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大明文官是不是打压了武官,成为大明话事人?

红红火火讲历史


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的基础上建立了明朝,朱元璋能够推翻元朝并建立明朝依靠的是文官和武将。文官能够处理国政,武将能够带兵打仗。要推翻元朝,就必须处理好国政,就必须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这反映出了什么?这反映出文官和武将同等重要。在明朝建立之初,实行的是文武分立。武将不干涉文官的行政事务,文官也不能在军事上凌驾于武将之上。然而,土木堡之变改变了这一切。土木堡之变是明朝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几乎一扫而空,能够与文官对峙的武将也几乎一扫而空。由此,文官的力量逐渐凌驾于武将之上;由此,大明的文官大力打压武官。逐渐形成的文官集团逐渐掌握了权力,分配了大明的利益,成为了大明的话事人。实际上,大明的文官集团利用皇权强化的权力平衡方式引导了权力不平衡局面的出现。

关于文官和武将的权力斗争和利益分配具体有以下内容需要了解。

第一,文官和武官的斗争几乎一直存在。

有利益就会有斗争,有利益官员就会分化。官员分化的标准有好多种:有的按照血缘进行分化,有的按照地域进行分化,有的按照思想进行分化。然而,在这分化的过程中,按官职的功能进行对立性分化的情况虽是不多见,但也是一直有的。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把专业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推广到全国以后,文官与武官的区分就较为明确起来。秦朝的制度是三公九卿,基本上来说丞相是文官,太尉则是武官。文官与武官的斗争,当时就出现了。

随着时间的推进,唐朝的三省六部出现了,宋朝的二府三司出现了,明朝的内阁和五军都督府出现了……,这些制度变化发展的过程就是文官和武官权力斗争的过程。

第二,宋朝时期,文官和武将斗争达到了高潮。

从夏朝开始,国家机构就产生了。在国家机构中掌握权力在官员既管行政工作又管军事工作。也就是说,文官和武官的分工并不明确。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官与武官的分工明确了呢?从宋朝开始。宋朝之前是出将入相,宋朝之后是文武殊途。

在宋朝之前,大臣之间也是有权力斗争的,但当时的权力之争并不是文武之争。从安史之乱之后,文官对武官的压制就越来越明显。武官的叛乱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王朝的衰落,武官的叛乱使地主阶级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于是,限制武官权力的思想逐渐形成。

宋太祖建立宋朝以后,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其目的就是削弱并压制武将。文官讲的是忠君爱国,叛乱的可能性小;武将性格暴躁,叛乱的可能性大。所以,用文官压制武官成为了宋朝的基本国策。文官与武官的权力斗争在宋朝时期达到了高潮。

第三,明朝时期,掌握了社会舆论权的文官在与武将的斗争中占据了制高点。

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逐渐使以儒家思想为标准的官僚集团形成,明朝的土木堡之变之后,以儒家思想为标准的官僚集团的力量不断上升,超过了武将集团的力量。在文官官僚集团看来,文官就应该领导武官,文官就应该既管理国事又管理军事。

文官官僚集团在夺取权利及压制武将集团的过程中用的是什么手段呢?应的是控制并引导社会舆论权的手段。文官集团怎样才能压制武将集团呢?获得皇帝的认可。怎样才能获得皇帝的认可呢?要么以舆论胁迫皇帝,要么以形式压迫皇帝。

土木堡之变之前,大明文官集团只能以舆论小心翼翼的胁迫皇帝;土木堡之变之后,武将集团和皇权遭到了严重削弱,大名文官集团就以权力失衡的形势压迫皇帝倒向文官集团。土木堡之变很有可能是文官集团默契的打压皇权和武将的一次集体阴谋!

第四,以文官统御武将实际上是专制皇权强化的需要。

文官想要压制武将,皇帝想不想压制武将?皇帝也是想压制武将的。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在和平时期需要文官,在战争时期则需要武将。当国家形势稳定以后,皇帝需要文官治理国家;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文官的力量逐渐超过了武官。

皇帝想不想完全压制武将?皇帝是不想的。皇帝想的是实现文官与武将之间的权力平衡,大明初期的文官与武将的权力就大体处于平衡状态。从土木堡之变之后,大明文官的力量就逐渐超过了武将。也就是说,大明文官打压武官的情况是一种权力的失衡。

文官与武官的权力失衡导致了大明处于文官集团的控制之下。文官既没有管理好国事,又耽误了军事。最终,失去了武官保护的大明王朝灭亡了。

总之,大明文官的地位凌驾于武将之上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先进商品经济和落后的自然经济的利益斗争。大明文官的地位凌驾于武将之上的情况的出现既有重文轻武的历史原因,又有文武官员利益争夺的现实原因。为什么文官要掌握凌驾于武官之上的权利?因为明朝的文官已经不是单纯的地主阶级,明朝的文官已经在从事商品经济。可以说,明朝的文官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和商业市民的利益。以土木堡之变为分水岭的大明王朝的文官和武官之争,实际上反映了大明王朝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的权利的暂时失衡。


