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統一政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定型的內核

汪仕凱 | 有機統一政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定型的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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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管主辦

摘要:有機統一政治是由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構成的整體,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內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定型的根本在於有機統一政治的成熟,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定型奠定堅實深厚的根基。有機統一政治是源自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它意味著社會主義國家在對階級統治實現了否定之否定的基礎上,由人民整體掌握了國家權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是政治生活的主題。社會主義國家創造了有機統一政治,並且構成了有機統一政治的基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中,有機統一通過國體、政體、治體實現,因此國體、政體、治體構成了有機統一政治的內在結構。作為當代中國政治的基本特性,有機統一一方面植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過程,它是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在政治上層建築上的體現,另一方面植根於中國共產黨對當代中國政治的塑造,它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體現。

關鍵詞:有機統一政治;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制度內核

作者:汪仕凱,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上海 201620)。

本文載於《學術月刊》2020年第2期。

目錄

一、有機統一政治的認識發展

二、有機統一政治的內涵

三、有機統一政治的根基

四、有機統一政治的結構

有機統一政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定型的內核

汪仕凯 | 有机统一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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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創造的國家治理體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優越性,它已經推動中國國家治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繼續提供堅實的支持力量。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尚未完全成熟定型,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必須將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定型作為更為突出的任務。

任何國家制度都是由內核和外形共同組成的,因此國家制度要完全成熟定型,不僅要藉助改革和創新來完善組織、規則、程序,以豐富國家制度的外在形態,從而形成發達的制度體系,而且要通過堅持和發展來鞏固深層結構,以強化國家制度的內核,從而形成堅實的制度根基。並且,相對完善外在形態而言,強化內核更為重要。因為只有形成了強大的內核,才能確定完善外在形態的基本方向和具體需要,也才能支撐起由組織、規則和程序組成的發達體系。由此可見,鞏固和強化內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定型的根本所在,這個內核就是由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構成的有機統一政治。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明確了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實現成熟定型的總目標,而要完成這個總目標就必須鞏固和強化由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構成的有機統一政治。《決定》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多個方面的顯著優勢,而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則是最為重要的三個顯著優勢。進而言之,有機統一政治本來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綜合優勢,因此,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成熟定型的根本就在於繼續強化和堅持發揮自身的綜合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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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政治是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展開的,既然有機統一政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內核,那麼當代中國政治實質上就是有機統一政治。有機統一政治是當代中國政治中的核心要素融合而成的整體,這個有機統一的整體構成了當代中國政治的基本特性。作為當代中國政治的基本特性,一方面有機統一政治植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實踐過程,它是現代中國政治發展的產物,因此有機統一政治是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在政治上層建築上的集中體現,另一方面有機統一政治植根於中國共產黨對當代中國政治的創造,是中國共產黨在認識了當代中國政治一般規律的基礎上,有意識地對當代中國政治進行塑造的產物,因此有機統一政治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體現。

一、有機統一政治的認識發展

中國共產黨對於有機統一政治的認識是逐漸發展的,經歷了從不成熟到成熟的發展過程。當然,對於有機統一政治的理解,是伴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實踐過程的發展而逐漸深入的,特別是對當代中國政治發展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總結,為中國共產黨形成關於有機統一政治的成熟認識發揮了關鍵作用。而且,當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對於有機統一政治的成熟認識之後,就根據對於有機統一政治的理解,開始有意識地塑造當代中國政治的內核,努力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中推動有機統一政治的發展和完善。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政權,工人階級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是通過共產黨領導實現的,因此共產黨領導就成為了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在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毫無疑問具有根本地位,但是共產黨領導同樣內在地具有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基本要求。因為正是共產黨領導才將廣大民眾凝聚成為人民整體,人民整體以社會革命的方式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整體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基礎,人民整體同時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得到了階級解放,獲得了當家作主的地位。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共產黨對於人民當家作主也產生了全新的認識,不僅認識到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而且開始把民主與法制聯繫起來認識。鄧小平就認為,政治上發展民主,是改革開放的兩個重要內容之一。他在啟動改革開放的綱領性文獻《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鄧小平已然認識到,只有使民主以法律的形式實現了制度化,人民民主才能變成常態化的政治實踐,從而避免出現政治運動式大眾參與等異常問題。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判斷實際上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理解有機統一政治的起源。在不斷總結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政治報告中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上,依法治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雖然江澤民沒有直接提出有機統一政治由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構成,但是他在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時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有機統一,不可分割,構成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並且,江澤民在具體論述政治體制改革與民主法制建設時進一步認為:“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並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依法治國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人民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不難發現,有機統一政治在黨的十五大政治報告中已經得到論述,中國共產黨對於有機統一政治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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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政治報告則對有機統一政治作出了成熟的論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由此可見,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需要而且應當在政治實踐中融合成為一個整體,這個整體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是人民民主。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政治報告中進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至此,黨對於有機統一政治的認識完全成熟了。不僅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是有機統一整體,而且這個整體即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所在。人民民主作為有機統一整體,對自身的組成部分進行規定,這就是說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都必須從人民民主尋求意義和得到說明。

