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的全球冠狀病毒,讓我想起了19世紀的世界病:霍亂


偉大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家加西亞·馬爾克斯曾經寫過一部著名的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其中有一句在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青年中廣為傳誦的愛情宣言:“我對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沒能為愛而死。”在五十年的時間跨度中,馬爾克斯展示了所有愛情的可能性,所有的愛情方式:幸福的愛情、貧窮的愛情、高尚的愛情、庸俗的愛情、粗暴的愛情、柏拉圖式的愛情、放蕩的愛情、羞怯的愛情……甚至“連霍亂本身也是一種愛情病”。

其實,如果從現實的角度去看,你無論如何也不會把霍亂等同於愛情,因愛情而喪命的人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上屈指可數,而因霍亂而喪生的生命,在霍亂兩百年的歷史中卻有幾千萬之巨。據說古時候感染上霍亂的人會被放逐到某處,隔離區的大門上寫著:“入此門者應將一切希望留在門外。”

這次的全球冠狀病毒,讓我想起了19世紀的世界病:霍亂

一、霍亂的7次全球大流行

歷史上最著名的霍亂,是發生於1817年的恆河大霍亂。恆河起源於嘉諾特里冰川腳下的哥姆克冰洞,經過恆河平原,流入孟加拉灣。它被虔誠的印度教徒視為“聖河”,幾乎每一位教徒都愛到恆河中沐浴。據說可以祛病消災、延年益壽。遠洋輪上保存的恆河淡水,經過萬里行程仍然新鮮。最令人驚訝的是,在有痢疾和霍亂菌的培養液中注入一些恆河水,數日後,細菌全部死去。經過科學家研究,原來恆河水中有放射性礦化物——鈾(238)所蛻變產生的鈾(214),這種物質基本上可以殺死河水中99%的細菌。另外,恆河水含有一般河道基本上沒有的噬菌體和重金屬化合物。三者的共同作用,使恆河水有了獨有的自潔能力,因此被視為“聖水”。

雖有“聖水”的庇護,但霍亂卻發源於這一流域的恆河三角洲,因此恆河三角洲也有“人類霍亂的故鄉”之稱。在古印度的恆河三角洲,早就有霍亂的局部流行。直到19世紀,由於歐亞大陸的交通貿易日益頻繁,霍亂才被迅速傳播開來。據歷史記載,霍亂共有7次全球大流行。第一次始於1817年,當時霍亂起於印度,傳到阿拉伯地區,然後到了非洲和地中海沿岸;在1826年的第二次大流行中,它抵達阿富汗和俄羅斯,然後擴散到整個歐洲;第三次大流行,它漂洋過海於1832年抵達北美。到1923年的百餘年間,霍亂共有6次全球大流行,造成的損失難以計算,僅印度死者就超過3800萬。1961年後霍亂又開始第七次大流行。這次起於印度尼西亞,然後傳到亞洲其他國家和歐洲;1970年進入非洲,百年不見霍亂蹤影的非洲從此深受其苦。1991年霍亂襲擾拉丁美洲,一年內就造成40萬感染者和4000名死者。1993年,仍有78個國家報告了霍亂,在霍亂流行的高峰時期,每年,孟加拉有3萬人、全球有20萬人死於霍亂。世界衛生組織統計說,2001年非洲霍亂患者佔了全球的94%。至今,霍亂在一些非洲國家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在第一次霍亂全球大流行中,它就首次自國外傳入我國,從那時起直至1948年為止的近130年中,霍亂在我國大小流行不下百次,其中比較嚴重且有記載者也在60次以上。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加強了國境衛生檢疫和傳染病管理,大力開展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使古典型霍亂迅速在中國大地上消失。但隨著第七次世界霍亂大流行的開始,埃爾託霍亂又於1961年7月出現在廣東西部沿海的陽江、陽春等地,從此揭開了新中國埃爾託霍亂(我國稱之為“2號病”)流行的序幕,至目前為止已有兩次較大的流行:第一次是1961~1964年,波及9個省、市、自治區;第二次是1978~1989年,波及21個省、市、自治區。霍亂已成為危害人民健康、影響生活生產的嚴重公共衛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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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殖民地掠奪的“副產品”

