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紅火火講歷史
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的基礎上建立了明朝，朱元璋能夠推翻元朝並建立明朝依靠的是文官和武將。文官能夠處理國政，武將能夠帶兵打仗。要推翻元朝，就必須處理好國政，就必須在軍事上取得勝利。這反映出了什麼？這反映出文官和武將同等重要。在明朝建立之初，實行的是文武分立。武將不干涉文官的行政事務，文官也不能在軍事上凌駕於武將之上。然而，土木堡之變改變了這一切。土木堡之變是明朝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幾乎一掃而空，能夠與文官對峙的武將也幾乎一掃而空。由此，文官的力量逐漸凌駕於武將之上；由此，大明的文官大力打壓武官。逐漸形成的文官集團逐漸掌握了權力，分配了大明的利益，成為了大明的話事人。實際上，大明的文官集團利用皇權強化的權力平衡方式引導了權力不平衡局面的出現。
關於文官和武將的權力鬥爭和利益分配具體有以下內容需要了解。
第一，文官和武官的鬥爭幾乎一直存在。
有利益就會有鬥爭，有利益官員就會分化。官員分化的標準有好多種：有的按照血緣進行分化，有的按照地域進行分化，有的按照思想進行分化。然而，在這分化的過程中，按官職的功能進行對立性分化的情況雖是不多見，但也是一直有的。
進入封建社會以後，尤其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並把專業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推廣到全國以後，文官與武官的區分就較為明確起來。秦朝的制度是三公九卿，基本上來說丞相是文官，太尉則是武官。文官與武官的鬥爭，當時就出現了。
隨著時間的推進，唐朝的三省六部出現了，宋朝的二府三司出現了，明朝的內閣和五軍都督府出現了……，這些制度變化發展的過程就是文官和武官權力鬥爭的過程。
第二，宋朝時期，文官和武將鬥爭達到了高潮。
從夏朝開始，國家機構就產生了。在國家機構中掌握權力在官員既管行政工作又管軍事工作。也就是說，文官和武官的分工並不明確。從什麼時候開始文官與武官的分工明確了呢？從宋朝開始。宋朝之前是出將入相，宋朝之後是文武殊途。
在宋朝之前，大臣之間也是有權力鬥爭的，但當時的權力之爭並不是文武之爭。從安史之亂之後，文官對武官的壓制就越來越明顯。武官的叛亂造成了社會的動盪和王朝的衰落，武官的叛亂使地主階級的利益受到了嚴重的損害。於是，限制武官權力的思想逐漸形成。
宋太祖建立宋朝以後，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其目的就是削弱並壓制武將。文官講的是忠君愛國，叛亂的可能性小；武將性格暴躁，叛亂的可能性大。所以，用文官壓制武官成為了宋朝的基本國策。文官與武官的權力鬥爭在宋朝時期達到了高潮。
第三，明朝時期，掌握了社會輿論權的文官在與武將的鬥爭中佔據了制高點。
宋朝的重文輕武政策逐漸使以儒家思想為標準的官僚集團形成，明朝的土木堡之變之後，以儒家思想為標準的官僚集團的力量不斷上升，超過了武將集團的力量。在文官官僚集團看來，文官就應該領導武官，文官就應該既管理國事又管理軍事。
文官官僚集團在奪取權利及壓制武將集團的過程中用的是什麼手段呢？應的是控制並引導社會輿論權的手段。文官集團怎樣才能壓制武將集團呢？獲得皇帝的認可。怎樣才能獲得皇帝的認可呢？要麼以輿論脅迫皇帝，要麼以形式壓迫皇帝。
土木堡之變之前，大明文官集團只能以輿論小心翼翼的脅迫皇帝；土木堡之變之後，武將集團和皇權遭到了嚴重削弱，大名文官集團就以權力失衡的形勢壓迫皇帝倒向文官集團。土木堡之變很有可能是文官集團默契的打壓皇權和武將的一次集體陰謀！
第四，以文官統御武將實際上是專制皇權強化的需要。
文官想要壓制武將，皇帝想不想壓制武將？皇帝也是想壓制武將的。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在和平時期需要文官，在戰爭時期則需要武將。當國家形勢穩定以後，皇帝需要文官治理國家；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文官的力量逐漸超過了武官。
皇帝想不想完全壓制武將？皇帝是不想的。皇帝想的是實現文官與武將之間的權力平衡，大明初期的文官與武將的權力就大體處於平衡狀態。從土木堡之變之後，大明文官的力量就逐漸超過了武將。也就是說，大明文官打壓武官的情況是一種權力的失衡。
文官與武官的權力失衡導致了大明處於文官集團的控制之下。文官既沒有管理好國事，又耽誤了軍事。最終，失去了武官保護的大明王朝滅亡了。