在認識到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需要和應當在政治實踐中融合成為有機統一整體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就以此認識為指導進而積極塑造有機統一政治。這種塑造集中體現在,以社會主義政治發展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鞏固和發展有機統一政治。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政治報告中指出:“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徵,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統一於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偉大實踐。”不僅如此,有機統一政治要用我國根本政治制度的實踐來實現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必須長期堅持、不斷完善”。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鞏固和發展有機統一政治,並且將有機統一政治的發展置於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實踐中,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對於有機統一政治認識的新高度。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則從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論述了有機統一政治。《決定》指出,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而且,《決定》從有機統一政治原理的角度,進一步論述了鞏固和強化有機統一政治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主義制度提出的具體要求:首先,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將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貫穿其中。其次,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提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質量。最後,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把握住提高黨依法治國和依法執政能力這個關鍵。至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同其內核即有機統一政治更為緊密地融合在一起,一方面有機統一政治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堅實和深厚的根基,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有機統一政治創造了豐富的制度資源和廣闊的發展空間。

二、有機統一政治的內涵

有機統一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確立的基礎上,伴隨著社會主義政治的實踐逐漸發展和顯現出來的。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進程中,根據堅持和完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總體目標,立足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基本經驗,逐漸認識到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在理論上和實踐中融合成為有機統一政治。有機統一政治是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在實踐中不斷髮展的產物,它是對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經驗的高度概括,同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集大成者。在深刻認識到有機統一政治之後,中國共產黨就積極推動有機統一政治的深入發展和強化,堅定不移地將有機統一政治同政治發展實踐和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完善緊密結合起來。

有機統一是根源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體現辯證法規律的自然歷史過程。階級鬥爭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階級鬥爭必然要發展成爭奪統治地位的政治鬥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政治鬥爭是階級鬥爭的最後形態,其最終結果將是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對資產階級統治的否定,而且也是對整個階級統治的否定,無產階級統治最基本的目的在於實現人類的政治解放與社會解放,因此無產階級統治代表了否定之否定規律的“合題”。合題是否定之否定過程的集大成者,否定之否定過程是矛盾運動的核心階段,“按本性說是對抗的、包含著矛盾的過程,一個極端向它的反面的轉化,最後,作為整個過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由於經歷了對階級統治的否定之否定,人類社會的政治才發展到有機統一政治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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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辯證運動的角度闡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生產力發展,但是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就成了阻礙生產力繼續發展的桎梏,因此必須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進行否定。馬克思認為:“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佔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進行否定是由於資本主義內在矛盾運動而發生的否定之否定,這種否定之否定不僅要求廢除私有制,而且要求消滅階級壓迫,進而論之,否定之否定過程必然要求在政治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既是否定之否定得以最終實現的關鍵,這就是要廢除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又是鞏固否定之否定成果的根本保障,這就是深入推進消滅階級壓迫的歷史進程,貫徹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的發展的目標。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在否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內容。

列寧對作為“否定之否定”的無產階級專政進行了深入地解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佔據了統治地位的國家政權,也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社會主義國家已經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思想,他指出巴黎公社是對多數人實行民主與對少數人實行專政的新國家,“公社已經不再是國家了,因為公社所要鎮壓的不是大多數居民,而是少數居民(剝削者);它已經打碎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居民已經自己上臺來代替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由於無產階級專政是由大多數人以民主的形式進行的統治,那麼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二元分立和相互衝突就會在最大程度上縮小,國家與社會之間形成了相互支持關係,因此列寧把無產階級專政也稱為“半國家”。這種思想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並據此建立新中國時就認為,社會主義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由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的人民佔到了全體中國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將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和對敵人進行專政結合起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國家建設的“主要經驗”和“主要綱領”。