1829年,霍亂進入了一個活躍時期,它沿著貿易和朝聖的路徑不斷從印度向四周輻射,一直逼向人口最密集的歐洲中心。到1830年秋天的時候,霍亂還在莫斯科,但第二年春天時它就已經到達波羅的海的聖彼得堡。然後,霍亂從那裡迅速到達芬蘭、波蘭,並向南來到匈牙利,最後到達澳大利亞。夏天時,柏林也發生了疫情,隨後漢堡和荷蘭都遭到了霍亂的襲擊。

1831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恆河三角洲帶回來黃金白銀,也帶回了霍亂,在1832年一年之內英倫三島有超過8萬人撒手人寰。

在歐洲大陸到處報警的情況下,英國的政治家、醫生、科學家以及廣大民眾都憂慮地注視著疫情的發展。1831年6月2日,國王威廉四世在國會開幕式上說:“我向諸位宣佈一下眾所關心的可怕疾病在東歐不斷髮展的情況。我們必須想方設法阻止這場災難進入英國。”可是,國王的話沒有說多久,他說的“想方設法”還沒有一絲頭緒,8月份,疾病已進入英國。

英國第一個感染霍亂的人,是在英格蘭東北部海岸的港口城市桑德蘭郊區的製陶業畫師威廉·斯堡特。某一天,這位平素身體非常健康的60歲老人突然患病,上吐下瀉,排洩物就像是大麥粉加水那樣的白色液體。他的手腳發涼、體出虛汗、面色青黢、兩眼下陷、嘴唇青紫、口渴難耐、鼻息陰冷、講話無力、嗓音嘶啞,脈搏細弱得幾乎感覺不出它的跳動。除此之外,這位畫師還發起高燒。儘管病情很嚴重,他還是漸漸好了起來。可是兩天以後鄰居家的一個僕人出現了同樣的症狀,結果卻未能逃脫死亡的命運。

數月以來,桑德蘭人一直矢口否認霍亂的存在,但此時,人們不得不承認:霍亂已經登陸英格蘭。

此後死亡連連不斷。對於死亡的原因,那些僅會治療一般腸胃傳染病的英國醫生們只能含含糊糊地把它解釋為嚴重的“夏季腹瀉”。從1831年的10月23日至12月31日,僅在桑德蘭一地就有202人死於霍亂,第二年的1月初,英國東北部其他地區也出現了霍亂傳染。2月份,霍亂蔓延到倫敦港口區,到了夏天,整個英國首都的疫情已經相當嚴重。1832年一年當中,倫敦共有1.1萬人受到傳染。其中死亡人數約佔一半左右,而這個數字佔當年英國全國的霍亂死亡人數的四分之一。

當時,英國人對霍亂的瞭解僅限於它的發病症狀和驚人的殺傷力,而對於它的傳播和治療卻一無所知。人們用蓖麻油沖洗腸胃,有的甚至用電擊,或用熾熱的鐵片去燙身體的各個部位來治療,但顯然這些都無法阻止霍亂的繼續蔓延。

到了1832年3月,霍亂越過大西洋,抵達美國和加拿大,同時,法國、比利時、挪威等國家也發生了疫情。當時,德國著名詩人海涅正在巴黎,他用文字描述了當時的狀況:“3月29日當巴黎宣佈出現霍亂時,許多人都不以為然。他們譏笑疾病的恐懼者,更不理睬霍亂的出現。當天晚上多個舞廳中擠滿了人,歇斯底里的狂笑聲淹沒了巨大的音樂聲。突然,在一個舞場中,一個最逗笑的小丑雙腿一軟倒了下來。他摘下自己的面具後,人們出乎意料地發現,他的臉色已經青紫。笑聲頓時消失。馬車迅速地把這些狂歡者從舞場送往醫院。但不久他們便一排排地倒下了,身上還穿著狂歡時的服裝……”海涅以短短的篇幅,十分生動而準確地呈現了霍亂傳播之快、之嚴重,以及面對瘟疫的眾生百態。

