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後期,社會“康復”需要我們做什麼

疫情後期,社會“康復”需要我們做什麼

截至3月11日,我國新冠肺炎治癒人數已經超過6萬人,幾十萬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觸者也恢復了正常生活,疫情發展進入了後期。如何解決康復患者的心理問題,以及社會層面的“康復”,是民眾關心的問題。筆者認為,恢復正常社會,需要我們人人參與。

從心理學上講,“我們”這個概念常常代表熟悉、安全、可依靠。比如,嬰兒從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對熟悉面孔的偏愛。如果以兒童為觀察對象,那麼即使一場遊戲的臨時性分組,也常常可以觀察到一些有趣的變化——作為“我們”的隊友往往會表現出更多的支持和友愛,而對被稱呼為“他們”的對手則表現出一些難以掩飾、或多或少存在的微妙距離。在三口之家的家庭對抗性遊戲中,媽媽和孩子一組對付爸爸是常見模式。如果要讓爸爸和孩子一組對付媽媽,很可能首先不同意這種分類方法的是孩子。畢竟,在大多數家庭中孩子和媽媽之間的聯結要比和爸爸之間的聯結更緊密一些。“心軟”的孩子,往往受不了媽媽不是自己人的情形,哪怕這僅僅是場遊戲。

遊戲中“我們”和“他們”的分類都如此重要,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分類帶來的影響也絕對不能低估。對新冠肺炎康復者而言,往往會把與自己有相似經歷的人歸為“我們”;而許許多多未曾患病的個體則可能被歸為“他們”。現實情況是,新冠康復者的數量佔總體人群的比例很小,幾乎周圍都是“他們”。

心理學研究表明,當週圍都是“他們”時,我們對自己獨特性會有很好的覺知。好比一個第一次走出國門的中國人也會對“中國人”這個身份有非常深刻的體驗。類似的體驗還會出現在工科專業班級裡幾個稀稀落落的女生身上,或者出現在幼教專業班上星星點點的幾個男生身上。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很多事情的歸因會不自主地往某個讓人具有“獨特性”的維度上靠。如果在國內,無論被款待或者被怠慢,大家都不會做出“因為我是中國人”這個歸因;但是,如果在國外,和一群外國人在一起,這個歸因非常可能不由自主地冒出來。

因此,出院之後的新冠康復者有可能會對自己“新冠肺炎”康復者的身份更加在意。過分在意會導致敏感,會以一種和患病前不同的目光來審視一些其實很平常的經歷。為什麼熟人不再跟我打招呼?為什麼人們急匆匆地從我旁邊經過?為什麼門口的保安對我不如以前那般熱情?其實在新冠之前,人人也都有遇到過熟人但是對方沒有打招呼的情況,甚至自己主動打招呼別人也沒有回應的情況。但是經歷過“新冠診斷”之後,在“新冠康復者”這個嶄新的標籤的驅使下,人們可能會把一些尋常的經歷和“新冠肺炎康復者”這一特殊身份聯繫在一起

新冠肺炎康復者還需要意識到一點,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其實人們之前默認的社交規則已經發生了改變。其中比較突出的點,可能就是人際距離的拉大。新冠的傳播方式是飛沫傳播為主,因此加大人際距離本身就是防控工作中非常必要一環。換個方式說,居家隔離,其實就是強行減少人際接觸的可能性,也在客觀上拉大了人際距離。人際距離的加大意味著疏離感的產生。若普通人群已經深刻體驗到,那麼在新冠康復群體中,非常可能被放大。

如果新冠肺炎康復者意識到自己可能存在這種過分敏感的情況,就無須自怨自艾,也無須需自責。這是個體應對新冠肺炎過程中很容易出現的一種情況。而時間,往往能夠很好地解決這類問題。

對於普通大眾而言,人們會忽視新冠肺炎康復者會產生抗體這個事實,也會忽視迄今為止沒有一類新冠康復者發生感染他人的事實,而過分關注被標記成“他們”的“新冠肺炎康復者”中的“新冠肺炎”幾個字。這種看似風聲鶴唳般的行為,實則源於內心深處對於風險的極度厭惡和對新冠康復者缺乏共情。需要意識到一點,安全行為和完全無風險是兩碼事。游泳是有風險的,但是正規的游泳館會有各種各樣的措施保障安全,因此去游泳館游泳是一種比較安全的行為。每個人都有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但是按照專業機構的建議,認真做好防護工作。那麼大體上,我們也是安全的。無論你喜歡與否,生活都不可能完全沒有風險。心理學的研究也表明,對“他們”中的一員產生共情要比對“我們”中的一員更難。人類往往能認識到“我們”中的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但是對於被稱為“他們”的一群人則會使用簡單的標籤,忽視他們的獨特性。外貌可能是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往往覺得周圍熟人的長相各有不同,很容易識別出特徵,但是在許多人眼裡“外國人”都長得差不多。同樣,外國人也這樣看我們。在對於情緒的認知上,也是這樣,人們常常能夠意識到“我們”中的成員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個體,但更難從被看作“他們”的人群中體驗這種“人”性。

沒有人希望自己被貼上“他們”的標籤,但是我們經常會被視作“他們”中的一員。我們當前必須要做的,就是從這種主觀陷阱中擺脫出來,這不僅僅對“他們”好,更是對“我們”好。新冠的影響,遠遠不是COVID-19病毒本身。病毒的傳染性雖強,然而和病毒相比,極大的危險還可能來源於大眾對於病毒的過分恐懼,對於治療過程的恐懼,以及還有對他者目光的恐懼。

這些“症狀”影響的人,數量上可能要遠遠多於確診的患者。過度的防禦有時候會帶來很大的困擾——有人努力尋找自己身上“可能患了新冠”的證據,稍微出現感冒咳嗽的症狀,自己就先於醫生給自己“確診”新冠肺炎了,而且對於醫生的“陰性”診斷心生懷疑,多次前往醫院檢查。也許正是為了減少過度防禦的行為,世界衛生組織特意發佈信息指出“自行購買抗生素”和“佩戴多層口罩”屬於不建議而且可能有害的行為。

人類從來沒有生活在絕對安全的生活中。流行性疾病從來沒有遠離過人類。大家要認識到,這種生活在不安全的世界中的情形,也是一種常態。威脅人類的不僅僅是疾病,還有交通事故、戰爭、自然災害。而且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不安全感的時候,接納內心的不安全感,其實從來不僅僅是在新冠肺炎特殊時期需要面臨的任務。換一個角度看,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似乎在告訴人們一個事實:這個星球上的所有人都是“我們”,我們需要更多的愛和包容。正如法國作家加繆《鼠疫》中說的那樣:

“鼠疫就是生活,不過如此。如果說世上還有什麼東西值得嚮往,而且有時還能得到,那就是人間真情。”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心理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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