人民民主專政是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的實踐,所以它也是對階級統治進行了否定之否定的政治發展的新階段,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基礎的當代中國政治就是有機統一的政治。有機統一是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對當代中國政治整體特性的界定,其基本內涵是,政治上已經不再是圍繞著統治地位而進行的階級鬥爭,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治以在不斷髮展生產力的基礎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基本內容。具體而言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的條件下,由廣大民眾組成的人民取得了統治地位,國家是以人民為基礎建立的,因此“國家事務提升為人民事務”,國家無非是取得了統治地位的“人民的自我規定”,於是國家與社會之間形成的相互支持關係取代了過去長期存在的相互衝突關係。另一個方面,階級統治雖然存在,但是已經發展到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歷史階段,這個歷史階段只不過是消除階級統治的過渡階段,因此階級之間為了統治地位而進行政治鬥爭已然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成為了當代中國政治的主題,而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必須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有機統一政治的根基

有機統一政治的根基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是以人民整體掌握政權、堅持和發展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新國家,人民整體和生產資料公有制構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兩個核心領域,因此人民整體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就構成了有機統一政治的根基。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的、由絕大多數民眾組成的人民整體佔據統治地位的國家,具體到中國來說,就是由絕大多數中國民眾組成的人民整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掌握政權;另一方面,由民眾凝聚而成的人民整體能否長久鞏固,取決於民眾的根本利益是否一致,而民眾的根本利益是否一致則取決於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形式,從經濟基礎上保障了民眾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從而鞏固了中國共產黨凝聚的人民整體力量,因此為有機統一政治提供了最為深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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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整體

社會主義國家以人民整體為政治基礎,這就意味著必須從人出發來理解社會主義國家,“任何政治學說體系的邏輯起點和現實起點都應是人本身”。國家是從人的生產和生活過程中產生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現實的從事著活動的人。馬克思認為:“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由於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都是人的實踐的產物,因而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都是客觀的社會存在,能夠藉助經驗觀察進行分析,並且發現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現實的從事生產實踐的人之間存在的關係,所以馬克思進而認為“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現實的人在生產和生活實踐中會凝聚成為多種集體形式,作為整體的人民則是其中最為重要的集體形式。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必須從人民的角度得到說明,也就是必須從人民主權或者人民統治出發解釋國家的性質。

現實的人在生產和生活中發生一定的關係,並以此為基礎結成社會,社會是現實的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但是,在社會這種集合性存在中,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利益衝突,當這些利益衝突發展成為階級衝突並且上升為政治鬥爭時,國家就作為控制這些衝突、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出現了。國家並不能消除社會之中的利益衝突和階級鬥爭,經濟上佔據統治地位的階級將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於是國家就成為統治階級壓制階級衝突、鎮壓被統治階級反抗的工具。這種局面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會進入一個新階段,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進行總體決戰的歷史階段,無產階級代表了先進社會生產力,與廣大民眾有著根本上一致的利益,因此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就能夠實現廣大民眾的階級解放。然而,無產階級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不僅需要自身成為社會成員中的大多數,而且需要在先鋒隊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組成具有高度內聚性的革命大軍,也就是由大多數民眾組成的人民整體。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同樣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的、由絕大多數民眾組成的人民整體進行的推翻舊的統治階級從而實現大多數人民主的革命,但是由絕大多數民眾組成的人民整體具有更高的內聚性和完整性。中國革命是在現代化水平十分落後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欠發達,沒有為中國革命製造出規模龐大的工人階級,事實上,工人階級在中國社會中是少數,因此為了壯大革命的力量從而取得革命勝利,工人階級必須同佔據了中國社會大多數地位的農民階級結成聯盟,同時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單純由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的大多數還不能稱之為人民整體,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是人民整體,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共產黨通過發達的組織網絡、嚴格的紀律、包容的意識形態、合理的行動綱領將絕大多數中國民眾塑造成為了整體。質言之,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整體提供了內聚性和完整性。