早在霍亂來臨之前,美洲人早已經得到了警告,他們組成了專門委員會對付疾病。醫生們湊在一起談論一旦霍亂出現的應對措施。霍亂首先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和蒙特利爾登陸。1832年6月26日,紐約市的一名愛爾蘭移民帶著霍亂病症死去。不到一星期,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也相繼死去。紐約市立即採取了嚴格的隔離檢疫措施。商店關門,柩車來回穿梭於大街小巷之間。由於死亡率急劇上升,街溝中常見一些屍首。

不少紐約人紛紛逃離城市,去鄉下尋找避難之所,但他們發現,連逃跑也不是件容易之事。剛剛跨過長島海峽,迎接他們的是羅得島人連珠炮似的槍聲,誰也不願讓疾病傳入自己的家園。以紐約州為中心,霍亂向四周擴散。它通過伊利運河到達美國中西部地區,又乘著內地的馬車和海岸線邊的船隻到達新奧爾良,並奪去新奧爾良5000人的生命。密執安州伊普西蘭蒂的當地民兵竟向來自底特律的郵車開槍,只因為底特律已經出現了霍亂。在隨後的兩年中,霍亂時起時伏,奪去了美國上千萬生命。

三、霍亂時期的斯諾醫生

經過漫長的科學研究,人們對霍亂已經有了充分的認識。

霍亂是由霍亂弧菌引起的急性腸道傳染病,發病急、傳播快、波及面廣、危害嚴重。霍亂病名始見於中醫經典《內經》,漢朝《傷寒論》中也有所論述,清朝還有專著《霍亂論》。霍亂是經口感染的腸道傳染病,常經水、食物、生活接觸和蒼蠅等而傳播。經水傳播是最主要的傳播途徑,歷次較廣泛的流行或爆發多與水體被汙染有關。

1848年,霍亂在英國第二次爆發,這次霍亂使13萬人喪生。雖然當時世界許多國家都經歷過霍亂並且經受了重大創傷,但是,對於霍亂的成因並無定論,更多的人包括醫生們猜測霍亂是通過汙濁的空氣或與病人的接觸傳染的,當時還流行一種看法,認為瘟疫起源於土壤中一種有毒的“瘴氣”。

1849年,英國著名的麻醉專家約翰·斯諾博士發表了關於霍亂傳播問題的文章,他認為霍亂並非通過呼吸道傳染,而是經過食道傳染,病人的糞便中帶有病菌,這種病菌一旦進入飲水源中,被他人飲用,病菌就傳染給了他人。雖然當時破爛不堪、居住擁擠、衛生條件極差的居住環境比比皆是,但人們還是沒把這樣的情況和霍亂的傳播聯繫起來,斯諾博士的“糞便傳播說”在當時是破天荒的。斯諾的推測來自他的觀測。1849年,在倫敦的一次區域性霍亂爆發中,僅10天時間就有500人死亡,斯諾行醫的地方恰好就在這個區域中。他在一張地圖上把死者的住地和居民取水的井位都標劃出來,結果發現,霍亂造成的死亡大都發生在一口人力抽水井的周圍。斯諾推測疾病從腸道開始是因為吞下了什麼毒素。他在行醫過程中發現霍亂病人腹瀉持續幾小時後大便變成一種無味的白色液體,被稱為“米湯便”,這種米湯便變幹以後很難發現,它沾在床單和衣服上,護士或親屬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很容易弄髒雙手,如果不加以沖洗,便會在飲食時將毒物吃下去。斯諾推測的最後一步是,流入布羅德街水泵中的水一定是被一條下水道或一根隱蔽的排水管所汙染的。