總之，大明文官的地位凌駕於武將之上的情況實質上反映了先進商品經濟和落後的自然經濟的利益鬥爭。大明文官的地位凌駕於武將之上的情況的出現既有重文輕武的歷史原因，又有文武官員利益爭奪的現實原因。為什麼文官要掌握凌駕於武官之上的權利？因為明朝的文官已經不是單純的地主階級，明朝的文官已經在從事商品經濟。可以說，明朝的文官代表的是地主階級和商業市民的利益。以土木堡之變為分水嶺的大明王朝的文官和武官之爭，實際上反映了大明王朝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的權利的暫時失衡。
歷史緯度
土木堡之變，武官們的美好日子在英宗時期迎來了滅頂之災，勳貴武將損失慘重，勳貴武將聯合體元氣大傷，而文官集團迎來了新的高峰--于謙立新帝，上面的皇帝是文官自己立的，失去了制衡的文官集團急速做大，成為了話事人。當時的情況是權力中樞需要誰的能力，誰的地位就高。古今中外，黨政軍企，概莫能外。
舉個例子吧，好比一個公司,公司在研發和成長階段，工程師提拔最快，副總裡面總有幾個搞技術的。
產品出來，需要大面積推廣銷售的時候，營銷部門最吃香，營銷主管肯定一個個被提拔到高層。
公司做大了，賓客盈門、技術壟斷、資本雄厚，搞公司治理甚至行政管理的人就出頭了。
大明朝國祚兩百多年，從永樂到萬曆朝根本就沒碰上過什麼看得起的對手，皇帝需要的是“管事”而不是“帶兵”，所以武將地位肯定上不來，連兵部尚書都得要文官來做。所以文官成為了中國曆代歷史上最強勢的文官集團。後面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關閉大都督府，人事任命權歸於兵部武選司，裝備供應來自兵部武庫司，車駕司，戰術制定歸於兵部職方司。而給養，軍餉一直是由戶部提供。至此，勳貴-武將共同體徹底崩潰，要害給人捏在手裡怎麼硬氣的起來，武官們自然而然的淪為了文官的奴婢。文官成為了話事人！
有李行天下
土木堡之變可以說是明朝國勢由盛至衰的一個轉折點，對明朝的土木堡之變對於明朝廷的體制構架與實權的影響可謂深遠，在敗光了明成祖朱棣為大明留下的五十萬大軍後，同時五軍營、神機營、三千營這三個大營精銳也讓霍霍黃了。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題主所說，經土木堡之敗，明朝朝政話語權的更迭，影響更深。
土木堡之變，本來被宦官王振迷了心竅的明英宗被瓦刺送回了京師，但是于謙等立的景泰帝又不願意退位了，而且軟禁了朱祁鎮，直至景泰八年，石亨等發動奪門之變，雖然明英宗在大臣的輔助下復位，重登皇位後，明英宗在石亨等人的挑唆下，逮捕並殺掉于謙等第二梯隊的明朝重臣，因為第一批被他在土木堡兵敗時霍霍了，五十多人的大明重臣，而且土木堡之敗，極大的打擊了明武將集團的地位，從而至文官掌握了朝政，試想，這樣一批沒有才能的人掌握了軍權之後，明朝軍隊的戰鬥力可謂是迅速下滑。這就為宦官掌權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明英宗這人從小被太皇太后張氏管的甚嚴，身邊就沒有幾個玩的一起的人，所以就對太監格外的信任，以至於在軍事指揮統領上，太監的監軍居然是壓倒性的權威。而且自從明朝三楊（楊榮、楊士奇、楊溥）離世後，朝中已經無人能壓得住王振這個大太監，以至於對明朝的影響，極深、極遠。
明英宗也算是個人才，據說在他聽信太監王振出征時，居然帶了數千人的雜役隊伍，衣食住行，這就包括伺候他的宮女太監，《明實錄》中有記載：賞光祿寺廚役二千三百七人，各布一匹，以隨駕出征。沒有一點排兵佈陣作戰部署能力，完全任由一個太監擺佈，這樣的明朝，確是沒崩，也算是奇蹟了。
蘭陵不算黑
明朝在初期沒有抬高文官貶低武官的現象，也沒有抬高武官貶低文官的現象。但在土木堡之變後，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政治傾向，那就是文官系慢慢壯大，武官系根本說不上話。一直到明末，內憂外患的情況下還是如此。那麼在土木堡之變後，明朝的武將為何徹底隕落，而文官集團能始終撐住場面呢？當時由於文化和社會氛圍因素，舊的蒙古制度已經和新社會產生了衝突，土木堡之變只是一個契機。當時以及選拔與考核標準，都是不折不扣的儒家士大夫來源。他們從晚唐就開始了一種對武力階層和非儒家社會精英的刻意排斥。每個朝代基本都一樣，玩筆桿子的，頭腦和心思肯定要比玩兵器的多。戰爭時期還好，和平時期武將基本插不上話，再說皇帝也不希望武將勢力太大，威脅政治。
小柴歷史
文官集團成為資本家和買辦集團的白手套和代言人，為地主們說話和維護地主的利益，侵害百姓和國家的利益，甚至不惜勾結外族蠻夷，來對抗帝王權利，
謀世123
的確，土木堡之變改變了大明延續傳統封建皇朝的文武之爭。
朱元璋到朱棣所建設的軍事國防力量在土木堡被徹底終結，但不是明皇朝的衰敗與結束。
倒不如說是一場換血。
若是土木堡能危害大明，那大明就如北宋一般，在其主力遭滅而亡，事實沒有。
舊的去了，新的自然來。
奈何啊，新舊之間總得有祭品，也就是失敗的實驗品積累。
土木堡之變後的大明就是尷尬，內閣、皇權、太監，等等，新的希望，舊的頑疾，連鎖的併發症。
而這一切現象，已經不是用簡單的文武之爭來說明了。
鴻哥iouyh福小鋪
不會。沒有武盡用武文官也統不了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