人民整體是推動中國革命的基本力量,在革命勝利之後就構成了新的統治秩序的基礎,也就是構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基礎。社會主義國家無非是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人民整體的制度化表現形式,因此人民整體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就成為執掌國家權力、實施政治統治的主體。在依據有機統一政治的原理塑造當代中國政治,從而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成熟定型的過程中,要始終將中國廣大民眾塑造成為人民整體,就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核心要義就在於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為此必須“健全維護黨的集中統一的組織制度,形成黨的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基層組織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嚴密體系,實現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全覆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仍然是能夠為人民整體提供內聚性和完整性的唯一政治力量。人民整體是由中國社會的絕大多數民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凝聚而成的,因此人民整體執掌國家政權、實施政治統治,就是人民的統治,國家也就成為人民的自我規定,於是社會與國家之間的相互支持關係就形成了。

(二)生產資料公有制

社會主義國家是以公有制為生產資料所有制主要形式的國家。如果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基礎是由人民整體構成的,那麼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則是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構成的,並且,生產資料公有制也構成了作為整體力量的人民的經濟基礎。因為只有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過程中凝聚而成的人民整體,才能夠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得到長久的鞏固和發展。進而言之,只有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中國廣大民眾才能夠形成具有一致性的根本利益,才能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凝聚成為人民整體,所以,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當代中國有機統一政治最為深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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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統一政治是對階級統治進行了否定之否定的基礎上形成的,中國共產黨將絕大多數民眾凝聚成為人民整體從而取代少數人掌握國家政權,是對階級統治進行否定之否定的第一個歷史行動,而利用國家政權在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生產資料公有制,則是對階級統治進行否定之否定的第二個歷史行動。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建立同社會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基石,所以對於有機統一政治來說,第二個歷史行動具有更為深遠的歷史意義。

有機統一政治對階級統治的否定之否定的關鍵在於人民整體掌握了國家政權,但人民整體並非是廣大民眾隨意構成的鬆散集合,而是廣大民眾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凝聚而成的政治實體。由於人是現實的人,體現著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因此人的利益必然是變化和發展著的。這就意味著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並不能自動地實現一致,進而言之,由廣大民眾凝聚而成的人民整體並非是一經形成就始終鞏固的事物。為了長久鞏固人民整體,就必須增強和發展廣大民眾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因為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廣大民眾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奠定了基礎。習近平指出:堅持和發展公有制“關係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國有企業則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得階級矛盾已經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的先鋒隊性質和國家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雖然人民內部客觀地存在著矛盾,但是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並不具有對抗性。由此可知,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性質,塑造了廣大民眾利益分配的基本格局和利益發展的基本方向,也就是從經濟基礎層面為人民整體的長久鞏固提供了重要保障。

當然,廣大民眾根本利益的一致並不等於民眾之間沒有矛盾,必須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所以民眾之間不可避免地會存在矛盾,甚至一些矛盾有可能影響到廣大民眾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在這種情況下,堅持和發展生產資料公有制,對於塑造廣大民眾根本利益的一致性進而長久鞏固人民整體來說,就越發重要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明確要求:“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同樣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由於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因此發展生產資料公有制就顯得尤其重要,只有不斷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在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斷增強廣大民眾根本利益的一致性,進而在此基礎上鞏固和發展人民整體。同樣只有堅持和發展生產資料公有制,才能為社會主義國家提供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從而為有機統一政治的發展奠定深厚的根基。

四、有機統一政治的結構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則是有機統一政治。作為有機統一政治,它一旦在當代中國初步形成就獲得自己的性質,並且進一步對構成自身的核心要素進行規定和塑造,人民民主構成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基礎。可以說,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於人民民主的實踐和發展中,而人民民主的實踐和發展則更進一步地鞏固和完善由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組成的有機統一政治。人民民主的實踐和發展主要包括國體、政體、治體三個結構,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正是通過國體、政體、治體三種結構實現有機統一。人民民主的實踐和發展集中體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實踐和發展,而國體、政體、治體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最為核心的組成部分。

(一)以國體實現有機統一

國體就是國家政權的性質,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在分析革命勝利之後的政治時認為:未來的國家是人民共和國,國體“它只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就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這裡所說的各革命階級就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在新中國成立之時,毛澤東對於國體的認識有了新的發展。他認為新中國的國體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不難發現,“人民民主專政”取代了“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表述。