1854年8月,霍亂再次襲擊倫敦,斯諾博士獲得了證實自己理論的機會。

在布羅德和康橋大街的拐角處有個壓水泵,周圍幾百家人都靠這個壓水泵獲得飲用水。斯諾取了壓水泵中的水樣,發現水中有病人排洩物中如稻粒樣的微小顆粒。他又獲得了近幾個星期內附近因霍亂而死亡的名單,發現幾乎所有死者都曾居住在布羅德大街壓水泵的附近。斯諾還發現就在一箭之遙的布羅德大街釀酒廠中沒有一個人死於霍亂。他調查了原因,發現那裡的工人不是以啤酒當飲料喝,就是從廠中的井裡取水。有了這些有力的證據後,斯諾立即說服市政官員從布羅德街角的壓水泵上取下壓桿,禁止居民從這裡汲水。就這樣,這一帶的霍亂死亡率不斷減少。

斯諾在阻止霍亂方面的巨大努力,推動了許多國家對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飲用水衛生狀況的關注。當然這種關注變成實際的改善,中間還有一段距離,就拿斯諾行醫和研究的布羅德街教區的那個水泵來說,在很長的時間裡還是當地居民飲用水的來源,直到1866年霍亂的第四次威脅下才被拆除。那時斯諾已經去世,可以告慰他英靈的是,倫敦的供水已得到極大改善,改用封閉的排水溝向泰晤士河排放汙水,這使1868年倫敦的霍亂死亡率遠遠低於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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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自然對人類的復仇

1991年的秘魯霍亂肆虐,主要在於它缺少清潔飲用水,其實,在秘魯爆發多次的霍亂大部分都是由水的汙染而起,現在擁有700萬人口的利馬,供水系統還是20世紀初興建的,而當時的人口只有23萬,老化的供水系統已遠遠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而美國疾病控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更糟糕的是該城滲漏的供水系統已將病菌帶到了自來水中。

在秘魯其他的主要城市,情況更加糟糕。秘魯首都以北350公里的欽博特,根本沒有全市的給排水系統。原始的廢水直接倒進河中,自來水又是從河中抽上來的。一旦霍亂病菌進入河水中,它便不可避免地會被抽上來喝掉。離利馬大約500公里的特魯希略,沒有河流,只有一些水井,一些官方和更多非官方的水泵從中取水。井中的地下水極容易被汙水汙染。

依據官方的統計資料,1991年秘魯有336554人患霍亂,其中死亡3538人。瘟疫穿過拉丁美洲蔓延,最後於1994年平息。到了當年的9月,從中美洲和南美洲報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感染人數為1041422人,死亡9643人,但WHO估計報告上所說數據大約是實際數據的2%。果真如此,那麼便有5200萬人染病,幾乎佔該大陸人口的12%,有超過48.2萬人死亡。

在秘魯,如果不是國家衛生部長的遠見卓識,死亡人數還會更多。他意識到了這種腹瀉式疾病在全國的嚴重程度,他獲悉孟加拉國新近使用過再水化療法治療霍亂病人。為了補充體內因腹瀉而缺少的生命必需的電解鹽,以及使鹽能為內臟所吸收的葡萄糖,他將這兩者配成藥劑(被稱為“小急救包”)大量分發給市民,它只需簡單地溶入水中便可以給患者服用。在埃爾託霍亂襲擊秘魯的時候,這種辦法使死於腹瀉的人減少了40%。

城市供水系統的“腐朽”是秘魯霍亂的重要原因,但如果說這場霍亂就是供水系統造成的,那就是大錯特錯。任何城市,供水系統都包括兩個部分:渠道和水源,利馬也好,距離利馬350公里的欽博特也好,供水系統的不堪重負的確會加深水的汙染程度,也會“迫使”居民濫用地下水,但是這裡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秘魯水源本身的高度汙染,這種汙染來自於海洋。環境問題成了製造現代瘟疫的頭號“兇手”。