历史纬度


土木堡之变,武官们的美好日子在英宗时期迎来了灭顶之灾,勋贵武将损失惨重,勋贵武将联合体元气大伤,而文官集团迎来了新的高峰--于谦立新帝,上面的皇帝是文官自己立的,失去了制衡的文官集团急速做大,成为了话事人。当时的情况是权力中枢需要谁的能力,谁的地位就高。古今中外,党政军企,概莫能外。


举个例子吧,好比一个公司,公司在研发和成长阶段,工程师提拔最快,副总里面总有几个搞技术的。

产品出来,需要大面积推广销售的时候,营销部门最吃香,营销主管肯定一个个被提拔到高层。

公司做大了,宾客盈门、技术垄断、资本雄厚,搞公司治理甚至行政管理的人就出头了。

大明朝国祚两百多年,从永乐到万历朝根本就没碰上过什么看得起的对手,皇帝需要的是“管事”而不是“带兵”,所以武将地位肯定上不来,连兵部尚书都得要文官来做。所以文官成为了中国历代历史上最强势的文官集团。后面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关闭大都督府,人事任命权归于兵部武选司,装备供应来自兵部武库司,车驾司,战术制定归于兵部职方司。而给养,军饷一直是由户部提供。至此,勋贵-武将共同体彻底崩溃,要害给人捏在手里怎么硬气的起来,武官们自然而然的沦为了文官的奴婢。文官成为了话事人!


有李行天下


土木堡之变可以说是明朝国势由盛至衰的一个转折点,对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对于明朝廷的体制构架与实权的影响可谓深远,在败光了明成祖朱棣为大明留下的五十万大军后,同时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这三个大营精锐也让霍霍黄了。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题主所说,经土木堡之败,明朝朝政话语权的更迭,影响更深。

土木堡之变,本来被宦官王振迷了心窍的明英宗被瓦刺送回了京师,但是于谦等立的景泰帝又不愿意退位了,而且软禁了朱祁镇,直至景泰八年,石亨等发动夺门之变,虽然明英宗在大臣的辅助下复位,重登皇位后,明英宗在石亨等人的挑唆下,逮捕并杀掉于谦等第二梯队的明朝重臣,因为第一批被他在土木堡兵败时霍霍了,五十多人的大明重臣,而且土木堡之败,极大的打击了明武将集团的地位,从而至文官掌握了朝政,试想,这样一批没有才能的人掌握了军权之后,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可谓是迅速下滑。这就为宦官掌权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明英宗这人从小被太皇太后张氏管的甚严,身边就没有几个玩的一起的人,所以就对太监格外的信任,以至于在军事指挥统领上,太监的监军居然是压倒性的权威。而且自从明朝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离世后,朝中已经无人能压得住王振这个大太监,以至于对明朝的影响,极深、极远。

明英宗也算是个人才,据说在他听信太监王振出征时,居然带了数千人的杂役队伍,衣食住行,这就包括伺候他的宫女太监,《明实录》中有记载:赏光禄寺厨役二千三百七人,各布一匹,以随驾出征。没有一点排兵布阵作战部署能力,完全任由一个太监摆布,这样的明朝,确是没崩,也算是奇迹了。


兰陵不算黑


明朝在初期没有抬高文官贬低武官的现象,也没有抬高武官贬低文官的现象。但在土木堡之变后,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政治倾向,那就是文官系慢慢壮大,武官系根本说不上话。一直到明末,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还是如此。那么在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的武将为何彻底陨落,而文官集团能始终撑住场面呢?当时由于文化和社会氛围因素,旧的蒙古制度已经和新社会产生了冲突,土木堡之变只是一个契机。当时以及选拔与考核标准,都是不折不扣的儒家士大夫来源。他们从晚唐就开始了一种对武力阶层和非儒家社会精英的刻意排斥。每个朝代基本都一样,玩笔杆子的,头脑和心思肯定要比玩兵器的多。战争时期还好,和平时期武将基本插不上话,再说皇帝也不希望武将势力太大,威胁政治。


小柴历史


文官集团成为资本家和买办集团的白手套和代言人,为地主们说话和维护地主的利益,侵害百姓和国家的利益,甚至不惜勾结外族蛮夷,来对抗帝王权利,


谋世123


的确,土木堡之变改变了大明延续传统封建皇朝的文武之争。

朱元璋到朱棣所建设的军事国防力量在土木堡被彻底终结,但不是明皇朝的衰败与结束。

倒不如说是一场换血。

若是土木堡能危害大明,那大明就如北宋一般,在其主力遭灭而亡,事实没有。

旧的去了,新的自然来。

奈何啊,新旧之间总得有祭品,也就是失败的实验品积累。

土木堡之变后的大明就是尴尬,内阁、皇权、太监,等等,新的希望,旧的顽疾,连锁的并发症。

而这一切现象,已经不是用简单的文武之争来说明了。


鸿哥iouyh福小铺


不会。没有武尽用武文官也统不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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