人民共和國的國體由“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昇華到“人民民主專政”,是社會主義國家理論的重要發展,一方面人民不僅是由革命階級聯合而成的,而且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凝聚而成的整體力量,另一方面人民不僅是實施專政的主體,而且是實行民主的主體,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當家作主意味著絕大多數中國民眾在凝聚成為整體的基礎上實現了階級解放,所謂階級解放就是人民整體從被統治的地位中解放出來成為了統治者。實現了階級解放的人民整體在國家中獲得了統治地位,但是對極少數敵人進行的專政並不是人民整體的主要工作,人民整體的根本任務是利用自己的統治地位,不斷改革生產關係以解放生產力,持續有效地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從而消滅階級和階級統治,建設高度發達的人民民主。這些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所要集中表達的基本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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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整體是實行民主和實施專政的主體,但是人民整體不是由絕大多數中國民眾組成的鬆散聯合,它是以共產黨的領導為中心的、由絕大多數中國民眾組成的政治實體。由於黨的領導是凝聚人民整體的關鍵所在,因此當人民整體掌握國家政權、行使國家權力時,就內在地將黨的領導確立在人民民主專政之中,也就是確立在人民當家作主之中。進而言之,有機統一政治起源於中國革命過程,首先在黨的領導與人民整體之間實現,在人民整體通過革命取得統治地位和成為國家政權的掌握者之後,有機統一政治就進一步在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之間實現。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機統一,是黨的領導與人民整體的有機統一從社會層面上升到國家政權層面的必然結果。

在黨的領導與人民整體的有機統一,向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有機統一轉化的過程中,依法治國就開始作為第三種要素出現並結合進來。依法治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內在要求,它實際上意味著要將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基礎的人民整體以憲法的形式確定下來。毛澤東在主持制定1954年憲法時就貫徹了一個思想,這就是將中國革命的成果即人民民主國家在憲法上予以確立和鞏固。憲法對人民整體和人民當家作主的確立和鞏固,實際上就是以社會主義法治的方式對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有機統一的確立和鞏固。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全面依法治國,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不言而喻,伴隨著依法治國的持續推進和社會主義法治的不斷完善,依法治國對於有機統一政治的鞏固和發展的作用將越來越明顯。因此,有機統一政治從根本上是由國體實現的,並且伴隨著國體的鞏固和發展而不斷完善。

(二)以政體實現有機統一

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以國體實現的有機統一將會延伸到政體上來,憲法對於人民整體以及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機統一的確定和鞏固,具體表現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體系,而政體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體系中的根本,也就是根本政治制度。作為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政體由國體決定並體現和鞏固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政體即根本政治制度,因此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鞏固和強化有機統一政治的根本形式。

黨對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強化有機統一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和能夠發揮的關鍵作用的認識,本身就是有機統一政治實踐的產物。黨的十七大政治報告指出,要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之中,同時必須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中國共產黨此時已經提出了通過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鞏固有機統一政治的任務,在此基礎上,胡錦濤在黨的十八大政治報告中認為“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在反覆總結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踐經驗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建設經驗的基礎上,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政治報告中明確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必須長期堅持、不斷完善。”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塑造和強化有機統一政治,意味著有機統一政治發展到了新的高度,以有機統一政治為內核的中國政治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汪仕凯 | 有机统一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内核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按照有機統一政治的內涵設計的。黨領導人民以選舉的形式產生人民代表,由人民代表組成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將黨和人民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也就是根據法定程序將其制定成憲法和法律,黨和人民遵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開展活動。其實,人民代表大會是以組織形式將黨凝聚的人民整體呈現出來,因此可以認為人民代表大會是人民整體的一個縮影或者說“縮小的人民”。既然人民代表大會本身不過是憲法的產物,黨凝聚而成的人民整體,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呈現出組織化形態,黨和人民的意志也通過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憲法和法律,那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實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黨和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實現的有機統一同樣是動態的政治過程。在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期間,各級黨委將成立專門的臨時性工作委員會或者領導小組,用以領導人民代表大會舉行期間的議程。與此同時,組成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也按照代表團成立臨時黨支部,黨委不僅通過臨時領導小組直接領導代表團的臨時黨支部,而且通過代表團黨組織負責人聯席會議來協調代表的行動和強化黨委的領導。由此可見,黨通過進入人民代表大會內部實現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並且黨對人民代表大會的進入方式是由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因此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過程就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了起來,這個政治過程是人民民主的典型寫照。