科學家們一致認為,北海海豹和墨西哥灣海洋哺乳動物易受感染是有機氯化物的汙染所致。海洋生物學家認為,對北極水域魚類的過度捕撈也許是麻疹病毒殺死北海海豹的驅動力。北極的極地海豹,由於被捕魚業剝奪了食物來源,便向南移動尋找食物,由此與北海的港口海豹不期而遇。科學家們推測,那時,極地海豹所攜帶的自身對其有免疫力的麻疹病毒,便跳到了免疫系統已受損傷的港口海豹身上,並將其毀滅。但是在墨西哥港,有另外一種力量擴大了有機氯化物的影響。正是它為利馬霍亂的爆發提供了誘因。

1990年美國中西部和密西西比峽谷的降雨量非常之大,暴漲的河流傾瀉進墨西哥灣,裹挾著大量的殺蟲劑、化學物質和人類與動物的垃圾。正如人盡皆知的北海的嚴重汙染一樣,這種洪水瀉入海中也是美國海岸死去的海洋動物體內有機氯化物存在的一個原因。這也很好地解釋了它們免疫系統缺損的原因。

很可能這些動物的免疫系統因為食物中的有機氯化物毒素而逐漸衰弱,而在濃密海藻中出現的新的變異病毒,它們本身也是其他形式的汙染所激發的。所有這些都對人類健康極為不利,而因與果的循環並未就此終止。有機氯化物也汙染大氣,尤其是氯氟碳化合物和其他碳氟化合物。當它們升入同溫層,在陽光輻射的影響下它們會分解。自由的氯原子於是和存在於同溫層中稱為臭氧的三氧原子發生反應,奪走臭氧分子的一個氧原子,形成氯氧化物,留下正常的氧(O2)。臭氧是非常關鍵的陽光過濾器。沒有了它,紫外線會直接透射到地球表面,對那裡的生物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從所有魚類、鳥類和海洋哺乳動物極為依賴的浮游生物的死亡,到人類的皮膚癌和植物的變異,不一而足。因為紫外線擾亂生物的基因,它使海藻群落中發生的變異和基因改變更加嚴重。

20世紀70年代,麗塔·科爾韋爾已經發現海藻中生活著霍亂病菌。埃爾託霍亂在南亞和東非氾濫時,科爾韋爾和她的助手們仔細研究了這種新菌種,發現它與海洋藻類有極強的親和力。一開始,細菌在浸到寒冷的海水中後會收縮起來,縮成正常大小的1/300,然後進入休眠。在水變得新鮮、溫暖並且水中的氮增多的時候,弧菌會回到它們正常的活躍狀態。這種對應條件可以在實際生活中得到滿足,到了夏天,海藻會在一處河口或港灣接觸到含鹽的水或清水,沐浴在沿岸衝到河水中的肥料和垃圾釋放出的充足的氮之中,這時,便是弧菌復甦的有利時機。埃爾託霍亂菌完全適合在海洋中生存,尤其與藻類相伴。研究者們發現,甚至在它們收縮冬眠的時候,它們也在依靠藻細胞中的蛋囊為生。一個藻細胞可以養活一百萬個細菌。1991年1月爆發的利馬霍亂,其流行路徑其實很簡單:海藻將埃爾託霍亂菌帶到了利馬,如果利馬對水進行氯化處理,也許會避免這場災難,但是利馬沒有這樣做,城市供水系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科爾韋爾認為,如果追蹤海藻的移動,尤其從霍亂流行的孟加拉國沿海開始,傳染病學家就可以提前預報霍亂爆發的地點,幫助有可能受害的人們及時預防。可惜的是,很多國家,包括秘魯這樣的沿海國家,對此一概熟視無睹。

其實,不僅是環境汙染,戰爭也往往使霍亂爆發。比如1994年的盧旺達內戰,造成百萬難民缺衣少食,於是霍亂開始流行。據統計,戰後一個月逃難到鄰國扎伊爾戈馬地區的盧旺達難民感染霍亂人數約5萬,平均每兩分鐘就有一名患者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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