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年間，一個未滿20歲的年輕人在他的日記裡，講述了年輕時候的荒唐。那時大概是1909-1910年的冬天，他寄身的中國新公學難以為繼，家中又上演分家產鬧劇，生活一團糟，只能終日花天酒地。
在這位年輕人的日記和回憶錄裡，有許多類似的記錄。他在59天裡打牌15次，喝酒17次，進戲園11次，逛窯子10次。
讓他印象最深的是1910年2月12日（舊曆）的雨夜，當晚，他在妓院喝花酒，之後又去“打茶圍”（即點名叫妓女，喝茶聊天聽曲），酒醉歸家時向巡捕尋釁，被罰款5元。這事對他觸動極大，導致“一次精神上的大轉機”。
這位年輕人名叫胡適。
日後的胡適，以“中國青年的思想導師”自居，提起那些年少荒唐時，自然免不了痛心疾首。但平心而論，狎妓之舉在民國其實極為普遍，絕非不懂事的年輕人的專利。
後來，即使當了北大教授。胡適仍未完全脫離風月，有次在上海喝花酒，又被人看到，還被包天笑撰文刊登於《晶報》，氣得他親赴報館，要找包天笑算賬。老包見勢不妙，立刻從後門逃跑，還在當晚日記裡寫下“胡適之自注銷《晶報》一篇文後，大窘，昨親至晶報館，餘急避之”這樣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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