在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體系中,政府是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受人民代表大會監督、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的國家機構,可以說政府是人民代表大會的延伸,因此可以將政府看作是政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機統一政治,不僅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實現的,而且也是通過政府實現的。各級政府不僅接受同級黨委的領導,而且政府內部的黨組也保證了黨的領導;各級政府是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的,所以政府本身就是人民民主的結果和體現;各級政府必須以憲法和法律為行動準則,依法行政是政府的基本特徵。由於公共事務管理的主要承擔者實際上是各級政府,因此有機統一政治在實踐中就由政府來完成。進一步講,人民民主歸根結底要落實到增進人民根本利益和改善公民權利上來,所以政府行為就從人民民主的主要方面直接影響到人民民主的發展,因而影響到有機統一政治的發展和完善。

(三)以治體實現有機統一

廣義的治體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其基本內容則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國體和政體是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最為根本的組成部分,因此國體與政體也包括在治體之中。雖然,國體和政體在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基礎性的作用,但是除了國體和政體之外的國家治理體系的其他部分,也對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發揮著重要作用。並且,伴隨著我國國家制度的發展和完善,國體和政體之外的其他國家治理體系在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上能夠發揮的作用將越來越大,這種變化集中體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上。所以,這裡分析的以治體實現的有機統一主要是指政黨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實現的有機統一。

我國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中國政治的實踐已經證明這是一種不同於西方的新型政黨制度。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強調指出:“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建設,健全相互監督特別是中國共產黨自覺接受監督、對重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情況實施專項監督等機制,完善民主黨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議制度,完善支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履行職能方法,展現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優勢。”作為一種新型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有著顯著的優勢,隨著它在實踐中不斷成熟,制度的優勢將在更大程度上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因而它在塑造和鞏固有機統一政治上的作用將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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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則是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基本組織形式。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雖然不是國家機關,但是作為我國政黨制度的基本組織形式,在事實上發揮著類似國家機關的作用。這種作用集中體現為,憑藉“發揚民主和增進團結相互貫通、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雙向發力的程序機制”,從而能夠同人民代表大會相互配合以形成強大的政治合力。具體來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以及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度,一直肩負著在最大程度上擴大人民的範圍,並藉助自身所包含的以共產黨領導為中心、由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隊組成的組織網絡對絕大多數中國民眾進行“認同性整合”,進而最大程度上凝聚人民整體的責任。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都是“認同性整合”賴以發生的價值基礎和認同對象,因此在進行“認同性整合”的過程中就實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在社會領域中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作做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基本政治制度。雖然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運轉的空間是範圍有限的、層級最低的,但是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對於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有著特別的意義。因為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人民民主最為直接的實踐形式,其基本過程就是在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下,基層群眾依照憲法和法律確定的組織、程序以及規則,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就指出:必須“著力推進基層直接民主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健全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基層直接民主的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內在的要求強化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增強基層群眾參與的活力,這本身就是一個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塑造成為有機統一政治的過程。

具體言之,社會領域是中國民眾的切身利益集中的領域,圍繞著保障和改善廣大中國民眾的切身利益,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不僅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而且是發展人民民主的基礎性工程。可以說,社會領域是人民內部矛盾集中的領域,而基層群眾自治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方式,法治是基層群眾自治的關鍵資源,“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礎在基層,工作重點在基層”。由此可見,藉助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有效運轉,黨領導人民以依法治國的方式直接解決廣大民眾切身利益保障和改善過程中的各種問題,從而在不斷增強人民整體內聚性和完整性的基礎上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在實現有機統一政治上的作用將會越來越顯著。

有機統一政治與國家治理體系是相互促進的,國家治理體系將不斷地為有機統一政治的鞏固和完善提供動力和資源,有機統一政治將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提供根本支持。有機統一政治是由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融合而成的,必須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之間的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從而將有機統一政治發展得更加純熟,作為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核心任務,貫穿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可以說它是指導“新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黃金法則”。國家治理現代化在塑造和鞏固有機統一政治上的作用會越來越大,因為有機統一政治必須在國家治理的實踐活動中才能不斷鞏固和臻於完善。而伴隨著有機統一政治的鞏固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也將逐漸成熟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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