson,1984.
R.I. Woods and J.H. Woodward (ed.): Urban Disease and Mortality in 19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 Batsford,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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